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昭和男兒”到“令和肥宅”，日本男人的形象是如何變遷的？

原作者 | [美] R.塔格特·墨菲

摘編 | 徐悅東

《日本及其歷史枷鎖》，[美]R.塔格特·墨菲著，李朝津譯，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2月版

從長太郎到“草食系男子”，

日本男人的理想形象經歷了哪些變化？

“草食系男子”在西方媒體上有諸多報道，因為這個新詞引發了世界各地對傳統男性角色轉變的關注。美國作家漢娜·羅辛在討論美國的類似問題時，稱之為“男性的終結”。同西方男人一樣，許多日本男性現在的行為在一代人之前是不可想象的。現在，年輕的日本父親不會覺得年幼的女兒跌倒受傷後，他在公共場合安慰一下她有什麼可羞恥的，但他的祖父可不會這樣做。

戰前，男人從來不會和他們年幼的孩子一起在公共場合出現，除非是在一些儀式化的場合，比如婚禮和葬禮，但即便在那種情況下，也只有母親會關注孩子的舉止。但今天，與西方男性一樣，年輕的日本男性也會公開表達他們對女朋友、妻子和孩子的情感。青少年躲開女性以前被認為很正常，但現在他們不會因為女孩在身邊而感到不自在。同時，如果說日本年輕人還無法像美國大學宿舍那樣無視性別差異，但至少成群的日本男女一起工作、玩耍已經不再被認為有什麼特別的。

現在，青少年男孩都用名字而非姓氏稱呼彼此（對此老一輩是無法想象的），甚至在辦公室里，年輕的日本男性也不會再像他們的父親那樣面對女同事表現出不自在，不會再把她們當作只能奉茶或複印文件的“辦公室花瓶”。

《花開伊呂波》男主角，對女性很溫柔，成長在都市的草食系男生。

但“草食系”的標籤表明，我們面對的不僅是明顯放鬆的道德觀念。新詞彙再一次提供了線索。正如“無用的老男人”這個綽號用來指代退休男性一樣，用來形容年輕男人的一些輕率用語已近乎公開的嘲諷。今天，許多日本年輕女性稱呼她們的男朋友為“保持君”（キープ君）。“キープ”來自英語 keep（“保持”），而“君”是日語稱呼男孩時的後綴。“保持君”的意思是，男朋友被留在身邊是因為他在某些物質方面可以滿足女人，而不是因為她對他有很深的感情。因此，“足君”是說他有一輛車，可以提供代步工具；“名刺君”（字面意思是“名片”）是說他會帶她去高檔餐廳，給女性一種高貴身份的象徵；“貢君”（字面意思是“禮物”）是指他會給她買昂貴的禮物。

這是個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上只有男性可以對女性使用物化的語言，現在女性也可以隨意使用同樣的物化詞彙在男性身上。當然，這種現象在其他發達國家也可以看到。但這裡有趣的是，關於男性身上發生的事情的基本假設存在差異。美國當今流行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對男性的厭噁心理，將男性（至少是異性戀男性）描述為無能的失敗者或者麻木不仁的粗魯漢。但在日本，男性多半被描寫成受“肉食女”支配的懦弱、被動的食草動物。

看一看1979-1980年的熱門電視節目《淘氣大王櫻間長太郎》， 我們就能了解自那以後日本對男性的期待發生了哪些變化。這個節目的名稱幾乎無法翻譯。它講的是一個小孩精力太過旺盛，以至於無法控制。故事圍繞着這位11歲男孩的探險，以及他與姐姐、父母、老師、好友、對手、喜歡的同班女孩之間的關係。2011年，在劇中飾演小男孩父親的演員去世，引發了人們對這部電視劇的懷念之情。它在日本民眾心目中的地位，與《天才小麻煩》和《鄰家小鬼》在美國的地位相當。

