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019年9月11日在東京首相官邸舉行記者會的資料照片。 (新華社/圖)
1960年,日本前首相岸信介被國內極端右翼分子刺殺,僥倖生還。62年後,他的外孫、另一位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卻未能幸免於難。
2022年7月8日上午,安倍晉三在日本奈良市公開演講時遭遇槍擊,送醫搶救後宣告身亡,時年67歲。
安倍是首位出生於二戰後,也是日本史上任期最長的首相。他提出的“安倍經濟學”在近十年里長期主導着日本經濟政策,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長期困擾社會的“通縮”問題,並有效提振了出口。
自俄烏衝突、美國開啟加息周期以來,美元迴流導致日元成為近期貶值幅度最大的國際主要貨幣。其原因在於,安倍經濟學長期奉行低利率,甚至負利率政策,使日元成為國際遊資投機“套息”工具。
2022年6月3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總統令,命令將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石油天然氣開發項目“薩哈林2號”國有化,參與其中的日本企業三井物產、三菱商事面臨被踢出項目的窘境。
與此同時,戰爭引發的輸入性通脹、日元過度貶值抬高了原材料進口以及居民生活成本,日本央行的低利率政策愈發顯得“雞肋”。經濟復蘇陷於停滯,物價卻拾階而上,針對加息的呼籲甚囂塵上。
市場擔憂,日本央行為了維持國內經濟增長,會放任日元繼續貶值,即便由此引發金融風險的可能性越來越高。
日元過度貶值不僅會引發亞洲其他國家貨幣拋售潮和競爭性貶值,進一步削弱其他國家的出口能力,二者還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主要導火索。不過,日元震蕩對周邊國家“破壞力”已大不如前。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測算,日本在全球出口貿易中的份額已由1996年的8.8%左右下降至2021年的3.7%,減輕了競爭性貶值的壓力。與此同時,大多數亞洲國家業已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不斷加強外匯儲備,為可能到來的金融風暴增厚了“安全墊”。
安倍經濟學是日本“失去20年”的轉折點,此後日本經濟迎來了難能可貴的10年恢復期。但面對更為複雜的國際局面,這一策略已顯出“捉襟見肘”之勢。
“日元貶值、能源被禁、通脹攀升”三支利箭同時射向日本經濟。安倍的經濟遺產還能留下多少?
日本央行“堅守”低利率
2022年國際市場最為矚目的事件之一,要數日本央行與空頭間的“匯率戰爭”。6月24日,日元匯率為1美元兌136日元,創下24年來的新低。
作為美債第二大海外持有國,日本在過去幾個月大舉拋售美債。根據美國財政部數據,日本今年3月份單月天量減持739億美元,創歷史紀錄,今年前4月日本總共減持美債1078億美元。
若細究根源,在於美聯儲2021年11月開始的升息,貨幣政策從寬鬆轉向緊縮。日本正是從2021年12月份開始連續減持美債。
“因為日本央行長期奉行低利率,加上日本是國際最活躍的外匯交易市場,所以日元一直是國際資金‘套利’的首選貨幣。”在上海某外資銀行擔任外匯分析師的陳斌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
由於日本央行長年保持低息、低通脹,投資者會在日本低息借錢,然後購買美債獲利。為了避免匯率波動,大資金會將手中日元兌換成美元,相當於做空日元。
隨着美聯儲加息,資金迴流美國,日元面臨大幅貶值。尤其今年美聯儲6月會議中大幅加息和歐洲央行6月會議宣布即將首次加息,國際資金押注日本央行很可能會放棄低利率政策。
