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 low or go high?企業的底線與追求 || 大視野

2022年07月05日05:37:02 熱門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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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老師親自講述,歡迎收聽音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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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是什麼)

阿里巴巴女員工申訴自己酒後受侵犯、公司管理層漠然處之,引發了內部和外部的滔天浪潮。事實真相有待警方正式披露,但不健康的職場文化,已經成為全社會的關注點。這家公司的生意一大半是女性貢獻的,這家公司的創始人不止一次說“下輩子一定要做女人,女性才是世界美好的源頭”,這家公司高管中的女性比例一直很高,等等。然後出了這樣的事,叫人怎能不失望?

事情曝光後,我在朋友圈發言,表達了憤怒。但光憤怒是不夠的,一定要找出路,找方法,從根本上促進解決問題。

問題發生在阿里身上,所以更具關注度。但坦率說,類似的不當工作方式的陋習、惡習在中國商界普遍存在。

我向兩家著名諮詢公司麥肯錫和羅蘭貝格的全球合伙人建議,能否依託對全球大公司行為準則和職場文化的研究,釐定一些標準、規範,供給中國企業參考。

前幾年去比亞迪位於美國蘭卡斯特的分部調研,在辦公區牆上看到地圖般大小的勞工權益保護規定。涉及到員工歧視(discrimination)和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的條文很多,密密麻麻。

接待我們的比亞迪高管說,中國企業“走出去”,在勞工權益方面有很多課要上,如薪資記錄一定要完整,最低工資規定和員工休息時間的規定一定要遵守。特別是性騷擾及性別、種族歧視,極為敏感,各州勞工法都要求僱主進行防範,如果管理層實際造成或默許了騷擾、歧視,涉嫌人員和企業可能負連帶責任,甚至會被處以數十倍於原告實際損失的罰金。

“按照我們的規定,不要說對女員工動手動腳,言語中有挑逗和暗示都可能被起訴,”一家跨國公司高管對我說,“不少本土企業習慣把女員工叫‘美女’,這種稱呼本身就很不職業,不是對女性的尊重。”

千萬不要以為企業員工的事是企業內部的事。在國外,即使是顯赫的明星企業,如果處理不好對員工的性騷擾和歧視的問題,也會被社會追究,甚至可以讓創始人離職。

最近的典型案例是Uber,2017年2月,前Uber軟件工程師蘇珊·福勒在博客上發布了《回顧在Uber非常非常奇怪的一年》,揭露Uber內部泛濫的性別歧視文化,以及她和同事受到的性騷擾,而Uber的管理層當時對她們的控訴不聞不問。

這篇文章引起社會軒然大波,難以平息,以致Uber不得不請前美國司法部長埃里克·霍爾德對公司政策和文化展開獨立調查。調查形成了13頁的報告,對解決Uber的企業文化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包括將創始人、CEO卡拉尼克的權力分解給一位首席運營官。

2017年6月,在股東壓力下,卡拉尼克宣布辭職。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人性中本有魔性,從來如此,無論多出名的企業(如谷歌)都會發生性騷擾等事件,幾無例外。而如何對待,以及制度性地解決問題,這是衡量企業文化的真正試金石。

最近阿里巴巴成立了工作環境委員會,開設了舉報郵箱和緊急援助熱線,正在制定“反性騷擾行為準則”,還成立了反陋習小組,對集中反映的不當工作方式自查自清,包括但不限於酒桌陋習、低俗玩笑等“在工作場合讓員工感到不適的方式”,無條件支持員工拒絕勸酒等行為。這些痛定思痛的選擇,也應為更多企業作鏡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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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1(為什麼之一)

本文的重點不是阿里巴巴女員工事件本身,因為事實鏈還不夠清晰完整。我希望和企業一起探討的是:在追求商業成功的過程中,應該有哪些不容逾越的底線?為什麼企業總是失守底線?

