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考證》百年：重審胡適與蔡元培的論辯

1921年3月27日，胡適（1891-1962）完成了那篇著名的《紅樓夢考證》初稿，並在友朋間傳閱、交換意見。此文之發表，實具備里程碑式的意義：於紅學，胡適摧破索隱紅學的若干舊說，開闢“新紅學”（或曰“考證紅學”）的一片天地，今天《紅樓夢》研究的若干核心議題，皆始於胡適；於文史範式，胡適旨在“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故談“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或“現代學術之產生”，胡適此“考”，舉足輕重。

以往學者論及胡適的學術貢獻，往往認為胡適在論戰中大獲全勝，“考據派”取代了“索隱派”。不過，頗為弔詭的是：回首這一百年的紅學發展進程，“索隱”舊說並未停歇，且方法、觀點日臻細密；不少聲稱繼承胡適學術遺產的研究者，也在論著中由“考據”而羼入“索隱”，甚至特別高揚這類研究的價值。正如陳維昭所論：“自傳說成為1921年（尤其是1927年）之後新索隱的基礎和核心。在後來，這種新索隱不僅僅以“猜謎”形式（如80年代趙同的《紅樓猜夢》、李知其的《紅樓夢謎》問世，而且存在於大量以“科學考證“面貌出現的論著（如關於曹雪芹生平、家世、脂本、佚稿研究）之中。”（陳維昭：《紅學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頁）

凡此，都令“樓外”之人，對紅學研究存在或多或少的疑慮。

溯其根源，乃在於紅學史上所謂“考據”、所謂“索隱”，更像兩種理念相通、觀點不同的派別，在認識論上難分難解——其意有二：一是兩種理念糾纏錯雜，在認識論層面沒有劃分明確界限；二是儘管索隱派的具體觀點往往訛謬百出，但所談理念淵源有自，不乏可取，“考據紅學家”的駁論反而時顯簡略。這些，在百年以前，胡適與蔡元培（1868-1940）的論辯中，就可見一斑。

胡適《紅樓夢考證》

胡適的進攻

胡適《紅樓夢考證》開宗明義——“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於是力駁幾種流行的索隱說法：“清世祖董鄂妃說”（代表為王夢阮《紅樓夢索隱》，1913刊）、“康熙朝政治小說說”（代表為蔡元培《石頭記索隱》，1916刊）和“納蘭家世說”（乾隆時已流行，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等論說較詳）。

胡適早年寫的《藏暉室札記》中，認為“《石頭記》……實則一部大政治小說也”，情節多“深慨明室之亡”“滿漢民族關係重要之點”；又認為作者是滿人“賈寶玉”，曹雪芹只是增刪之“知音”。此稿無寫作日期，但與胡適《藏暉室日記》庚戌冊（1910年）形制基本相同，可能寫於同時，即胡適在上海公學讀書時期。（《藏暉室札記·小說叢話（節錄）》，宋廣波編：《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1-4頁。宋廣波：《胡適紅學年譜》系之於1909年，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2頁。）

這些觀點，“索隱”意味頗濃，且與蔡元培的觀點相切合、呼應——在《紅樓夢考證》中，恰好成為胡適直接批駁的對象，可能帶有“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的意味。但有趣的是，這段筆記有胡適的眉註：“書中提起‘胡老明公’，此誤也。十、四、十，適。”在與顧頡剛（1893-1980）、俞平伯（1900-1990）等人通信，討論、修改《紅樓夢考證》，建立文史研究新範式的當口，卻只在此標註了相對次要的一處細節，並非批註上述札記在整體觀念上的局限性，其中心態，也許值得進一步考索。

胡適批評索隱觀念，借力於同時紅學批評不少——稱蔡元培為“笨伯猜笨謎”，已見於成之（呂思勉，1884-1957）“必欲考《紅樓夢》所隱者為何事，其書中之人物為何人，寧非笨伯乎”（成之：《小說叢話（續前期）》，《中華小說界》，1914年第8期，47頁）的說法；其《紅樓夢考證》中，明確引了錢靜方（1875-1940）《紅樓夢考》（見蔡元培《石頭記索隱》附錄）的“空中樓閣”一段，此外寫法、材料、觀點的相似相通，更是一望可見。

對蔡元培索隱說法之錯謬處，胡適的批評直接了當。《紅樓夢考證》中指出：如按蔡元培的主張，則作者所做謎面，多粗率牽強，任意去取，故為“笨伯”“笨謎”。這類主觀、任意的推理索隱，胡適一概目為牽強附會，這當然合乎《紅樓夢考證》所持實證主義的研究態度。

