從“接近問題”到“接近讀者”：中國本土經濟學的暢銷書之路

在圖書市場上，進入暢銷榜單的大多是文學、哲學、傳記和歷史等類型的書籍，與經濟學相關的比較少見。當我們一提到經濟學暢銷書，在閱讀記憶中浮現的似乎都是一些投資理財指南，在大眾閱讀市場是“不值一提”的。

電視劇《馬大帥》第二部（2005）劇照。

這幾年，隨着《大國大城》《薛兆豐經濟學講義》《置身事內》等書的暢銷，使人開始注意到讓經濟學書暢銷的方法還有通識寫作。實際上，在過去四十餘年，是湧現過一些經濟學暢銷書的。最早的是經濟學家薛暮橋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

論學科規模，經濟學遍布各個院系，經過積累，這門學科已經高度標準化、規範化。若說開闢的分支疆域，它素有“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叫法，對人類一切行為、現象、制度和文化都可以作經濟解釋。

然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能在大眾閱讀領域產生影響力的經濟學讀物卻是稀缺的。一方面，經濟學研究主要還是通過論著、報告表達。另一方面，即便在讀者中有較大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往往也是因為他們的觀點——如對某個熱點問題發表經濟學意見——而不是因為他們關於觀點的論述。換句話說，經濟學家可以快速表達他們的經濟學看法，卻不太容易傳播其“經濟學分析”（借用約瑟夫·熊彼特的概念），無法讓讀者了解這些看法究竟是怎麼得出的。讀者也並無可能和興趣去搜索專業論文翻看。許多“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誤會也就產生了。

暢銷書是比較成功傳播“經濟學分析”的一個例子。當然，有的分析審慎，有的分析粗暴，印數只意味着一本書在某個階段某個範圍內受到的接受程度。而一本書之所以暢銷，其原因有時是模糊的、偶然的。將過去四十餘年的經濟學暢銷書放置在一起，在時間線上，有着從“接近問題”到“接近讀者”的轉變特徵。早期的，文獻參考比較單一，卻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在本世紀初，以暢銷為目標的經濟學書籍湧現，在選題、封面設計、推薦語等方面都加以考量，試圖以此增加吸引力，讓讀者多看一眼。再到最近十年，通識寫作興起。

“接近問題”“接近讀者”其中之一就能滿足暢銷的必要條件，剩下的就交給其他條件了。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8月5日專題《在偶然與必然之間：中國本土經濟學的暢銷書之路》的B02-B03版。

破土而出

中國本土經濟學的暢銷書開山之作，是經濟學家薛暮橋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

1979年12月（薛暮橋本人回憶是1980年初），《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由人民出版社發行，印刷五萬冊。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熱”即將形成的前夕，這個數字雖算不上唯一，卻也是為數不多的發行在三萬冊以上的幾種學術專著之一，若限定在經濟學之內，則“只此一本”。在隨後三年間，經過修訂、加印，印數達三百萬冊。另據《讀書》雜誌1984年第2期刊登的陸定一《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修訂版序言》等文章統計，當年在全國各地，這本書供不應求，人民出版社曾向多地提供內容和紙型，由各地翻印，而這部分的印數約六百五十萬冊。兩個印數相加，共計接近一千萬冊。英、法、日、德、塞爾維亞和西班牙等國家翻譯有外文版。在經濟學界，在它之前沒有先例，之後也沒有同等印數的來者。

1980年12月，《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第2次印刷版權頁。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是在改革開放尤其是經濟改革的歷史語境中破土而出的，這是它成為一個出版奇蹟的必備條件。全書十章，近20萬字，基本內容是探討自1949年至1978年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歷史，“並研究現在還沒有解決或者沒有完全解決的一系列重大的經濟問題”，提出遵守經濟價值規律的新看法，旨在改變曾長期受蘇聯影響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制度，故此，與經濟改革的實踐形成呼應關係。

不過，我們還需要看到的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如何在傳統社會主義制度之中發展商品經濟這個問題意識，是主張改革的經濟學家們共同持有的。當初，《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不是唯一對此進行闡釋的新書。比如，卓炯在1981年10月出版的《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廣東人民出版社）還開宗明義集中論述了商品經濟。不同的是，這是一本論文集，呈現作者思考商品經濟的歷程，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是一本專著，站在改革節點回顧歷史、提出問題和方法。經濟改革前期的重點是在農村地區，實踐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的經濟改革只分布着一些零星式試點，到1984年才轉為重點。在1979年初版中，薛暮橋已經論述了“不能勉強地去實行清一色的公有制”，到了1983年修訂版，也即經濟改革重點轉向城市的上一年，他轉而考慮國營經濟與集體經濟的複雜性，在怎樣分離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問題上繼續往前走了一步，其看法是使這兩種經濟形式都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經營者。