主人公櫻間長太郎是日本傳統觀念中初露男子氣概的典型代表。這個小小的男子漢，無論天氣多冷都會穿着超短的牛仔短褲。他表達情感的唯一方式就是打架，以及一次又一次地惹禍。他的功課不好，但嚴厲又可親的老師很難不喜歡他。他的姐姐假裝成得體的年輕淑女，認為他是個難以忍受的頑童，但他那位好心的母親知道怎樣容忍他。他的父親想當木匠，很明顯，這本是他的志向所在，但為了過上體面的生活，他被迫在郊區的一家百貨公司找了份工作，在那裡銷售需要 自己動手製作的木質傢具，而且每天都要向顧客和高傲的老闆卑躬屈膝——這對於討論男子漢氣概問題很重要。

父親通常用社會上唯一接受的方式發泄情緒，即對孩子的惹是生非大發脾氣，但兩個人總是會和好，因為他們本質上是彼此的老年版本和青年版本。對長太郎而言，父親的經歷給了他一個直接明白的先例，他長大以後，孩子氣的精力和熱情被社會與經濟現實馴化得服服帖帖時，他會過怎樣一種人生。

但就當時而言，長太郎的唯一真正弱點在於他對同班同學瞳的純真感情。他不知道如何表達這種情感。瞳覺得長太郎很難相處，因此更喜歡他的對手，也就是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正弘，而正弘的父親是長太郎父親的老闆。不過，在遇到真正的危險或道德難題時，長太郎通常表現得更好。瞳在某種程度上是理解這一點的，儘管她對長太郎粗魯和笨拙的方式感到惱火。

從日本傳統的各個角度看，長太郎都是一個男孩應該成為的樣子。正如劇名顯示的，他身上洋溢着超級男孩的活力。他長得很帥，但他所有的男子氣概都與其對手正弘的漂亮外表形成鮮明對比。他可能不太會表達，功課也不好，但他正直善良。他是一個真誠可靠的朋友，可以了解別人的感受，雖然有時不知道如何處理。

長太郎代表的人格特質在日本並沒有完全消失，但在今天的媒體上，它往往表現為一種懷舊的復古。（《永遠的三丁目的夕陽》中的男主角和他兒子就是典型代表。）在電視劇中，是長太郎打敗了對手，但在現實世界中卻是“正弘們”贏得戰爭並得到了瞳這樣的女孩。外表俊秀而女性化，溫柔而有禮有節，在日本各地被視為普遍標準，無論男孩還是年輕男人都要遵守，尤其是如果他們希望吸引女性的話。

《永遠的三丁目的夕陽》劇照

人們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日本女性現在決定了日本男性應該如何行動和表現自己。但這太簡單化了。從某些根本意義上講，雄性打扮而雌性選擇的現象不僅出現在所有文化和所有時代，而且出現在整個動物王國中。雌雄莫辨的愛美男性，其原型可以追溯到日本平安時代的貴族那裡。當時，社會對書法與詩歌藝術的重視遠勝於軍事和男性功勛。

正如前面提及的，在江戶時代，“女形”（扮演女性角色的男性歌舞伎演員）是時尚和藝術潮流的重要引領者，而且繪畫中“美少年”的形象根本無法同女子區分開來，除非暴露他們的性器官（正像春宮畫中展示的）。作為一種性別表象人格，“美少年”在現代社會中依然存在，雖然他的性別特徵在明治以後變得很明顯，但仍然柔弱而敏感。

不可否認，男同性戀現象在日本文化中有很長的歷史。但在今天，“美少年”通常很受女性歡迎，而且是有意為其打造。可以作為證據的有：當代人對“少年之愛”故事（這類故事通常由女性且為了女性而創作，其主角是極為俊俏的少年同性戀情侶）的熱情；或者是一群少女擠在運動場上對傑尼斯事務所的作品尖叫，這家經紀公司在過去的兩代人中發掘了無數美少年，讓他們在舞台上激情飛揚。

因此，日本豐富的歷史和藝術記錄充分表明，日本女性一直把有修養且敏感的唯美主義者視為理想的男性類型（也就是說，這並非過去20年里突然出現的現象）。

但在過去，經濟和社會現實不可避免地介入其中。直到最近幾十年，女性很少能自己選擇丈夫。就算她能自己挑選，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年輕男性的前途，是他在社會上獲得一份穩定工作的能力，因為這是她能過上體面生活的唯一途徑。在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裡，這意味着他能否被公司或官僚機構等強大的經濟組織接受，而接受程度（就像我們前面看到的）取決於他的教育背景、上進心、沒有醜聞以及適合融入日本組織生活的性格特徵。如果他相貌英俊，而且喜歡現代爵士樂或安東·布魯克納的交響樂，那也不錯，但無論如何，他在未來不可能有時間培養這些興趣。

