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之母楊振德:從官夫人到革命母親


導讀

鄧穎超每當回憶起母親楊振德時都會說:“我媽媽是一位平凡的婦女,慈祥的母親,她的一生是曲折坎坷流離的一生。她具有獨特的性格,反對一切封建習俗,追求進步,嚮往大同世界,有助人為樂的精神。自強自立,勤奮閱讀,深研醫術。她對我的教育和影響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01

“犯官家屬”逆境求生

楊振德是一位剛烈的奇女子,生於1876年8月,祖籍湖南長沙。其祖父是富商,但其幾個兒子都不會經商。祖父去世後,楊家坐吃山空。

楊振德的父親喜愛讀書,對於唯一的孩子楊振德,他十分疼愛,從小教她識字、讀書,指導她學習中醫,說既可防身也可助人。楊家敗光後,楊父帶着妻女到廣西南寧謀生。

楊振德14歲時,父母相繼去世。她遵守父訓,鑽研中醫3年,漸漸能為人治病。她為人端莊文雅,醫術好,在當地小有名氣,不少達官貴人慕名前來看病。無論是富貴人家還是普通百姓,她都平等對待,尤其對貧苦人家,分文不取。

但是,那個時代是不能容許女子獨立創業、獨自生活的。25歲時,楊振德經媒妁之言,續弦嫁給已有3個兒子的廣西鎮台(即總兵)鄧忠庭。鄧忠庭自幼習武,是武舉人。楊振德過門後,生了一個男孩,不幸夭折。

1904年2月4日,楊振德生下一個女孩,取名玉愛,就是鄧穎超。鄧忠庭一看是女孩,非常不滿意。玉愛剛滿月,鄧忠庭就決定將女兒送人。這時,一向文靜的楊振德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菜刀,厲聲說:“你要是把女兒送人,先把我殺了!”鄧忠庭嚇得倒退了幾步,再不敢提此事。後來,鄧忠庭提出給女兒纏足,楊振德堅決反對。

鄧忠庭性情暴烈,工作不順利,想調動工作。那時調動工作是很困難的,他就對上司撒謊說,要回河南修墓。上司同意了。但他並沒去河南,而是到雲南去找妹夫。妹夫是一個小官,為他謀到一個官職。不久,消息敗露,說他犯了欺君之罪,發配新疆流放3年,3年後仍可官復原職。

楊振德因女兒小,不能隨行,她便變賣家產,為丈夫湊齊路費。朝廷又說鄧忠庭貪污。楊振德每天早晚整理鄧忠庭的賬目,一筆一筆都整理得很清楚,向朝廷澄清鄧忠庭沒有貪污。

送走鄧忠庭走後,楊振德因是“犯官家屬”不能在廣西掛牌行醫,她帶着鄧穎超遠走廣州,後又到了上海這時,鄧穎超的三哥來信,要他們到天津去。鄧穎超小小年紀隨母親從邊遠的廣西到了開放的沿海城市。走了大半個中國,漂泊、困苦的生活使鄧穎超長了見識,比一般孩子更懂事。

1910年底,鄧穎超到了天津才知道,三哥生活貧窮、潦倒,不可能為母親楊振德找到事做。這時,鄧忠庭的老鄉幫助楊振德在育嬰堂找到一份校醫的工作,一個月有10元錢,管食住。本來夠母女倆用,但楊振德為接濟丈夫前妻的兒子,便讓7歲的鄧穎超同孤兒一起,在育嬰堂開辦的編織廠里織毛巾,一天可以掙到7個銅板。同時,鄧穎超跟母親學文化。

後來,有人介紹楊振德到戒毒所工作,每月可以掙30元。這樣,鄧穎超就不用再織毛巾,專心跟母親學習文化。這時,鄧忠庭流放3年期滿,正準備回來時突然病故。從此,楊振德母女倆徹底失去了依靠。


02

經人介紹走上革命道路

1913年初,同盟會員張星華介紹楊振德到中國社會黨北京支部辦的平民學校工作。學校只提供食宿,教師沒有工資。這年鄧穎超9歲,在此學校讀書。中國社會黨是受國際社會主義思潮推動而成立的,這個學校的宗旨是:從教育入手改造社會。在這裡,楊振德走出個人、家庭的困苦,關心時局,開始尋求國家、民族的出路。

好景不長,僅過半年,中國社會黨北京支部平民學校的負責人陳翼龍袁世凱逮捕。楊振德勇敢地和同事們一起營救陳翼龍,未果。陳翼龍被殺害後,楊振德不顧個人安危,參加了革命黨同事們為陳翼龍收屍安葬的壯舉。從此她知道,改革、革命是要流血犧牲的,內心更加堅強。

