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 | 民建從這裡走來：黃炎培日記里的星五聚餐會

全面抗戰爆發後，為保存民族工商業，支援抗戰軍需用品，一部分民族資本家克服重重困難將工廠內遷，大批工商實業界人士紛紛彙集重慶。然而，這一愛國行動卻沒有得到國民政府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持，國民政府憑藉政治軍事特權，加大經濟壟斷，吞併和排擠大批私營工廠，使工商界人土陷入重重困境。為此，他們多次向國民政府請願，要求解決內遷工廠的困難，但國民政府不予理睬，這促使工商實業界對國民政府產生強烈不滿。他們深刻意識到，唯有建立自己的組織，才能使自己的要求得到尊重。於是，遷川實業家和重慶工商實業界人士每個星期五都聚集在重慶渝中區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一起交流對國內局勢和國民經濟體制的看法，同時，不定期邀請知名實業家、經濟學家、國民黨政要、中共領導人包括國際人士等發表演講，討論政治、經濟、軍事形勢等工商業者關注的重要議題。這在當時被稱為“星五聚餐會”。

星五聚餐會是民建的搖籃，對於民建先賢的孕育、民建組織的創建起了重要的作用。民建的早期代表人物李燭塵、吳羹梅、胡西園等都是著名的愛國民族工商業家，也都是星五聚餐會的重要會員。黃炎培是遷川工廠實業家的領袖，他高度關注星五聚餐會的活動。據《黃炎培日記》記載，黃炎培從1942年7月31日被推為星五聚餐會會員後，一直是星五聚餐會的重要成員，從1942年7月31日到1946年2月黃炎培離渝返滬為止，黃炎培參加星五聚餐會52次，五次擔任星五聚餐會主席。三年多時間裡，黃炎培在參加職教界、文化界與抗戰愛國人士組織的各種活動之餘，往返於住地張家花園與白象街之間，利用星五聚餐會的平台，為重慶工商業界代表人士鼓與呼，推動了星五聚餐會的發展。

星五聚餐會得到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關心、支持，在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推動下，星五聚餐會成為引領愛國民族工商業投入抗日救亡運動，最終走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以下是《黃炎培日記》對黃炎培參加星五聚餐會的記載，從《黃炎培日記》的記載，可以回顧愛國工商業者在烽火連天的戰時陪都在維護自身生存發展等切身利益、與抗日救亡的國家民族命運聯繫起來的鮮活歷史。

1942年，黃炎培12次參加星五聚餐會，1次擔任主席

1942年7月31日日記寫道：“午，應中國西南實業協會星五聚餐會之邀（千廝門行街32號中國棉業公司），參加聚餐後余講：“由民江上游考察之觀感”，崔惟吾主席，到者顏煌秋、張省梅、潘序倫、 張謝霖、吳昧經、潘仰山、胡西園、袁炳文（農行渝分行副理）、陳運美（新華制刷廠）、謝正寬（沈載儀之女夫）等，被推為會員。”

1942年8月7日日記寫道：“午，中國西南實業協會星五聚餐會，聽包可永（天笑之子）講工業建設所需人力（千廝門行街32號中國棉業公司）。張志遠（西康省立毛織廠長）講西康狀況，廠在康定、雅安、成都。”

1942年8月28日日記寫道：“赴星五聚餐會，何北衡主席，浦心雅演講，主席提議下次邀余夫婦出席。坐心雅車歸。”

1942年9月11日日記寫道：“西南實業協會星五聚餐會，借維鈞、衛玉出席，討論物價問題，決： （1）發起物價平定運動；（2）草宣言；（3）推代表見諸當局，余亦被推之一。”

1942年9月25日日記寫道：“星五聚餐會被推主席，請勞動局長（觀音岩，2074）賀君山衷寒講‘工礦業勞工動員之計劃’，首述我國勞工統計，次述意見，頗扼要。高事恆建議民十七所訂工廠法有修改必要。尹致中述，工價黑市構成之原因，工人習慣之急須改善，工作效率比戰前減半。

1942年10月16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聽古耕虞、孫瑞麟、常必誠報告豬鬢業狀況畢，提議發表宣言事。”

1942年11月20日日記寫道：“十二時，星五聚餐會，張岳軍出席，聽取工商界關於物價問題意見。”

1942年12月4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中元造紙廠廠長張劍鳴、中元造紙廠經理錢子寧先後報告造紙工業狀況，錢主戰後東北設廠月三百噸；西北設廠月一百噸；九江、星子間二百噸。”