在攻駁幾種流行的索隱成說之後，胡適展開立論，要以對著者、版本等的考據，打破“謎學”“附會”，建立“隱去真事的自敘”之說——在“改定稿”中，胡適“改正了無數大錯誤”，加入曹賈互證的若干材料，並在此後的研究中，甚至出現了“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紅樓夢》就是寫曹家的歷史”（胡適：《治學方法》，台北《中央日報》，1952.12.2）的斬截論斷。對《紅樓夢》的虛構文學性質，及“考據癖”的局限性，胡適固然曾有通達認識，但煙雲模糊及霸悍之論也不少，對此後紅學發展的“誤導”也時常有之。

這多少有點“自執金矛又執戈，自相戕戮自張羅”（庚辰本二十一回前脂批）的意味，也可說，是胡適紅學的“先天不足”。

胡適

蔡元培的反擊

秉承“兼容並包”理念的蔡元培，在紅學論戰中始終頗具風度。《石頭記索隱》所附的錢靜方《紅樓夢考》，在綜述各家索隱之後，實較傾向明珠家事說，並認為康熙政治小說之說，“雖較明珠之說似為新穎，而欲求其顯豁呈露，則不及也。”蔡氏書中並提及“相傳董小宛實非病死，而被劫入清宮”的索隱觀點，錢靜方指出孟森《董小宛考》（1915刊於《小說月報》）早已言其非，蔡元培亦結合出版家張元濟（1867-1959）的建議，將孟森此文特別附入書後。（《致蔡元培》，《張元濟全集》第三卷，“（1916年）十一月廿二日”，第460頁。）這兩篇文章，在時人看來均是對索隱的否定（如許嘯天：《<紅樓夢>新序（初稿）》，《紅樓夢》，上海群學社1923年4月，見《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彙編》，第97頁。），但蔡元培將其附入書後，可見其氣量、自信。

對胡適的批評亦然。蔡元培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即關心《紅樓夢》中“隱”事，《石頭記索隱》是其平生用力之作，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嚴刻批評，以“笨”諷之，但蔡氏不以為忤，反而“甚佩”（見胡適日記引，1921年9月15日），並幫胡適從徐世昌晚晴簃借得重要曹學文獻——敦誠《四松堂集》刻本（胡適日記，1922年4月21日）。

蔡元培與胡適書信往來不斷，二人經常交換紅學材料、文章，亦共同參與社會活動、教育事業。1921年底，蔡元培因腿傷住院，他在1922年1月4日給胡適的信里說，“弟對於‘附會’之辨，須俟出院後始能為之。”很快，在本月30日，蔡元培即回敬了一篇商榷長文，即著名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所謂“商榷”，大致分為兩部分，一為“立”索隱之合理性，一為“破”胡適之考據新說。

所“立”依據，首先在於“情節”之考據價值。這，與胡適側重考據作者、時代、版本並不矛盾，且似乎針對胡適“初稿”中“《紅樓夢》全部書沒有史事可考”一類的話。情節如何考據呢？蔡元培自認，兼用品性相類、軼事有徵、姓名相關三法，並非孤證，方肯言之；又只列數十則，並非“事事證明”，也屬矜慎。這一點，從今存蔡元培《日記》中亦可窺得一斑——不少“索隱”信息並未被納入《索隱》書中（參劉廣定：《蔡元培<石頭記索隱>補遺》，《紅樓夢學刊》2003年第1輯）。於是，胡適眼中的“任意去取”，在蔡元培這裡恰是“慎言其餘”。進而，從方法論的角度，蔡元培指出，文學作品中的“真事隱”與研究者的“索隱”，在中外文學史上均有傳統，而同為乾隆朝成書的《儒林外史》，其部分原型見於金和（1818-1885）跋文，恰用“笨謎”方法——是彼而非此，有雙重標準的嫌疑。

所“破”內容，仍在方法論層面。若《紅樓夢》是一部“自敘傳”，那麼曹家歷史是否等同於小說中的賈家？——甄、賈之分別；接駕之次數；焦大之謾罵；護官符之影射，都可證明“亦許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書屬之曹家也”，鑒於曹雪芹只是“增刪者”，其他影射當然可上溯至康熙朝。於是，胡適的考證，只可成為索隱之補充，但並不能真正摧破索隱成說。