平民學校被取締後,楊振德不得不帶着鄧穎超又回到天津。楊振德一心一意培養女兒讀書,要她做一個自強、自立、自重、追求進步的新女性。

為了維持生計,她有時兼職4份工作,有時失業在家靠織毛巾勉強糊口。1913年秋,鄧穎超虛報兩歲,考上直隸第一女子師範附屬小學。1915年,鄧穎超考上直隸第一女子師範預科,次年進入本科學習。

1919年,鄧穎超投身“五四運動”,提議成立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5月25日在女界愛國同志會成立大會上,鄧穎超被推舉為講演隊隊長。這年鄧穎超15歲。

在鬥爭中,她與周恩來相識,一起創辦覺悟社1923年,遠赴歐洲勤工儉學的周恩來來信向鄧穎超表白心跡。楊振德早就見過周恩來,欣賞他的才能、品德。周恩來與鄧穎超確定戀人關係後,開明的楊振德默許了。

1924年1月,鄧穎超加入共青團,1925年3月轉為共產黨員。7月,天津當局通緝鄧穎超,鄧穎超南下到革命的中心廣州。

1925年10月,己與周恩來結婚的鄧穎超從廣州發來電報,讓楊振德來廣州。此時周恩來正在領導東征,不在廣州。楊振德見女兒面色臘黃,十分心疼,一問才知是私自打胎所致,責備她太不懂事,悉心照顧她。很快,鄧穎超身體恢復,11月20日趕到汕頭,和周恩來會合,以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婦女部長的身份公開活動。楊振德不願意依賴女兒、女婿,到執信中學當了校監

1926年底,周恩來從廣州調到位於上海的中共中央軍委、組織部工作。鄧穎超因懷孕、分娩,由楊振德陪同,4月住進德國辦的教會婦產醫院。孩子因難產而死。

1931年12月,周恩來告別鄧穎超和岳母楊振德,奔赴中央蘇區。1932年4月,鄧穎超離開母親,也遠赴中央蘇區。1934年5月,經組織安排,楊振德終於來到中央蘇區瑞金,和女兒、女婿團聚。當時戰爭形勢緊張,她為了不給女兒、女婿添麻煩,到紅軍醫院工作。人人都知道她是個好醫生,周恩來很尊敬她,在別人面前稱她為鄧老太太。


03

一直支持女兒、女婿的工作

1934年8月,鄧穎超患肺病吐血,高燒不退,楊振德回到女兒的身邊照料。1個月以後,中央決定長征,組織上決定鄧穎超用擔架抬着參加長征。楊振德因年邁,留下向白區轉移。轉移時,楊振德在南昌附近不幸被俘,被送到了九江反省院關押。

法官要她勸周恩來和鄧穎超不要當共產黨,楊振德義正詞嚴,說:“子女的事情我們父母管不了。”不久,反省院流行傷寒病,西醫治療無效,於是她成了反省院的義務中醫,給犯人、看守及其家屬們治病。利用行醫的機會,她宣傳革命,鼓勵難友。

西安事變後,為建立全國抗日統一戰線,1937年,周恩來參加國共談判,提出釋放政治犯。國民黨提出要有人出保,才能釋放。楊振德不願連累別人,說:“我無親無故,沒人出保,你們要放就放,不放就算了!”直到反省院關門,她才最後一個被放出來。

後來,黨組織想方設法把楊振德接到武漢,讓她與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女兒相見。由於鄧穎超所住之處很擁擠,楊振德主動提出住在外面。鄧穎超天天忙於工作,20多天才能擠時間來看一次媽媽,每次見面都不能超過半個小時。女兒常問:“生活上有什麼困難?”她總是回答:“很好,很好。”其實她心裡很苦,很想念女兒。

1939年5月,楊振德和周恩來父親周劭綱到了重慶,先住在曾家岩,後到紅岩。雖然同在重慶,但鄧穎超和周恩來每逢到紅岩開會,才能來看望楊振德和周劭綱。楊振德63歲高齡時,仍然為大家治病。

幾十年的勞累,兵荒馬亂中的顛沛流離,65歲的楊振德病倒了,高燒不退,又拉肚子。周恩來和鄧穎超來看她,見她身體極度虛弱,鄧穎超淚如雨下,她卻十分平靜地說:“小超、恩來,我要回‘老家’去了,你們不要難過。”

1940年11月18日,趁鄧穎超下樓去找痰盂,楊振德對在場的同志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是不重要的人,不要為我奔忙了!”女兒回來,她已安然瞑目。

鄧穎超撫屍痛哭。周恩來趕來,默默地站在鄧穎超的身邊,他們沒有說一句話,但在場的同志無不為之動容。

楊振德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中國母親的典範。

據《湘潮》李海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