今天，許多日本女性不再需要通過男性獲得經濟獨立，也不再需要通過男性來獲得她們在女性圈子中的社會地位。她們現在可以自由地運用性、浪漫以及經濟標準來選擇伴侶。其他發達國家也面臨同樣的情況：世界各地的男性面對的都是要求更高的女性；在發達國家，僅僅作為“好的供應者”的男性已經沒有優勢。

但在上一代人（自從《淘氣大王櫻間長太郎》俘獲了電視觀眾的心的那一代）那裡，日本特有的一些東西也發生了變化。日本男性獲得情感滿足和爭取他們作為男人的自尊的傳統方式被打破，正如日本女性獲得了一種新的獨特能力，這種能力使得她們可以對未來的丈夫和男友提出西方女性不會提出的要求。

與傳統中國和西方相比，

日本男性間的連帶關係相對更為核心

日本文化與社會長期浸透在同性關係中，尤以男性為然。日本男性數百年來都倚賴沒有血緣關係的其他男性，這種關係對建立親密情感以及經濟政治網絡都非常重要。當然，血緣關係和異性聯繫仍然一直存在，沒有它們社會是無法存在的。但讓觀察者震驚的是，與傳統中國和西方相比，日本的男性連帶關係相對更為核心。在傳統中國社會，家庭的血緣關係是至高無上的，而在西方，至少在引進基督教後，以性愛為基礎的男女配對是人際關係中最重要的。

在前現代的日本，對領主和男性群體的忠誠總是優先於家庭關係，更不用說對情慾的迷戀了。在戰後初期，說美國男性和日本男性對家庭與學校（或工作場所）關係的看法完全相反，這不誇張。對穿着“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美國男人而言，辦公室是他必須去的地方，他在那裡建立的人際關係大多出於必要，沒有情感溝通，只有在家裡他才能放鬆下來，做回自己。對日本的工薪族而言，真正親密的關係是在同事和老校友間，而不是在家裡，家庭只不過是他們的加油站。

從性的角度看待日本的男性群體是錯誤的。不可否認，遲至百年以前，年輕男性對女性的興趣會被視為不健康和懦弱的，他們對同性反而會產生依戀的感情（這種情況在美國同樣存在，雖然同性愛欲沒有日本的明顯。丹尼斯的《我們男孩在一起：為女孩瘋狂前的青少年之愛》（We Boys Together: Teenagers in Love before Girl-Craziness）一書研究“二戰”以前美國的大眾文化。它指出，就算無關性愛，男孩也被期待在感情上互相吸引，而對女孩過早產生興趣會被視為有礙男性性格發展）。但到江戶中期，被武士階級視為“光榮”的同性戀已逐漸式微。到了明治時期，隨着政府效法西方模式立法禁止同性戀活動，它就完全消失了。

日本男性並非為了滿足性愛而加入男性群體，他去那裡主要為了情感寄託。能夠與此競爭，提供一個輕鬆自在的環境讓他們“做自己”的，就只有童年時與母親的關係了（傳統日本母子間的親密關係在一些國家會被視為不健康的。日本男孩直到6歲都可以親近母親的乳房，而整個孩童時期，他都可以與母親同床）。父親、老師以及其他權威人物都遙不可及而且很苛刻。

至於女性，除了母親（有時候還有姐姐），她們是焦慮的來源。“好”女子是不存在的，戀愛和婚姻都是夢魘，只是為了實現各種社會期待（父母和其他權威長者照管他們的戀愛與婚姻事務）。當然，性釋放可以從妓女那裡得到，但要付費的性愛遠不如自在的情感寄託有吸引力。作為人類，日本男人發現自己有時會陷入熱烈的愛情中，但從歷史上看，任何愛欲感情的爆發都會被視為破壞性的悲劇。