於是,市場資金和日本央行開啟“多空大戰”。 6月15日,日本10年日債期貨盤中創2013年來最大單日跌幅,並兩度觸發交易所熔斷機制,最終收於0.271%,高出日本央行制定的2.1個基點目標。
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很快回擊。他在6月17日上午明確表示,繼續以0.25%的收益率基準無上限買入10年國債。央行秀完“肌肉”,10年日債利率很快重新回落0.25%下方。
以製造強國的日本注重出口數據。安倍經濟學中低息、“弱日元”的經濟政策能夠提振出口貿易,對於手握大量海外資產的大型財團尤為有利。
譬如日本索尼集團,據其2022年5月發布的2021年度財報(截至2022年3月)顯示,集團營業利潤同比增長26%,達到1.2023萬億日元,是歷史上首次突破1萬億日元大關。
還有豐田汽車,2021財年顯示,其營業利潤同比增長36%,達到2.9956萬億日元,刷新了日本企業史上最高紀錄。豐田在財報中解釋,2021年利潤大漲除了疫情恢復和產量增加的因素外,日元貶值趨勢也起到助推作用,吸收了原材料升值帶來的利潤下滑部分。
這些大企業會將海外利潤換回日元,日元貶值幅度越大,最終換得的日元也越多,足以覆蓋因為貶值導致的原材料進口上漲。
這些資金能夠進一步提升員工待遇,進而有望拉動消費。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日本最大經濟團體“經團連”6月公布了日本大企業2022年夏季獎金的第一次統計結果,16個行業105家企業的平均協議金額為92.9259萬日元(約合人民幣4.57萬元),同比增長13.81%,是這一數字4年來首次由負轉正。
能源面臨卡脖子
但日元貶值是一把“雙刃劍”,同樣會增加企業進口成本、抬高物價、加劇金融市場波動,尤其是在俄烏戰爭後。
從3月上旬起,大型商社就向日本政府主張保留與俄羅斯能源合作權益的好處。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最終在3月31日的眾議院大會上明確表示“不打算撤出”,這與退出俄羅斯業務的美英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立場。
目前日本在俄遠東的能源投資包括“薩哈林1號”項目和“薩哈林2號”,二者涉及原油和液化天然氣(LNG)出口。薩哈林1號項目的日方投資人包括日本經濟產業省、伊藤忠商事及丸紅商社,2號項目則由三井物產和三菱商事投資。俄烏戰爭後,英國殼牌、埃克森美孚相繼決定退出薩哈林1號和2號項目,股東僅剩俄方和日方。
日本能源長期依賴進口,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日本2020年從俄羅斯進口的LNG佔到總進口量的8.2%,原油佔4.1%。在俄對日能源供應中,約一半原油進口來自薩哈林1號和2號,全部LNG進口量來自於薩哈林2號項目。
薩哈林1號和2號為日本提供了低價能源,尤其是LNG,幾乎是一條為日本“量身定製”的能源線,其年產量為1000萬噸,其中600萬噸供給了日本,而且採購成本是市場現貨價格的幾分之一。日本一旦退出,原本就趨於上漲的電價和燃氣價格將進一步上漲,抬高通脹。
日本政府決定暫不退出上述項目,但仍表示將減少俄羅斯煤炭進口。直到6月27日,在德國舉行的G7峰會上,岸田文雄就糧食安全問題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主張世界糧食危機的原因是由於七國集團制裁俄羅斯,這完全是滿嘴謊言。”
6月3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總統令,命令將薩哈林2號項目的運營轉交給俄方新成立的法人,無償轉讓現在運營公司的資產。日方參與該業務的三井物產、三菱商事今後有可能被排除出運營框架。