根據利益相關方理論,企業底線大致有兩類,一是契約型,一是公共利益型。

契約型底線是指有與企業有合同關係或有直接利益關係的底線。如企業對消費者,不能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對員工,不能侵害法律和勞動合同賦予其的權利;對上下游等合作方,不能不講誠信,不遵守合同;對競爭者,不能偷竊其知識產權;對政府,不能不按章納稅。等等。

公共利益底線主要涉及到環境、社會、法律等方面的約束。

從我長期觀察看,中國商界的底線意識是不斷提高的,商業文明程度也在不斷提升。但似乎有一些天生的缺陷,一直在那裡,只是不同時點的表現形式不同而已。

我舉幾個例子。

北方一家連鎖企業到南方某地開店,打了很多廣告,早晨開業,人山人海,但一天下來沒有多少銷售。原來本地幾家連鎖企業聯合,派了大量人馬堵在門口,想買東西的顧客很難擠進來。

兩家中國設備供應商在國外參與競標,發生過一方動用武力搶另一方標書,另一方雇了幾輛警車衝破阻攔的事情,也發生過一方到政府部門舉報另一方人員的簽證存在問題,導致他們在當地直接被抓。

前兩天胡潤約我交流,談到最近全球性的對Big tech公司的警惕,他脫口而出:“我認為中國反壟斷很對,我平時打車,同樣的線路就比同事貴不少,他們是用算法對一些人悄悄漲價。”

給我講第二個例子的當事人很感慨,“當時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因為公司規定如果市場份額低於對手,銷售負責人就地免職,所以才會去搶標書。但多年後回想,才明白我們曾經付出過怎樣的代價”。

我問麥肯錫、羅蘭貝格的合伙人,中國已是《財富》500強公司數量最多的國家,為什麼大公司的商業底線還這麼糟糕?為什麼一些聽起來匪夷所思的事,在商界實際上司空見慣?

一位回答:“太過於成功導向。阿里事件可能成為分水嶺,對‘工具人’這一思維進行檢討。以前企業領導人不重視,現在整個國家的氛圍在起變化,不能不重視了。”

他的意思是,人是目的,不應是工具。但在成功導向的驅動下,很多企業自覺不自覺犧牲了人的尊嚴,把人降格為“工具”。

另一位回答:“和企業家的內心世界有關。不少企業家口頭高調暢談現代化管理和科學治理,骨子裡還是‘我的城邦我的王’的心態,熱衷用君君臣臣那一套來管理,把自己放在天上,對管理人員和普通員工缺乏平等和尊重。上行下效,職場充滿山頭化、庸俗化、等級化,員工也習慣了,覺得為賺錢,這都是常態,不往心裡去就是了。”

中國2020年的名義GDP是1978年的275倍,中國企業的收入規模和企業家的財富數量屢創新高,但如果人都工具化了,其內在的幸福感,會增加嗎?

人的異化、工具化不是中國企業獨有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以市值論英雄、以市場份額為導向、贏家通吃的資本意志的必然結果。在這種意志下,如同Uber投資人庫班所說,“卡拉尼克最強的能力就是哪怕需要撞穿一堵牆也要達成自己的目標”。卡拉尼克的理念就是“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勝利”“增長高於一切”。

Uber內部繃緊了弦,員工“利用各種手段”完成績效,達到目標後就“充分”緩解壓力。《紐約時報》曾報道,2015年Uber在拉斯維加斯舉行全員大會,員工們喝酒、賭博甚至吸食可卡因,一位主管性騷擾了數名女員工。

靠着這種狼性十足的高績效高強度文化,Uber被稱為“傳統經濟最兇猛的顛覆者”,但狼性文化也像雙刃劍,最終激起從內到外的強烈反彈。

企業在其高成長、高估值、社會普遍讚譽的時候,員工甚至甘願被洗腦,接受企業灌輸的一切。美國《連線》雜誌採訪的一位Uber前員工說:“在我最初加入Uber的時候,我當然知道這些不正當手段,但並不在意,因為我覺得這是具有競爭性的表現。我曾對一位高管的猥瑣行為不予理睬,我不停地暗示自己說這些骯髒陰暗的做法是所有公司私底下都存在的。”直到蘇珊·福勒發了博客,“Uber的傲慢與放肆被同樣無情地摧毀了”。