上映於1982年的喜劇電影《星星星》通過一家國有鞋廠市場化轉型中發生的父子兩代人的矛盾衝突，展現了當時的經濟生活面貌。

與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最接近的，其實是孫冶方撰寫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兩人是堂兄弟關係，都是經濟學家。他們和于光遠等經濟學家在60年代接到任務撰寫政治經濟學教材，因為提出“講企業利潤”等觀點而挑戰了當時的經濟制度和路線，在“文革”期間，薛暮橋被關入“牛棚”，孫冶方被捕入獄。在這期間，薛暮橋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初稿，孫冶方則搶救此前已經寫了一部分的《社會主義經濟論》，截至1975年4月出獄，他用默憶的方法對書中內容在腦海中過了數十遍。“文革”結束，孫冶方同薛暮橋一樣重啟寫作計劃，遺憾的是，他在1983年2月病逝，遺留下未完成的《社會主義經濟論》書稿。1985年，書稿以《社會主義經濟論稿》為書名由人民出版社發行。

薛暮橋與孫冶方。

孫冶方在書中的《流通篇》認為，企業不再是只具有技術獨立性的車間，而是經濟上亦相對獨立的經營主體，擴大自主權，“由於相互間進行交換的千千萬萬個企業都是獨立核算的企業，所以它們的產品交換，必須是等價交換”。這與薛暮橋關於國營經濟與集體經濟改革的看法，內在邏輯是一致的。然而，他在實際論證過程中卻一直碰壁。他用“價值”這一範疇推動經濟體系重建，可“價值”是來源於另外一種社會經濟形態，有基於貨幣體系的商品生產、交換和消費，也即商品經濟。在當時，如果要研究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價值”，稍不留意就可能“犯錯”。他在邊界內無數次徘徊，一旦踏入禁區，又掉頭無功而返，而這是他最終並未完稿的根本原因。

薛暮橋也遇到同樣的“價值”論證困境。1986年，第10期《經濟研究》雜誌刊登了薛暮橋寫的《修訂版日譯本跋》，他提到《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在論述價值規律上的挫折：“本書的一個缺點是過分強調自覺地利用價值規律，忽視有必要充分利用價值規律的自發調節作用。書中較多強調的是計劃價格必須符合價值和供應關係，而對於許多商品價格應讓市場自發調節則沒有展開闡述。”

薛暮橋和孫冶方都主張擴大國有企業經營的自主權，讓國有企業之間的生產、交換符合價值規律，同時竭力說明這與既有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框架並不衝突。而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隨後，讓人怎麼也沒有預料到的是，從1985年左右起，個體戶和私營企業等十分邊緣的經濟形式反而創造出市場化環境，成為經濟增長奇蹟的一種關鍵力量。無奈，此時出版的《社會主義經濟論稿》已經與經濟改革現實產生了距離，無法再現《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那樣的出版景象。如果《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在1985年以後出版，或許也不大可能出現“印數一千萬”的結果。當然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的出版意義完全是由時間節點塑造的，薛暮橋已經在那個年代無限接近了經濟問題，拓展了論述商品經濟的空間，他和孫冶方、于光遠、卓炯等一批經濟學家的艱難探索，還有他們做學問遇到問題不迴避的坦誠、審慎，都成為無可比擬的精神遺產。

走向新世紀

1988年3月，另一本經濟學暢銷書《賣桔者言》簡體版面世。這是經濟學家張五常的一本文集，或者可以叫作短文集。《賣桔者言》是其中一篇，結集出版也取了這個書名。張五常是借用了明朝詩文大家劉伯溫的《賣柑者言》，只不過把“柑”換成了“桔”，這是因為他跑到香港街巷叫賣桔子，獲取經濟材料。他的短文讓內地讀者看到，原來，經濟學實證研究的方法和敘事還可以如此另類，並且充滿“反叛”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某種趣味性。

1988年，在張五常《賣桔者言》熱銷之時，電影《頑主》上映，講述三個年輕人在北京開了一家“替人排優、替人解難、替人受過”的三T公司，是一代年輕人“下海熱”的縮影。

《賣桔者言》的繁體版1984年11月在香港出版，再版二十五次，印數約八萬。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引入內地發行簡體版，共印三萬餘本，一售而空。《書城》雜誌曾在2000年8月刊登了一篇文章《賣桔者的回顧》，原為香港花千樹出版社增訂本的序言，張五常在其中提到《賣桔者言》是他賣得最好的書。至於其原因，他本人認為是它擺脫了學術體例的束縛，不“科”而“教”。

