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獄中題壁》中的“兩崑崙”指的到底是誰？

《獄中題壁》一詩是譚嗣同的絕筆之作，它所表現出的維新志士忠於理想捨身止難的英雄氣慨，為譚酮同年輕的生命塗上了光彩濃重的一筆，在他身上所折射出來的變法救國的愛國精神，反封建的無畏精神，以及為變法救國流血犧牲的獻身精神，都令世人無不欽佩。而文學界和史學界一直都對“兩崑崙”究竟是誰存在很大爭議。

一、兩崑崙的多種說法

按道理說，自譚嗣同用煤渣《獄中題壁》賦詩之後，以梁啟超對“兩崑崙”的解釋最合理。因為梁、譚二人本就是至交好友，在學術地位上也非常接近，他們也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然而，一些學者結合歷史背景和作者的真情實感，發現“去留肝膽”和“兩崑崙”的解釋並不合理。

李敖當年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兩崑崙考》，他引用的是陶菊隱在《新語林》中的說法，兩崑崙指的是，王五與胡七。因為兩人都屬於“崑崙派”，這種說法倒是有些意思，卻無法解釋“去留”二字。胡七與王五究竟誰“去”誰“留”，無法解釋，尤其是將“崑崙”理解為“崑崙派”，一場轟轟烈烈的變革，成了武俠小說的結尾，又與作者的心境不符。

梁啟超

第二種觀點是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提出的，他認為其一指康有為,另一位指的是俠客大刀王五，也是學術界普遍認可的觀點。

第三種觀點認為“兩崑崙”指譚嗣同的兩個奴僕胡理臣和羅升，古語稱僕人為“崑崙奴”。

第四種觀點，認為兩崑崙是王武和胡七，因為二人同練“崑崙拳”。

光緒

第五種觀點，也是最為普遍的觀點，認為“兩崑崙”分別為唐才常和王五。唐才常當時與譚嗣同並稱為“瀏陽二傑”很有當年“南慕容北喬峰”的意味。戊戌政變前夕,譚嗣同已發電報邀唐才常來京參與政變。在獄中的譚嗣同說到的兩崑崙應該是帶着遺囑的味道，寄希望於唐才常來京後協助王五實現“奪門迎辟”，設法營救出光緒帝，完成未競的革命事業。

以上五種對於“兩崑崙”含義的解釋,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見解之所以不一,是因為此詩用典較多，並運用隱喻與象徵,再加上譚嗣同本人社交廣泛，結交的朋友眾多，使得後人面對他眾多的密友,難以確 定“兩崑崙”的準確所指。許多學者或是從詞源考證着眼，或是從詩 人的政治思想特點出發,來辨析“兩崑崙”的含義,應該說是深刻的,有見地的。究竟哪種說法最靠譜，時間還要拉回戊戌變法的年代。

二、《獄中題壁》的歷史背景

1989年9月17日，林旭帶出了光緒皇帝的兩道密詔，譚嗣同和康有為等人捧詔慟哭不已，就在大家都束手無策之際，譚嗣同在9月18日獨身前往法華寺見袁世凱，勸其救“聖主”，誅榮祿。9月21日，發生政變，慈禧囚禁光緒於瀛台，並下令抓捕維新派人士。9月22日，譚嗣同到日本領事館見梁啟超，並將詩文和《仁學》等著作交給梁啟超

日本友人勸譚嗣同去日本避難，譚嗣同不聽，慷慨陳詞：“各國變法，無不從流面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之後的三天中，他與大刀王五密謀救光緒，欲潛入宮中將皇帝劫出，而榮祿加強了皇宮的警戒，王五雖然武藝高強，奈何勢單力薄，事終無成。王五苦勸譚嗣同出奔，願以身保護，譚堅拒不行。初十日，9月25日，被逮下獄。初十至十二日，在獄中三天，寫遺康有為書、遺梁啟超書各一封，給家僕胡理臣、羅升手札三封，壁上題詩一首。

從上列譚嗣同自戊戌八月初二至十三遇害之行蹤可以看出，譚嗣同在變法前後的一舉一動都是顯得大義凜然、泰然自若。他這一時期的全部思想與言行已完全集中到一個焦點，即推新變法事業的命運上。他真的是彈精竭慮，慷慨激烈，捨生求死，以期保護君王，並望新法事業有成於來日，其他的東西是一無顧及的。換個角度思考一下，譚嗣同剛烈磊落，為法絢身，死前念念不忘新法之再興，沒有一個字提及身後事的他怎麼會忽然關心兩個照顧自己的僕人呢？所以，兩僕人說站不住腳了。

三、“去留”與“肝膽”

詩的前兩句“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分別用了兩個典故。這兩個典故都出自《後漢書》。