“兩家公司有較大概率會被取消資產和運營權。”日本法政大學教授、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趙宏偉向南方周末記者指出,雖然在G7等發達國家中,日本對俄羅斯的制裁意願相對“消極”,但岸田文雄在處理國際問題上缺乏一定經驗。
“岸田文雄在這一問題上出現了一定誤判。”暨南大學教授、國際化智庫(CCG)研究員吳非同樣指出,“岸田文雄和前任安倍採取了不一樣的立場,安倍在美、俄關係上採用了更平衡的手段。”
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即便是在冷戰時期和蘇聯解體後,蘇聯和俄羅斯也並未停止對歐洲等國的天然氣供應。1973年石油危機後,日本也逐步意識到從俄羅斯進口能源的重要性,加之日俄間北方四島問題懸而未決,最終促成了薩哈林項目的開發。
“俄羅斯這一手相當‘巧妙’。” 趙宏偉形容,根據雙方的股權結構,日方總共佔到出資比例的22.5%,俄方大股東天然氣工業公司為50%+1股。俄方成立新公司後,外國企業需要在1月內向俄方明確是否同意收購,如果不同意,就要將原有股份出售給俄羅斯。
日本媒體評論此舉為“離間計”。如果日方同意參與新企業經營,俄羅斯就等於變相突破了G7等國“不對俄投資”的經濟制裁政策。
當下俄方仍將維持和日本電力的採購合同(直到2029年)。倘若失去合資公司經營權,日方將自2030起只能從市場上高價購買天然氣現貨。最壞的情況可能是,俄方直接撕毀採購協議,日本陷入能源危機。
日本能源研究所理事長寺澤達撰文指出,“以俄烏戰爭為契機,能源貿易的重組將加快脫鉤。能源嚴重依賴海外的日本在能源安全保障方面比歐洲更加脆弱。”
能源緊缺的副作用已經出現,根據日本總務省發布的數據,日本5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綜合指數為101.6,比上年5月上漲2.1%,連續2個月漲幅超過2%。僅能源購買就將CPI推高了1.26個百分點。當月全國電費上漲18.6%,汽油上漲13.1%。
通脹兩難
依靠日元貶值推動的出口金額增長,正在被原材料價格上漲和輸入性通脹侵蝕。
自上世紀90年代日本金融機構接連破產後,日本社會長期處於通貨緊縮,低溫經濟導致企業對設備和人才投資停滯不前。低增長、低消費、低通脹,成為社會常態。
為了恢復經濟活力,日本在2001年成為第一個嘗試零利率和量化寬鬆的發達國家,但經濟始終難有起色。
2012年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後,安倍正式提出自己的“安倍經濟學”。
“安倍經濟學”被總結為三支箭理論,第一支箭是指寬鬆的貨幣政策,目的是為了解決通縮問題。第二支箭指靈活的財政政策,旨在調整公共債務。第三支箭是結構性改革,旨在提高社會生產力、促進民間經濟發展。
安倍的首要目標就是將“通縮”轉變為“通脹”。通脹並非完全的貶義詞,雖然通脹指向了物價上漲,但它也有積極的一面——提升市場活力。
2013起,日本央行決定通過量化寬鬆大幅增加購買日本國債和風險資產,2016年初,部分銀行開始實行負利率,政府逐步成為債務、股市等金融資產的最大買家。2016年9月,日本央行啟動“收益率曲線控制(YCC)”政策,將10年期國債收益率固定在0%附近,並且不設置政府購買上限,以此調整貨幣投放力度。
上述系列措施一度讓經濟由通縮轉變為接近2%的通脹目標,日本的名義GDP也從2012年開始持續保持增長,這是1990年代中期後首次。
通縮背後是大眾減少消費,商品銷售艱難,致使企業減產,甚至降薪裁員。“一個國家的通脹率如果沒有達到2%,意味着東西賣不出去,企業不怎麼賺錢。通縮比通脹更可怕。”生活在日本逾36年的趙宏偉深有感觸。
他曾為一家日本大型商社擔任中國投資顧問,公司原先想要在中國投資產業園,和地方政府談好了,銀行甚至願意撥放低息貸款,但最終項目失敗,即便當時公司在銀行賬上還趴着兩千多億日元的現金。