除了正式版本，《賣桔者言》還有許多手抄本、打印本、複印本。在內地簡體版以前、在簡體版沒有再版後，朋友或同學之間彼此借閱《賣桔者言》都是一種讀書風尚。經濟學家周其仁在《真實世界的經濟學》（2004年初版，此處引用自2021年再版）一書中就曾回憶，他1985年從北京一位朋友“私印”的《賣桔者言》那裡知道張五常其人，並首次了解到他的產權與合約理論。

在《賣桔者言》出版之後五年間，並沒有發行數萬的經濟學暢銷書出現。值得一提的是《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這是吳敬璉和劉吉瑞的對話集，在市場經濟改革失敗論泛起的時候主張“除了改革，我們別無選擇”，闡釋了市場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雖然印數比不上其他年代的暢銷書——1991年12月初版六千本，1992年4月重印五千餘本——卻在當時引起巨大反響。1992年10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式確立。同年12月，《論競爭性市場體制》被國家新聞出版署等有關部門的評委會授予“中國圖書獎”一等獎，評委會認為它為“目標模式的輿論準備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參考李京文等主編《中國經濟科學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93年11月）。其在當年讀書界、政策界中的實際影響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1994年9月，《顧准文集》出版，印數上數萬的經濟學暢銷書再次產生。貴州人民出版社初次發行三千，緊接着加量，到1995年9月第4次重印時，共計三萬四千冊，隨即掀起“顧准熱”。經濟學家戴園晨在《經濟研究》雜誌1995年第1期刊文還提到身邊朋友到書店已經很難買到《顧准文集》了。

《顧准文集》收錄了《古希臘城邦制度》《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等文章，以及顧准與其弟陳敏之的通信。《顧准文集》使許多人第一次知道了顧准，還有他的故事、學識與堅守，被稱作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的典範。顧准和孫冶方都是較早提出“必須研究社會主義下面的商品生產問題”的經濟學家，他更是被稱作“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也有觀點認為是卓炯），令人無限感慨的是他未等來經濟改革就逝世。“顧准熱”是一個文化現象，但是從顧准作為一位經濟學家的角度看，這也是上世紀90年代對經濟改革精神的一種迴響。在這之後，時間來到本世紀，經濟學的暢銷書市場進入了下一個篇章。

“作家”年代

《大腕》（2001）劇照。

在本世紀開端第一年，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引進出版了美國人羅伯特·清崎的《富爸爸，窮爸爸》，在金融業改革和“炒股理財”、財富焦慮等現象興起的影響之下，迅速售罄，此後十餘家出版社發行。然而這個時候，圖書的版權頁不再像上世紀那樣都統一註明印數，有的有，有的無，具體的印數無從統計。《富爸爸，窮爸爸》成為超級暢銷書預示着，在新世紀初，暢銷書的圖書市場已經變得多元，更加商業化，在取名上運用技巧策略，從封面推薦語、選題到內容都在揣摩讀者需求，進入“讀者民主”年代，最終泥沙俱下，而這本就是圖書市場的必然規律。

再說回本土經濟學暢銷書。2007年1月，財經作家吳曉波的《激蕩三十年》上冊出版（中信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次年下冊、合訂本出版。《激蕩三十年》通過文學式語言回憶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史，刻畫人物的心理、情緒和選擇，這讓當年的讀者看到一種不一樣的經濟發展史寫法。而其寫作的主觀性也受到一些爭議。《激蕩三十年》很快成為印數上百萬的暢銷書，在2009年由《長江商報》《成都商報》聯合發布的“中國作家富豪榜”中，吳曉波以750萬元的版稅收入位於第5名，高於韓寒、于丹等當年的暢銷書作家。

2007年還湧現了另一本百萬級銷量的經濟學暢銷書，它的書名可能是所有本土經濟學暢銷書中流傳度最廣的——這就是《貨幣戰爭》。初印是2007年6月，到11月，中信出版社已經重印第13次，平均下來，不到半個月即加印一次。編著作者宋鴻兵成為名噪一時的金融史作家。

《貨幣戰爭》將不同來源的金融和貨幣材料拼湊在一起，認為自1694年英格蘭銀行成立以來，包括林肯被刺殺等各種世界變故，都是金融資本勢力操縱的後果，或至少有其身影。這種縮短的、單一的因果關係鏈，將金融史講述成一部陰謀史，必然喚起各路讀者試圖快速理解世界變動的慾望。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也加速了它的暢銷。自2009年起，宋鴻兵陸續出版了《貨幣戰爭》五個系列，並有法、俄、韓、日和越南等外文版。