“望門投宿”用張儉事：張儉有才德，因彈劾殘害人民的宣官侯覽，被誣告為結黨造反，朝廷下令逮捕他時，時人慕其名，家家都不怕遭破家之禍而收留他。

“忍死”句用杜根事：東漢杜根因鄧太后臨朝，把持朝政，便與他人聯名上書，請求太后還政於帝。太后命人將杜根裝入布袋，於殿上擊殺之。執法者憐杜根忠正，不肯用力，杜根詐死後逃走。後太后被誅，杜根復官拜為侍御史。

兩個典故中，都含有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正直、清廉的黨人因深得民心，在遭受迫害時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譚嗣同引用這兩個典故，是因為他們遭難時的情況與自己眼下的處境作比，雖然他沒有張、杜二人遭受迫害時人人破家相容的境遇，但是自比張、杜，譚嗣同覺得問心無愧，自己與張儉、杜根一樣同是有才德、正氣凜然、忠正不阿之人，變法未竟，自己為變法事業流血犧牲，是死得其所，雖死而無憾。

前兩句詩是譚嗣同對自己人生價值的發現與肯定，在他的思想中是早就存在了一個頂天立地、拯救時代的英雄式的“我”的形象的。

到了後兩句詩中的“兩崑崙”並不是孤立的，在它之前還有“去留”、“肝膽”這兩個關鍵詞。這種英雄式的“我”的形象越發地突現出來。既然問心無愧，死得其所，何不面對橫刀，仰天長笑，從容就義！就像當年程嬰與公孫杵臼做的選擇一樣，去者為梁啟超、康有為等人，自己則留下以死酬謝聖主。在譚嗣同寫給康有為的信中就提到了“嗣同為其易，先生為其難”，就是出自這個典故。

所以，“去”與“留”所隱含的意思就是投生與就死，“去”者，即保存性命，將來再圖變法者，“留”者，即捨生取義，以身殉道者。這樣看來，“兩崑崙”所指一為死者，一為生者，“死者”別無他指，很顯然應是譚嗣同本人。“肝膽”一詞，則是指自己與“去者”肝膽相照，是為生死之交，生前可患難與共，死後可以大事相托。

四、兩崑崙與任俠

白羽認為一崑崙是譚嗣同，另一崑崙應是大刀王五。因為他是個繼承了譚嗣同革命思想的忠實執行者，也是譚嗣同生命中最後的陪伴者。譚嗣同將其比作崑崙，與他的“任俠”思想是分不開的。

譚嗣同18歲時，曾自填《望海潮》詞，云：“拔劍欲高歌，有幾根俠骨，禁得住揉搓？忽說此人是我，睜眼細瞧科。”

譚氏好任俠，對自己也有俠骨崢嶸的期許，這種俠客精神，構成了譚嗣同獨特的生命情調。任俠精神的重要特徵就是輕生尚氣，到了晚清，由於社會文化劇烈動蕩，俠風又有所演化。

在那個文恬武嬉、官貪民怨的時代，知識分子自覺地意識到對時代有責任，所以也就更嚮往正義之實現，也更期待英雄，或自己願意成為拯救時代的英雄。譚嗣同期待英雄具體表現為羨慕景仰“任俠”人物。一個偶然的機遇，他結識了“義俠”王五，結為莫逆之交。王五名叫王正誼，軀幹魁偉，武藝超群，善於擊劍，時常背着一把大刀濟困扶危，江湖上人稱“大刀王五”。譚嗣同摒棄門第觀念，不為世俗所拘，甘願拜王五為師，跟王五學習劍術，得王五悉心傳授。

特別是王五那種慷慨豪爽、倔強勇敢的性格和反抗精神，深深地感染着譚嗣同。很多人認同將大刀王五這種江湖豪俠比作另一“崑崙”，其實深深蘊含著詩人的“任俠”精神和對俠客王五的景仰之情。

其二，與“任俠”思想相聯繫的是，譚嗣同在政治上主張一種激進的社會改良。他在自己的《仁學》一書中說：“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崙矣，志士仁人求為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逐，死無憾焉；若其機無可乘，則莫若為任俠，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是亦撥亂之具也！”譚嗣同提倡的“任俠”精神，是要號召人民舉行起義推翻清王朝，並為起義而犧牲、要是時機不成熟，不如進行暗殺。

譚嗣同思想中不同於其他改良派的最大特點是“流血變法”的思想，他的思想和行為和康、梁有很多不同，他是以一般改良主義者少有的政治膽量和敢說敢幹的精神狀態向舊勢力作勇猛鬥爭的。而王五的一言一行所體現出的英勇無畏的精神與譚嗣同的“流血變法”的政治思想是極為符合的。

大刀王五也曾經捨身去營救光緒，甚至在譚嗣同被捕後，也不顧生命危險。日日去探望譚嗣同，甚至在刑場上，欲劫法場，營救譚嗣同。王五敢作敢為，肝膽照人，譚嗣同臨刑前把變法的希望寄託於“去者”王五身上，希望他這種捨身為國的精神去喚醒更多的中國人，繼續實現自己的未竟之志。所以，王五稱得上是另一座“崑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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