上述論斷，雖不足以證明《石頭記索隱》的合法性，但論述“索隱”紅學的合理性，實際不乏獨見，而且在後續的發展中，呈現出一種特殊形態：蔡元培的具體觀點被歷史淘汰，但他在本文中所說的方法理念，還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胡適等考據派紅學家。

蔡元培

三英戰元培

蔡元培的“商榷”發表後，曾相互通信，交流“考據”的胡適、顧頡剛、俞平伯各有駁論。胡適在1922年3月13日的日記中，抄錄了顧頡剛的來信，並節選了俞平伯批評的“可取”者。

顧頡剛的批評，實際乃沿着胡適批評“主觀、任意”的觀點延展。顧氏指出，所謂性情、名字，易於穿鑿附會——這固然是古代經學/文學闡釋之傳統，然而實際荒謬可笑——恰與“古史辨派”想要摧破的內容屬於同類。而蔡元培的索隱，令男性士人變為女性宅眷，歷史上無關係的人變為有關係，實為“根本錯誤”。

這段內容，被胡適在《跋<紅樓夢考證>》的“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一部分（1922年5月14日發表於《努力周報》）所引述，並補充了方法論的批評：在小說研究中，只有《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少數幾部寫時事的小說，可採用“猜謎”辦法，《紅樓夢》不屬同類。從結果來說，或綜觀整篇跋文來看，胡適的觀點顯然更加可靠，但僅看這段批評，實有循環論證的嫌疑——因為蔡元培的方法不可靠（理由顧頡剛已說），所以《儒》、《紅》不屬同類；而蔡元培方法之不可靠，是因為誤認《儒》、《紅》是同一類的小說！

說此段是循環論證，更根本的理由在於，前揭3月13日日記中，胡適抄錄了一段俞平伯的“可取”言論，其核心乃是：“為什麼《紅樓夢》底情節定須解成如此支離破碎？又為什麼不如此便算不得情節底考證？為什麼以《紅樓夢》影射人物是考證情節，以《紅樓夢》為自傳便不是考證情節？況且托爾斯泰底小說，後人說他是自傳，蔡先生便不反對；而對於胡適之底話，便雲‘不能強我以承認’，則又何說？”單拿此段來說，俞平伯的批評當然切中要害——蔡元培所說“考證情節”有理，但其研究是用“附會的方法”，故這些方法論問題與胡、蔡辯論的根本議題，關係有限——有些地方，兩派理念反倒是相通的。

因此，這些批評針對蔡元培的索隱觀點，及其部分方法、理念（如“本不在作者之生平”一類話），已足夠有價值，卻因未詳談一些更深層的議題，難稱徹底功成。蔡元培當時的“亦許插入曹家故事”已為初步折中，此後索隱紅學家，若台灣之杜世傑，就認為蔡元培“沒有發現《紅樓夢》的組織方法，愈走愈偏，給胡適以攻擊之弱點”（杜世傑：《紅樓夢考釋》，中國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6頁。），遂結合曹學資料索隱，並嘗試將各種“隱”事建立一套嚴密的邏輯體系，更為兩家方法融通之顯例。俞平伯所持以批評蔡元培的三法——同時人的旁證、作者底生平事迹及其性格、本書底敘言（平：《對於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的批評》，1922年3月7日《時事新報·學燈》。原文圖像版承高樹偉兄提供，謹此志謝），也就在這裡得到了另類實踐。

胡適直到晚年，仍認為與蔡元培的爭論，代表學術研究“方法不同，訓練不同，討論是無益的”（《答臧啟芳書》，1951年9月7日，見《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330頁。）這一結論，但實際上這一理解恰好相反：蔡、胡固然立場迥異，但關鍵理念上實際相通。這一點，在後來索隱、考據兩派繼承者那裡，都有明顯地表現。

於索隱一派，乃是認為胡適的研究，也是一種“索隱”——湛廬的《紅樓夢發微》即明言：“胡先生一方面反對蔡先生的索隱，但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做了一種索隱工作。”（參周汝昌1948年10月23日致胡適信，見《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319頁。）發展至今，不少索隱家的師法，仍在於胡適而非蔡元培，可為明證。

於考據一路，則是考據、索隱的差別、效力及限度，始終未能徹底釐清，種種探佚，至於相當熱鬧的“十二支寓”等等研究，又何嘗不是依靠索隱家的方式（乃至具體結論）研究類似命題？

“三英戰元培”，諸家論戰並未持續太久，很快收場，但所涉學術話題，直到今天，仍有待於進一步之清理，而索隱、考據之爭論、之糾纏，也還在繼續生髮新的命題。“第六版自序”中涉及的一些根本方法問題，當然是核心所系。