2009年8月，經濟學家陳志武的《金融的邏輯》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時代光華出版。《金融的邏輯》雖是文集，但經過作者本人的編選，其基本內容都是在論述人類何以必然需要金融市場，與《貨幣戰爭》的“金融陰謀論”形成駁斥之勢。《出版商務周報》在2009年10月刊登報道《走紅的邏輯》，《金融的邏輯》出版一個月的銷售量逼近十萬冊，此後漲至五十萬冊。

回顧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投資理財成為城市中產階層的某種“必備課”，金融危機席捲全球。由此，人們對金融既有實現“財富自由”的內在渴望，又有不信任的恐懼，而這些都構成必然條件，使《金融的邏輯》這樣一本比較專業而算不上完全通識的書能得到關注。而橫空出世的《貨幣戰爭》則提前鋪墊了議題，這本書從一開始就因為暗含“陰謀論”而被吐槽。出版方也順勢而為，在推廣上突出兩本書的對峙關係，成就了一本文集的意外暢銷。

“通識”年代

《我不是葯神》（2018）劇照。

2010年9月，“郎咸平說”之《我們的日子為什麼這麼難》（東方出版社）出版，談論食品、房價、醫療等熱點話題。郎咸平是電視年代炙手可熱的經濟學家，“郎咸平說”系列圖書基本上都賣成了暢銷書。由於無從統計其具體印數，只得找到噹噹、京東、豆瓣等網絡平台的數據。《我們的日子為什麼這麼難》可能是該系列引起關注最多的一本。截至本文刊發，單個版本在噹噹和京東的自營條目下，賣家評論都在一萬條以上，在豆瓣條目下有七千餘人參與打分。

這本書的封面設計在當年是“專家式暢銷書”的典型模式，把作者作演講或思考狀的照片作為封面大圖，並附上關鍵詞和推薦語。之後，這種誇張的模式就不多見了。

時間轉到2013年。這一年1月，在經濟學領域出現了兩本比較暢銷的書。

第一本是經濟學家張維迎由北京大學出版社發行的《博弈與社會》，用通識寫作的方式論述博弈論的基本方法和結論。2013年1月第一版出版，同一個版本到2015年6月第7次印刷。第二本是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的學者溫鐵軍，在東方出版社出版了《八次危機》，2013年1月初版，2016年12月第9次印刷，印數累計三萬六千本。2017年至2019年溫鐵軍錄製視頻課程《經濟危機及其應對的中國經驗》（增加了兩次“危機”），此後他的講座和問答視頻在嗶哩嗶哩等視頻平台走紅。《八次危機》也持續暢銷，到2020年12月已經是第28次印刷。

接下來，2016年7月，陸銘的《大國大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兩個月加印8次，第5年印數達到約二十萬。在中國城市化建設將近二十年之際，《大國大城》用實證數據、案例敘事和普遍規律探討交通、空氣、住房和教育，而觀念影響着人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和改變。陸銘認為中國需要更大、更多的大城市，讓土地配置、勞動力流動由市場需求調節，形成統一市場。當讀者思考2022年提出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或許會想起當年的《大國大城》。

接着是《薛兆豐經濟學講義》（中信出版社）。薛兆豐因為錄製付費課程和綜藝節目而名聲大噪，《薛兆豐經濟學講義》在2018年6月、7月出版，到2019年5月，一年內銷售約一百萬本。此後，他還在某場直播中創下一次售完六萬餘本的驚人記錄。

到此，本世紀第二個十年就結束了。這個階段的經濟學暢銷書，除了《八次危機》都是通識寫作，而上次暢銷的通識寫作還是上世紀80年代的《賣桔者言》，與《賣桔者言》不同的是，這幾年的通識寫作少了浪漫的、不拘一格的論述風格，作者受學科專業化影響明顯，從章節、論證到注釋都呈現出專著化的趨勢。本世紀20年代的第一本經濟學暢銷書《置身事內》（上海人民出版社），其通識寫作也有這樣的特徵。這本書在綜述學界的研究基礎上，向讀者講述了過去幾十年地方政府如何參與、推動經濟的發展。該書2021年8月出版，在5個月內重印13次，到2022年上半年印數達六十餘萬。這個印數在經濟學暢銷書中算比較可觀的，但在過去幾十年，包括《貨幣戰爭》在內，並沒有任何一本能接近《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的印數。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處在經濟改革共識形成的關鍵時候。當市場化環境最終產生，圖書市場也會像其他市場一般，在那裡，讀者作為買家依照其知識結構、職業、興趣和性格挑書。書籍泥沙俱下，讀者各有所好。

不再可能有印數神話了。

撰文 新京報記者 羅東

編輯 李永博 李陽

校對 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