當然，西方意義上的婚姻也常常能為男性提供一輩子的寄託與陪伴。但對數百萬日本男性來說，他們最重要的情感關係是與其“仲間”（老友）的。在日本，由男人來決定男孩在什麼環境下成長為男人，由他們設定成年男性身份的標準，並決定誰符合這些標準，誰不符合。

草食系和肉食系男子

再次申明，上述情況並非日本特有的。在我們所知的幾乎每一個傳統社會中，男孩都會離開以女性為主導的家庭領域，雖然有時是被強行趕出來的。無論如何，他們都會花幾年時間在全是男性的環境中，無論是學校、工作場所、狩獵群體或戰鬥群體還是牧師培養階段。只有在被其他男性證明了他們的男子漢身份之後，他們才會以丈夫和父親的身份回到女性王國。這種男性的生命歷程不僅在所有的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甚至在其他靈長類動物和其他高度進化的社會性哺乳動 物（如大象）中也能看到。

正如我們在本書中看到的許多其他東西一樣，日本的經驗與其他國家的不同只是程度問題，而不是本質內容的差異。男性群體幾乎在所有社會中都扮演着重要的社會和政治角色，但在日本，他們佔了不成比例的主導地位。今天正在侵蝕男性群體的力量——婦女政治和社會賦權；新的經濟現實更青睞女性的同理心與情商，而非男性的競爭力、等級和發達的肌肉——絕不是日本獨有的。但對日本男性來說，後果可能更具毀滅性，而且會以與我們在西方看到的不同的方式將他們攆出局。

20年的經濟創傷放大了日本男性的社交焦慮

在戰爭年代，不受約束的男性群體動力在戰術輝煌和戰略災難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到了戰後，這種群體動力會被重新部署以服務於經濟的發展。在整整一代人的時間裡，日本企業成功地把戰爭時期父輩在前線的情感生活傳遞給了日本的年輕人，它是另一種版本的“兄弟組合”英雄主義和親密感。不少觀察家注意到“奇蹟”年代中日本企業的半軍事化氛圍——顯而易見的上下尊卑制度，對犧牲及“耐力” 的強調。

日本人事經理非常刻意地利用男性群體的動力以樹立團隊精神，並激勵他們的員工投入到工作和犧牲的狂熱中。年輕的公司新人在工作的前幾年通常會住在全是男性的宿舍里。他們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也會像一般的工薪族那樣，到新宿和大阪的夜店玩樂、狂歡。

換言之，他們像士兵那樣生活、行動和思考——這是有意為之，以激發那種奉獻的熱情和精神，讓年輕人共同作戰，甚至為對方犧牲。當然，有一個重要的差別：日本工薪族的犧牲不是為了保衛家庭、國家、朋友，或者保護母親和姐妹，而是為了生產和銷售更多產品。

在戰後的頭幾十年，上述目標非常重要，以至於日本文化似乎可以從心理上說服年輕的工薪族，要求他的思想如同士兵一般，準備做出最後的犧牲。在第四章中討論的戰後解決方案，使得生產和銷售產品成為使日本恢復其某種程度的偉大的唯一途徑。從個人層面看，成為一名優秀的企業戰士會讓年輕的日本男性獲得作為男人的社會價值和自尊，為同儕欽羨。此外，他還可以加入一個優越的男性群體（取代了過去的日本軍隊）。加入後的回報不單是穩定的收入和地位，還有情感上的親密關係和社會認可的性釋放——首先，可能通過“酒水女郎”（“ 娛樂”費用通常可以在企業的開支項目下報銷），然後通過婚姻。

今天，文化對待工薪族的方式已近乎公開嘲諷，時尚的年輕女性稱呼工薪族男性為“老傢伙”（おやじ）。今天，人們欣賞的男性不是工薪階層，而是企業家、設計師、由傑尼斯事務所力捧出來的“偶像”，以及一些通過自我奮鬥成名的體育明星，例如棒球運動員鈴木一朗、足球運動員中田英壽和年輕的高爾夫球手石川遼等。