百年回首：命門與重門

若說胡適、蔡元培殊途同歸，均屬索隱一派，當然是過苛之論；但胡適確實並未在部分根本議題上做出最有針對性的回應，且犯了幾個不是太應犯的錯誤，故對後世紅學研究造成一些誤導，距離徹底摧破蔡氏“商榷”還差一層，恐怕也是事實。——這裡說的，是在方法、認識層面，而非具體觀點一城一地之得失。限於篇幅，僅舉數端約略言之：

首先，蔡元培之索隱，或不少索隱學者觀點的默認前提，實際上與《紅樓夢》成書過程關聯密切——曹雪芹只是“作者之知音”，或“批閱增刪”之一人，故“康熙朝政治小說”或“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假說，仍可成立。但胡適一貫認為，《紅樓夢》前八十回乃曹雪芹獨力完成，此後並認為脂硯齋也是曹雪芹的筆名。如此理念，若能在方法層面詳加闡發，或許針對性可以繼續加強。至少，會比《跋》文所論，更深一層。

其次，索隱、考據，實際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但“三英”在論述中實際並未嚴格區分，所攻擊的是蔡元培無據之索隱，然而不足以推翻，或沒有特別針對“有據之索隱”。陳維昭即認為：“他之反對蔡元培等人，並不是反對索隱，而僅僅是反對‘他傳說’，認為‘自傳說’才是正確的。‘自傳說’與‘他傳說’同屬於本事考證，即索隱。”（《紅學通史》，第97頁）無疑，對“曹賈互證”的紅學研究傾向及其局限，胡適固有認知（可參考他對周汝昌的批評等），但言說、思辨也欠明晰。

這一局限，其實來源於對《紅樓夢》性質的根本認知——“索隱”這一闡釋旨趣，實際上是認為，文本是一種隱藏了某些事實的密碼，故而讀者必須探賾索隱，方能讀懂文本，理解作者真意。考據、推理、猜謎，均要服務於這一目的。在此之外，文本所呈現的信息、情節，都是相對次要的。然而，這種認識實際上有悖於基本的文學規律——《紅樓夢》首先應是一部虛構性的小說，且其價值也在於文學藝術上的巨大成就。由此看來，說胡適用“索隱”的眼光研究《紅樓夢》，也不算過於冤枉。

再者，對胡適、蔡元培的一番爭議，還有紅學傳統可以勾連。《考證》第一節最末所引錢靜方的一段話，也許可以成為一個切入點。錢氏之言曰：

要之《紅樓》一書，空中樓閣，作者第由其興會所至，隨手拈來，初無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過若即若離，輕描淡寫，如畫師所繪之百像圖，類似者固多，苟細按之，終覺貌是而神非也。

寫過《小說叢考》的錢靜方，對《紅樓夢》持索隱觀點，但他這番言論被胡適引來批駁索隱成說，已可看出兩類學者研究理念的盤根錯節。此外值得順帶一提的是，明知“空中樓閣”、“貌是神非”，卻依然“索隱”，是一種相當有趣味、且值得探研的理念。這，在較早期的索隱研究中即現端倪——周春（1729-1815）的《閱紅樓夢隨筆》已有通達之論：“賈假甄真，鏡花水月，本不必求其人以實之，但此書以雙玉為關鍵，若不溯二姓之源流，又焉知作者之命意乎？”其“張侯家事說”固然理據稍欠，所得紅學界關注較少，但若按照俞平伯的三條標準，周春研《紅》，對時人旁證、作者生平家世、本書敘言，均有相應論述，則其索隱之理念，似乎有被低估之處；而索隱之外，又指出“本不必求其人以實之”，若用現代眼光看來，似乎可以這樣“接着講”：

《紅樓夢》是一部隱藏了不少廋詞的小說，考索其中幽微，有助於更好理解這部小說的藝術成就和思想內涵，並比“市井之看小說者”所獲更豐，才算“不辜負作者之苦心”。但是，“今典”之外，“古典”（文學-文化傳統）也應關注；且在“半真半假”的文本面貌前，相關索隱宜存限度。這一角度，也許至今仍有學術意義在焉——考據也好，索隱也罷，都有不少研究走的過遠，不足以說明相關考索與小說閱讀的關聯性，以至於遮蔽了《紅樓夢》藝術的主幹之美。以一種更通達的理念審思《紅樓夢》的文本性質，梳理考據、索隱等派別的學術理念，對研《紅》的一些根本問題也許是必要的。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