大企業不斷挑戰極限,希望越做越大,但社會絕不希望也不能容忍他們去挑戰人的尊嚴的底線,挑戰人類共同價值的底線,逾越社會責任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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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2(為什麼之二)

企業不擇手段去追求成功,在競爭中無所不用其極地打擊對手,在更深層次上,是因為過度重視工具理性,忽略價值理性;只關心達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有效,而忽略這種手段會不會傷害人之為人的本質,以及人與人關係的健康。

當然,這也是整個現代社會的問題。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1858-1918)指出,過去,人們渴求的人生目標──如美好的愛情、神聖的事業──並不是任何時候都能期望或者追求的,而金錢,卻是人隨時可以期望或者追求的,所以金錢成了現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標,成了“持續不斷的刺激”。

從前,宗教虔誠、對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續的精神狀態,如今,對金錢的渴望成了這種持續的精神狀態。“金錢是我們時代的上帝”,這不是比喻而是現實,“金錢越來越成為所有價值的絕對充分的表現形式和等價物”,人們相信金錢萬能,如同信賴上帝全能。

不加限制地運用工具理性,追求金錢,必然出現“致命的生命感覺的萎縮”。齊美爾說:“貨幣給現代生活裝上了一個無法停轉的輪子,使生活這架機器成為一部永動機,由此就產生了現代生活常見的騷動不安和狂熱不休。”

“金錢只是通向最終價值的橋樑,而人是無法棲居在橋上的。”這是齊美爾留給後人的警句。

錢穆先生在《人生十問》中說:無論如何,我們的心,總該有個安放處。

不思考“最終價值”“不可動搖的核心價值”的問題,作為個體,心就安不下;作為企業,行為就會偏頗,今天這樣明天那樣,甚至自相矛盾。

在關於中西價值觀的比較研究中,有學者指出,中國人追求的不朽是從“活着”出發,追求“現世不朽”,重視“在世作為”,反映的是實用理性的精神性格。基督教的永生盼望是從“死亡”出發,依靠“上帝”的救贖力量打破此生此世的死亡鏈條,打開“彼世”或“來生”的天國而獲得永生。

由此來看,很多中國企業家的深層問題,還是因為骨子裡信奉“成王敗寇”,只要現世成功就心滿意足,“別人怎麼做,我也怎麼做”,為了贏,不擇手段,“沒有最狠,只有更狠”,而缺乏超越性的標準,觀照自己,反省懺悔,擇善固執。也因為內心沒有固守的社會價值和人文價值,所以連一些明明白白的標準如誠信,有時也會奉行機會主義,並不真正當一回事。

由於上述的深層次問題,加上中國大市場提供的大量機會,以及急功近利、唯利是圖、粗放野蠻的快速增長模式,使不少中國企業在“靈魂落後於腳步、管理落後於增長、文明積累落後於財富積累”的情況下,也能獲得成功,甚至“膽子越大成就越大”。

但“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樣的變局、敗局還少嗎?

捫心自問,中國企業有多少原創性的發明創造,可為人類貢獻?我們在技術創新、管理思想、企業文化方面,有多少能被世界認可的企業和品牌?

我絕非否定中國企業的成就,我看到中國企業的創新時代已經開始,有很多堅持生產型創新、有追求、不流俗、走正道、講正氣的企業和企業家。即使最近備受爭議的互聯網產業,我也認為是過去十幾二十年中國經濟的亮點,是生產力創新的代表,互聯網平台要自我超越,但它們不是中國經濟的包袱,而是建設數字中國的寶貴動力。

但是,如我經常所說,我認為中國強大的企業很多,可愛的企業很少,值得熱愛的企業更少。流星很多,恆星不多。這也是活生生的現實。

為什麼不可愛?想愛也愛不起來?關鍵是,這些強大和成功的企業的某些行為,背離了它們的價值觀和社會的期待。這幾十年,總體上,中國的親商(pro-business)氛圍越來越濃,但很多被捧到天上的企業,聽其言觀其行,真的對得起大家的這份親嗎?