1942年12月11日記寫道：“午，借慧僧、御秋到星五聚餐會，余輪二當主席，餐後慧僧、御秋講對物價問題觀感，末孫浮生（鄂人，黃埔畢，九一八前後在東北工作，現才從新疆歸，在新任航空學校政訓工作二年），講新疆概況，末意見三點：1.使民眾愛國心具體化，勿帶去內地濁空氣；2.外交政策須取得開發主權，不邃求物資內移；3.務使當地民眾及諸民族獲得實惠，勿專事爭取物資。”

1942年12月18日日記寫道：“到星五聚餐會，付棱件（行街32曾裕卿接工）。”

1942年12月24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移前一日），聽馬克強（夷初之子，工商司長）演說。”

1942年12月31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聽徐青甫（化龍橋農民銀行內）、顧毓瑔演講，皆極精要。（實物抵股息）、（統制聯業）、（實物納稅）。人格×國格 人之富貴貧賤×國之安危榮辱。”

1943年，黃炎培19次參加星五聚餐會，3次擔任主席

1943年1月8日日記寫道：“星五聚餐會被推主席，市長賀貴嚴動員委員會副秘書長端木鑄秋，市秘書長陳介生、參政員鄧飛黃報告後聽取各方陳述意見。提出書面者崔唯吾、吳羹梅、徐青甫、章乃器、柏堅及三團體公共意見。口述者徐青甫、胡西圈、魏文翰、張澍森，周瑞樣 （運輸）、吳綽裕（木業）、馬積祚（百貨）。”

1943年1月15日日記寫道：“午，至星五聚餐會，聽趙棣華、盧作孚演講，分送國訊。”

1943年1月22日日記寫道：“星五聚餐會聽劉航琛演講。”

1943年2月19日日記寫道：“到星五聚餐會，沈成章秘書長報告物價，余主席。”

1943年2月25日日記寫道：“咳嗆甚，原欲赴星五聚餐會，不赴而歸。”

1943年3月19日日記寫道：“借陳重寅到星五聚餐會。江昌清。”

1943年4月9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

1943年4月16日日記寫道：“到聚餐會與潘序倫、吳羹梅談。”

1943年4月23日日記寫道：“星五聚餐會。”

1943年5月7日日記寫道：“星五聚餐會，餐畢聽劉攻芸報告四聯總處貸款經過。”

1943年5月28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餐畢，湘建廳長余劍秋（籍傳）、聶光堉報告。晤蘇州實業社經理徐潤章（治，無錫）、嚴慶祥、慶瑞代表，慶祥之子懋泰，即民廿六為余駕車往來京滬者。”

1943年6月11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

1943年7月9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民廿一年發起），同人歡送張公權赴美考察工業，聚餐於勝利大廈，就余所寫歡送贈言冊各簽名，胡西園主席。公權致詞：(1）事在人為不畏難；(2）前途有新國難；（3）民營工業有力必站得住；（4）組織訓練。余致詞：關於訓練。攝影。”

1943年8月27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久不去，被推為主席。留日十二年，畢業帝大經濟科，甫於去年十二月離日，最近來渝之外交部員楊覺勇演講。日本之人力、物力、財力。住桂花園91義華工廠。為住在桃源之朱子武（中元紙廠）介訪周勖成。坐街車歸。”

1943年9月3日日記寫道：“星五聚餐會，楊石湖（蔭溥）講。晤潘力生（會計師，道門口蓮花街十二號）、黎超海（號光遠，中國制鋼公司經理）。”

1943年10月8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余講《本屆參政會經濟建設各案之剖視》。”

1943年10月22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

1943年10月29日日記寫道：“至星五餐會，介紹畢相輝與衛王見。”

1943年12月10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新識王志文（甘肅省銀行）、薩本熙。聽屈經文（武，立法委員，於大胡之女夫，蘇聯陸大畢業，軍委會，外事處二組主任，少將參議）演講蘇聯軍事實況，指圖作證，說明戰事經過，並言其勝利經過：（1）第一五年計劃重工業化，軍備完成；（2）對各民族平等扶助，不似沙皇統制（不滅其語言），統於社會主義之下；（3）第二五年計劃輕工業、農用機械發達，民生足；（4）後方組織特強，全民出動，各就崗位努力；（5）精神勝利，莫斯科保衛戰時還不行，斯大林格勒三個月巷戰，全民出動；（6）戰略正確而機密，於戰爭中學習，以敵為師；（7）盟軍軍火助力，現自有兵工廠加戰前二三倍；（8）盟軍牽制德兵。”