然而，文化描述的理想與現實的機會之間存在着根本差距。可與之比較的是，美國職業體育向年輕黑人男性傳遞的信息與他們在現實中所面臨的選擇之間也存在巨大差距。很少有年輕的日本男性能在商業世界成功出頭成為企業家，因為商界從根本上還不信任他們。對於那些想在設計和平面藝術行業出人頭地的人來說，能得到好工作的只佔很小一部分。而像鈴木一朗這樣的運動天才或由傑尼斯事務所捧出來的男明星，他們看起來星光四射，但在日本男性中實屬鳳毛麟角。

鈴木一朗

在第六章里我們提及，讀賣機器及其棒球隊等現實管理者大肆吹捧的舊式工薪族道德規範，至少引導日本男孩和年輕男性走上一條可能會帶來合理結果的道路。然而，在上一章我們指出，過去20年的經濟創傷讓年輕人更難在企業和政府機構中獲得穩定職位，而這些仍然是日本人獲得社會地位和安全保障的唯一可靠途徑。

其結果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性焦慮和社交恐懼，隨之而來的是數百萬年輕日本男性相互不來往或與異性絕緣。新詞彙再一次提供了線索。最有名的就是“御宅族”這個詞了，它跟“壽司”一樣，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在國外，這個詞指的是對動漫或漫畫等日本流行文化 有狂熱興趣的人，而在日本，它指的是一個人（通常是年輕男性）痴迷於某種事物，以至於放棄和真實的人接觸。這種痴迷通常與科技或流行文化有關，但也不盡然。“御宅族”一詞的關鍵不在於迷戀什麼東西，而在於這種迷戀壓倒了生活中所有其他的東西。

其他詞更消極。例如，“萌え”（從其本來的含義“萌芽、發芽”引申而來）一詞指的是那些不願意和真實女性建立關係的男人。他們崇拜虛擬世界中的可愛人物，通常是對一些年輕女孩想象的投射。“蟄居族”（引きこもり，字面意思是“長期待在家裡不參加社會活動”）指的是那些從來不離開卧室的年輕人，很明顯，它與“御宅族”有重疊的地方，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兩者。但“蟄居族”不一定會迷戀某些東西，他只不過討厭、害怕這個充滿責任和期望的世界，以至於想要 逃避。當然，要成為“蟄居族”，他必須有一位母親為其提供食物，而且住在有卧室的房子里。

這個詞反映了一個潛在的問題：不願意長大，不願意成為一個男人。當然，對小飛俠彼得·潘不願承擔成年人的責任和義務的抱怨隨處可見。但無論在伊夫林·沃筆下的英國還是菲茨傑拉德筆下的美國，能永遠像男孩一樣無須承擔責任和義務的只有上層社會的男性，否則只會窮困潦倒。但今天的日本、美國或英國已經沒有人挨餓了。

在美國和英國，年輕男性在前途無望的職場苟延殘喘，他們的姐妹則不斷加入單身職場母親行列，這種情形多半發生在中低收入者與工人階層。日本的“御宅族”和“蟄居族”則多半來自上層中產階級。

這些詞傳達的消極和畏縮似乎是我們上面提及的新反叛女性的另一面。但簡單地把“草食”男性和“肉食”女性並列，會忽略階級因素的重要性。典型的“蟄居族”一般出生在富裕家庭。他小時候可能很少見到自己的父親，因為他父親已經爬到日本大型企業或官僚機構的高層，很少在家。他母親則耗費全部精力為他找一所好學校，並竭力滿足他的一切需要。“黑妹”可能有一位整天在外工作的母親，做的是商店服務員這種工作，而她父親是出租車司機或者在小型家庭公司從事體力勞動，這類公司在日本不計其數。

換言之，“蟄居族”和“黑妹”不是兄妹，無論字面意義上還是象徵意義上。英國的足球流氓或美國那些認為男性“無用”的單親媽媽，也許是由相似的經濟和社會力量造就的，但這些人在社會上的相對地位其實並不一樣。

原作者 | [美] R.塔格特·墨菲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李永博

校對｜李銘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