當一些企業在自我誇耀的流量經營和水軍運作方面遙遙領先於世界時,只要一些意外事件發生,就會被打回“原型”,露出粗鄙的尾巴。此時我們才意識到,文明的演化真的很慢,錢可以用一代時間掙到幾百代都花不完,文明則要幾代換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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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怎麼辦)

中國有N多的行業,現在都到了反思時刻。只有超越過去的路徑依賴,才能徹悟,才能再向前。

平安人壽董事長丁當告訴我,最近兩年,壽險行業挑戰很大,保費增速急降,銷售人力下滑,保費質量下降。他認為,究其本質,是互聯網時代讓客戶的充分選擇權得到了更多尊重,而行業並沒有真正“以客戶為中心”,比如一直存在老產品炒作停售的營銷打法,希望打造一種稀缺、緊迫感,推動客戶儘早拿定主意。

丁當說,壽險業要走出困境,思考一切問題的出發點絕不應該是保險公司自身,而是要將自我發展與整個實體經濟和人民生活緊密相關聯,以社會和人民的需要,定義自身存在的價值。

“例如,這次鄭州大水那麼嚴重,氣象台發了5次紅色預警,保險公司就應當通知客戶不要把車停到車庫裡面,不要上街去低洼的地方。當車庫有淹水預警的時候,做一個裝置把水堵住,這都是可以做到的。”

丁當認為,企業向善有三重境界。

第一重是“不作惡”。如谷歌董事會收到基層員工來信,反映搜索“自殺”兩個字,搜索結果是五花八門的自殺方法。董事會高度重視,發動整改,之後搜索“自殺”,看到的不再是相關方法,而是防止自殺的心理諮詢電話。

第二重是“賺錢行善”,即在經營獲得成功後回報社會。

第三重是“行善賺錢”,即以解決社會問題的善念為出發點和終極目標,通過更好地行善,來實現自己的事業。

例如,去年有一家叫檸檬水(Lemonade)的保險公司在美國上市,一年的市值增長了230%。它收到的保費,扣除理賠款、公司日常運營費用和基本盈利後,剩餘資金捐獻給由客戶指定的慈善機構。這一“因善而起,善在其中”的創新機制,增加了客戶的投保意願、情感認同和信任,也讓公司獲得了快速發展。

丁當說,一個行業的真正危機,不是經營和業務的危機,而是道德、價值觀與信仰的危機。在未來,有正知正念正能量的企業才是真正有前途的企業,“誰的福報越多,誰的能量越大”。

在深圳,我還和招商銀行原行長馬蔚華進行了交流。他說自己正與一批年輕人一起創業,創立了一家叫“盟浪”的專門針對企業的ESG等可持續發展價值進行評估、提供解決方案的公司,很快會向社會正式發布。

他引用了亨利·福特的曾孫、福特汽車董事長比爾·福特的一句話,“我相信一個好公司和一個偉大的公司的區別在於:一個好的公司能為顧客提供優秀的產品和服務,而一個偉大的公司不僅能為顧客提供優秀的產品和服務,還竭盡全力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中國商界正處於一個變化中的關鍵時刻。我一直呼籲市場化、法治化、可預期的外部環境建設,呼籲對創業者、企業家精神的尊重和弘揚,這是活力之源;同時,企業界一定也要明白,建設有底線、有追求、有要求的市場經濟,是時代的大趨勢。明之,順之,則大道之行,通往無止之境。否則,很可能步步維艱。

不能再帶着積習,走新路了。

做一家基業長青的好企業並不容易,和一輩子做個好人一樣難。會有很多go low,go lower和go high的選擇。然而,如果企業意識到,生意的真諦應該是生命的意義,企業生命的意義在於通過利他而達己,就會更加堅定地選擇go high,無論有多少挑戰,也一以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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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考文獻

    金錢•性別•生活感覺,劉小楓,《開放時代》 2000年05期

    儒家的不朽觀及其限度——以基督教的永生觀為參照,田薇,《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3期

「 圖片 | 視覺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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