1944年，黃炎培13次參加星五聚餐會，1次擔任主席

1944年1月7日日記寫道：“星五聚餐會。邵力子演講蘇聯史太哈諾夫運動。余提議小組研究工人工作效能增進問題，因定下星期五章乃器、吳羹梅、陸紹雲、張漱霖，十時集經濟研究所會商。”

1944年1月14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趙連芳講國際糧食會議與中國農業建設，余主席，筆錄之。”

1944年3月17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請孫哲生演講工業與憲政，甚透闢。”

1944年4月7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聽取胡政之西行漫談，坐政之車回。”

1944年4月20日日記寫道：“晚，中國西南實業協會星五聚餐會在遷川工廠聯合會，邀去年美國特派來華之P.B.Eaton報告：《對於中國工業之感想及中國如何工業化》。余偕衛玉及喻鑒清、尚丁往（餐費150）聽講。譯者林和戚。晤久大李燭塵。譯者林和成。晤久大李燭塵。”

1944年5月9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聽王仲武演講，共章乃器談《憲政月刊》集資事。又與吳羹梅商托轉詢熊蔭村、馬雄冠。訪尹致中未晤，晤副經理劉雨蘭。”

1944年5月23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吳達詮出席，各向之陳述實業界苦況。同車歸。”

1944年7月7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聽楊耿光講世界戰局。”

1944年7月28日日記寫道：“星五聚餐會，章以吳，金城銀行信託部重慶分部經理。”

1944年8月4日日記寫道：“午，諸友既散，匆匆搭公共汽車赴星五聚餐會，候車良久良久。到則皆餐畢。參加簡化稽稅及兵役兩題討論。搭肖梅車至中蘇文化協會，觀膺社詩書畫展覽會。十六時回家，尚未午飯也，乃不覺餓，進麵食。續抄昨文完，另備英文復函致路斯（敬武譯）。此文附入，托起孟明晨帶昆由美軍隊郵寄紐約。”

1944年8月22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余偕枚孫報告參政會概況。”

1944年9月4日日記寫道：“午，西南實業協會星五聚餐，余與維鈞被邀，維鈞今日患胃痛，微熱，謝卻之。於聚餐會晤田湘藩、張潤蒼（國民公報），聽朱惠清（上清寺聚興新村經字九號Z518)，報告經濟檢查問題。余提出漲價休戰運動（根據章乃器文），約下星期續議。”

1944年9月23日日記寫道：“午餐於星五聚餐會，聽吳景超演講美人對華投資之意向，與吾人應有之準備。”

1944年《日記》缺11月、12月兩月日記。

1945年，黃炎培5次參加星五聚餐會

1945年1月26日日記寫道：“午餐於星五聚餐會，聽吳景超演講美人對華投資之意向，與吾人應有之準備。”

1945年2月9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貝淞孫自美回，報告參加國際財政經濟工商會議狀況，有記錄。”

1945年4月27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始在西南實業大廈舉行。晤張岳軍。步行往返。”

1945年5月11日日記寫道：“午，星五聚餐會，聽美國專家李門講中國工業前途。”

1945年6月8日日記寫道：“星五聚餐會。”

1945年12月16日，中國民主建國會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舉行成立大會。大會通過了政綱、組織原則、章程和成立宣言，選舉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燭塵、楊衛玉、孫起孟、施復亮、吳羹梅、王紀華、黃墨涵、胡西園、章元善等35人為理事；冷遹、沈肅文、彭一湖、張雪澄等19人為監事。理監事會議又選出黃炎培、胡厥文等11人為常務理事；冷遹、彭一湖等5人為常務監事。黃炎培在民建成立的當天日記中寫道：“下午，民主建國會在西南實業大廈舉行成立大會，從八月廿一日開始籌備（24次），至此完成，我被推主席團之一（余為胡厥文、黃墨涵）。”

在黃炎培的影響下，民建在《成立宣言》中提出世界要和平、國家要民主、經濟要發展、社會要公平、教育要普及、文化要繁榮等政治主張。這些政治主張與中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願望是完全一致的。民建還在《政綱》中主張“全國武力須屬於舉國一致的民主政府”，“舉國一致的民主政府”就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聯合政府”，這是蔣介石獨裁政府所不願接受的。民建雖然從民族工商業者的利益出發，採取“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場，但實際上是與中國共產黨提出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主張相呼應，這得到周恩來、董必武等在重慶的中共領導人的大力支持。（陳永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