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戰爭時期，同時被任命為兩個“剿總”副總司令並負責實際指揮的蔣軍高級將領，僅有杜聿明一人而已：他於1948年8月就任徐州“剿總”副總司令，10月又被老蔣拉去當了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冀熱遼邊區司令官，但徐州的位置一直給他留着，所以杜聿明逃出遼瀋戰場，又深陷淮海泥潭，解放戰爭三大戰役他參加了兩個，結果都是一敗塗地。
如果不是在淮海戰役中被俘，他甚至有可能還去摻和一下平津戰事，因為老蔣實在是找不出像杜聿明那樣既聽話又能幹的“學生”了。
杜聿明和平津蔣軍主將杜聿明是有交集的，他在《遼瀋戰役概述》和《蔣介石破壞和平進攻東北始末》（分別發表於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輯、第四十二輯，本文黑體字均出自杜聿明回憶文章）中回憶：“1948年10月20日午後，蔣介石在北平圓恩寺行邸召集傅作義、衛立煌和我開會，並吹牛說：‘光亭去指揮，我相信收復錦州是有把握的……’我感到恐慌萬分，但再無勇氣向蔣介石申辯。衛立煌只表示歡迎我去，傅作義未發表什麼意見。幾個人面面相覷，各有難言之苦。”
杜聿明逃離遼瀋先到北平，傅作義照例請他吃飯，席間傅作義憂心忡忡，表示自己手上沒有多少兵，平津也守不住，杜聿明還給他打氣：“我向宜公建議，退守綏遠是絕路，守住天津、塘沽這個海口還有一線的希望。北平這個風浪不平的地方，還是讓給共產黨，集中力量守天津、塘沽，可能是上策。”
杜聿明說的“宜公”就是傅作義，因為當年官場上有這麼個習慣：傅作義字宜生、白崇禧字健生、李宗仁字德鄰、王耀武字佐民，所以會被同僚和下屬尊稱為傅宜公、白健公、李德公、王佐公，當面說話的時候，可能連姓都省去，直接稱其為某公。
杜聿明的“上策”，說白了還是放棄不太好逃跑的北平，讓傅作義去可以走海路逃跑的天津、塘沽，這也是他的“經驗之談”：杜聿明之所以能逃出遼瀋戰場，就是因為他有葫蘆島、秦皇島兩大港口，還有足夠數量的軍艦和運輸船，可以在戰事不利的情況下腳底抹油開溜。
杜聿明逃過初一沒逃過初五，陳官莊既不靠海也不靠河，老蔣派飛機來“接”他也不敢走——老蔣只派了飛機，卻沒給他下拋下隊伍隻身飛回南京的手令。
都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杜聿明在遼瀋淮海兩戰皆敗，卻要向傅作義獻“上策”，傅作義也只能不置可否：“傅未表示意見，最後，傅問了我東北解放軍的種種情況。我同傅分析了東北解放軍的情況後，作了這樣的斷語：‘東北共軍將近百萬，很快就會入關，它的戰略戰術、武器裝備及戰力遠遠地超過關內共軍。從軍事上講，共產黨一年以內將統一中國。’傅很持重，沒有什麼驚奇，也未表示他的看法。”
實事求是地說，杜聿明在蔣軍高級將領中也算比較有能力的，某些戰略判斷也不是完全不準，要不是老蔣總是橫加干預杜聿明的指揮，杜聿明打不贏也能逃得掉，他給傅作義獻上的上策，起碼撤離北平是很可取的：北平當然就是今天的北京，故宮所在之地，如果傅作義堅守北平，把古建築和文物打爛了，那他就會成為千古罪人。
傅作義撤離，就可以使北平免於戰火，但杜聿明的“好意”，傅作義顯然是絕對不可能接受的。如果是衛立煌，是絕對不可能向傅作義如此建議的——衛立煌比杜聿明資格更老、對老蔣了解更深，當然知道沒有老蔣的命令而傅作義離開北平的結局會怎麼樣。
杜聿明雖然也是蔣軍高級將領，但還沒到“軍閥”那個級別，甚至在權力方面也不如王耀武——王耀武的“第二綏靖區司令官”雖然只相當於兵團級別（三大戰役期間，第九綏靖區變為第六兵團，第四綏靖區變成第八兵團），但王耀武還擔任“山東省主席”，那可是不折不扣的“封疆大吏”。
王耀武是山東省主席兼第二綏靖區司令，傅作義級別更高，是華北“剿總”司令，跟白崇禧、劉峙平級，比程潛閻錫山差點也不多，所以讓傅作義離開自己的地盤，先守津塘再往南退，那是不可能的——老蔣許諾讓傅帶兵南下，可以當東南軍政長官，傅作義都一點興趣都沒有。
說來說去，杜聿明“上策”的重點，還是讓傅作義海運南下，傅作義不知道這是不是老蔣的意思，當然不會貿然發表意見。
杜聿明兵敗遼瀋可以去淮海，如果他能逃出淮海，老蔣至少也能給他個“中將高參”的飯碗，但是傅作義不行，這就像魯肅勸孫權不能投降曹操一樣：“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
有人給老蔣寫過一首諷刺詩，其中有兩句是“食言而肥，其人更瘦。”老蔣的承諾是當不得真的，傅作義離開華北去西南，肯定會被剝奪兵權，能不能當上“西南軍政長官”那還不是老蔣一句話的事兒？
據後來發生的事情分析，傅作義即使把他那些穿布衣的兵將都交給老蔣，也不可能跟老蔣的密友張群、“乾女婿”陳誠搶椅子——老蔣最後只剩下東南西南兩塊地盤，西南交給了張群，東南交給了陳誠。
陳誠為正長官的“東南軍政公署”有六個副長官，傅作義能跟林蔚、郭寄嶠、羅卓英、郭懺、孫立人、湯恩伯平起平坐就不錯了。
杜聿明的“上策”，傅作義沒有採納，也不可能採納，閻錫山丟了山西，在老蔣鼻子底下大氣都不敢喘，白崇禧沒了桂軍，在台灣惶惶不可終日，傅作義離開北平大本營，處境可能比白崇禧強，但未必能趕上閻錫山。
杜聿明的“上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放棄北平，傅作義就能守住天津、塘沽嗎？
後來發生的事情證明，傅作義去了天津，兵權就要被削掉一半，因為老蔣似乎更信任侯鏡如——第十七兵團司令官侯鏡如離開東北，先後任天津塘沽防守司令、長江防務預備兵團司令、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兼華東軍官團總團長。
侯鏡如的真實身份，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都知道，但是1948年的杜聿明並不知道，傅作義也不知道，如果傅作義真跟陳長捷聯手守津塘，可能連入海撤退的機會都沒有，那隻會給老蔣省下一頂官帽。
幸虧傅作義沒有採納杜聿明的“上策”，這才讓古城北京完整無缺地回到人民手中，傅作義起義後擔任了新中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兼國務院水利部部長，而杜聿明卻以“首要戰犯”在戰犯管理所學習改造了十年。
杜聿明的軍事水平和戰略眼光如何，筆者沒有資格進行評判，但熟悉那段歷史且極具戰略遠見的讀者諸君心中肯定有答案：當年傅作義為什麼對杜聿明的“上策”不置可否？如果傅作義真按照杜聿明的建議放棄北平開赴津塘，是不是就掉坑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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