“日本也存在這樣的大企業病,厭惡風險、不愛花錢。”結果就是,企業不擴大、不擴員,員工工資漲不了,更不用說對人才和新技術的投資。現實是,大企業將錢投到海外,國內經濟在一輪輪貨幣寬鬆下仍然沒有起色。
這種對風險的極端厭惡,被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稱之為“資產負債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辜朝明曾擔任安倍政府經濟顧問。
他指出,日本正是由於所有人都將資金用於償還債務,即便有機會也不願意貸款,或是將資金用於擴大生產,結果是,央行的量化寬鬆無法發揮效果,大量資金囤積在金融體系當中,無法進入實體經濟。
安倍想要通過量化寬鬆(第一支箭)和政府舉債(第二支箭)帶動民間經濟發展(第三支箭),卻無法解決由老齡化和少子化引發的人口結構問題和企業投資意願問題。
然而更糟糕的是,伴隨上述能源危機和日元貶值問題,企業和居民的消費價格先漲了起來。根據日本央行公布的數據,5月的進口物價指數同比增長43.3%,其中,以能源和原材料價格為主的合同貿易部分漲幅為26.3%。
如今,安倍的第一支箭失去了用武之地,第三支箭也難以發揮作用。
“安倍經濟學”未來成謎
根據日本內閣府5月數據,日本一季度GDP再度出現負增長,按年率計算下降1%,自2021年三季度後再現下滑。
因疫情和地區衝突原因,多數發達國家GDP表現均難如人意,但瑞信董事總經理陶冬撰文指出,過去十個季度中,日本經濟在六個季度出現了負增長,日本經濟在疫情衰退後的復蘇情況,遠遠落後於歐美經濟,“貿易收支惡化和消費停滯是主要的原因”,具體來看,貿易的經常項目收支從盈餘變成赤字。
陶冬分析,首要原因是能源價格的暴漲,給日本帶來石油危機以來最大的經常收支逆差;其次是供應鏈出現混亂,衝擊了生產和出口。最後是日元匯率大幅度貶值,進口成本大增。
儘管如此,整體而言,安倍經濟學在剛推出時頗有成效。
根據日本經濟新聞統計,安倍經濟學實施前,2008年到2013年一季度的CPI增長率平均為-0.3%,實施後從2013年春季到2020年秋季上升到正值,平均為+0.5%(剔除消費稅影響),經濟得到一定程度復蘇。
就業同樣出現增長。安倍上任時國內的就業人數為6263萬人,到2020年9月離任時增加了400多萬人。特別是女性和老年人的就業增加。在同一時期,日本的失業率從4.3%下降到3.0%。
為了應對老齡化、優化政府收入結構,安倍頂住輿論壓力,上調了兩次消費稅,在2014年4月把稅率從5%提高到8%,然後在2019年10月提高到10%。
“現在日本的貿易協定FTA基本都是安倍談妥的。”趙宏偉補充,安倍不僅和美國、歐盟等多國建立了全球首個高標準的區域貿易協定(CPTPP),也不忘加入由東盟和中國等國參與主導的區域協定RCEP。
“可以說(經濟方面),安倍是相當務實的,目前日本的對外開放框架基本都是由他一手搭建。”
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就任後,日本經濟因新冠、地區衝突等多重原因再度陷於停滯,物價拾階而上。岸田文雄在經濟方面提出了“新資本主義”理念,意圖在改善分配方面更進一步進行改革。
7月11日,日本參議院選舉結果揭曉,自民黨單獨獲得過半議席。這意味着,岸田文雄將在未來兩個月內完成內閣改組和自民黨高層人士任命。
包括安倍的親弟弟、日本防衛相岸信夫,隸屬自民黨安倍派的經濟產業相萩生田光一等人能否留任,將成為焦點。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也將於2023年4月屆滿離任,總裁一職需獲日本國會通過,並由內閣正式任命,作為首相的岸田文雄有提名權。
若萩生田光一、黑田東彥相繼離開,考慮到日元貶值和能源上漲壓力,“安倍經濟學”能否被繼承仍是個謎。
(應受訪者要求,陳斌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徐庭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