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月光
那年冬天，我從東北邊防線退伍回來，手裡捏着一張縣裡的調令，心裡像揣着個小兔子似的直跳。
＂小鄭，組織上決定抽調你去公社工作。＂縣武裝部長吸着旱煙袋，眼睛眯成一條縫，＂好好乾，這是你的機會。＂
我沒想到命運會在公社大院的檔案室里，給我安排一段故事。
頭一天報到，我就見到了她。
戴着一副圓框眼鏡，扎着樸素的馬尾辮，安靜地坐在堆滿卷宗的桌前。
＂這是縣裡新分來的小麗同志，中專畢業生。＂書記介紹道，＂鄭同志是咱們的複員軍人，以後你們一起整理檔案。＂
我那時剛二十三歲，從小在農村長大，除了當兵時學了點機械維修，肚子里沒幾滴墨水。
見了這個眼睛裡透着書卷氣的女孩，我像個犯了錯的孩子，連軍隊里練就的硬氣都丟了。
其實，我早在報到前就聽說了這位＂文化人＂。
公社裡來了個女中專生，這在當時可不是小事。
縣裡的幹部子弟考上大學的不少，但能分配回來工作的沒幾個。
小麗不一樣，她是知青的女兒，家裡沒什麼關係，卻憑本事考上了中專，又回到縣裡工作。
＂你會打算盤嗎？＂她問我的第一句話就讓我臉紅。
＂會一點。＂我撒了謊，心想着晚上得去求生產隊的老會計教我。
那晚，我借了生產隊會計的算盤，跑到他家裡求教。
老會計姓王，六十齣頭，是隊里有名的算盤高手，據說手指在珠子上一撥，能比算數學的還快。
＂咋啦，小鄭，當兵回來不去鎮里，怎麼對算盤感興趣了？＂王會計笑眯眯地問道。
＂王爺爺，我被調去公社當檔案員了，得會打算盤。＂我有些不好意思。
＂喲，不錯哇，進公社了！聽說跟那個女中專生一起工作？＂王會計眼睛一亮。
我點點頭，臉上有點發熱。
＂別害臊，爺爺我年輕時也是這麼過來的。＂王會計拿出一個褪了色的老算盤，＂來，先從最基本的撥珠開始學。＂
那是個物資匱乏的年代，但卻充滿了希望。
改革開放的春風剛剛吹進這座北方小縣城，人們眼裡有了光。
我和小麗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日復一日地在堆滿舊紙的房間里整理着過去，謀划著未來。
記得剛開始那幾天，我手忙腳亂，連檔案編號都能搞錯。
她倒是不嫌棄我，耐心地教我怎麼按年份、部門整理那些發黃的紙張。
＂你看，這個是咱們公社1958年大躍進時期的生產記錄，數字有問題，但咱們只負責整理歸檔，不做評論。＂她低聲對我說，眼神里透着一種我看不懂的複雜。
我那時不懂什麼叫歷史，只是覺得她懂得真多。
每當夕陽西下，檔案室的窗戶鍍上一層金黃，她伏案工作的側臉也染上暖色。
那副圓框眼鏡反射着光，像是鑲了一圈金邊。
我常常偷看她那時的樣子，像極了月光下的剪影，清晰而柔和。
她是知青後代，父母都在縣裡當老師，見識比我廣。
小麗的父親姓林，是縣一中的語文老師，在文革前是有名的才子，寫得一手好毛筆字。
她母親教數學，聽說當年是從上海下放來的知識分子。
難怪小麗說話做事都透着一股子不一樣的氣質。
每當我笨手笨腳地填錯表格，她總是耐心地教我，不像其他幹部那樣居高臨下。
＂農村孩子吃過苦，腦子活。＂她常這麼鼓勵我，＂你以前當過兵，最有紀律性了。＂
時間就這樣一天天過去，公社的廣播喇叭里放着《鄉戀》，我的心卻悄悄放進了一個女孩的影子。
那年冬天特別冷，檔案室里沒有暖氣，只有一個小煤爐。
每天早上，我都會提前到單位，生好爐子，等她來的時候屋子已經暖和了。
她從不說謝謝，只是偶爾會多帶一個肉包子給我。
＂我媽做的，多了一個。＂她總是這樣解釋，但我知道那是特意為我帶的。
有一次，我看見她的手凍得通紅，便悄悄從部隊帶回來的皮手套遞給她。
＂戴上吧，東北的冬天不是鬧着玩的。＂我有些局促地說。
她猶豫了一下，接過手套，試着戴在手上。
＂有點大。＂她笑了笑，但還是戴上了。
那雙深綠色的皮手套在她白皙的手腕上顯得有些笨拙，卻莫名地合適。
從那以後，每到寒冷的日子，她總會戴着那雙手套來上班。
這成了我們之間的第一個默契。
春天來了，公社周圍的楊樹發了芽，綠意一點點爬上了枝頭。
我和小麗的工作漸入佳境，檔案室的卷宗也整理得有條不紊。
有時候，我們會一起去食堂吃飯，她總是主動幫我盛一勺辣椒醬，因為她記得我愛吃辣。
＂小鄭，你退伍前在哪個部隊？＂一天中午，她突然問我。
＂在黑龍江，守邊防。＂我回答。
＂冷不冷？＂她又問。
＂能凍死人。＂我笑着說，＂零下四十多度，往天上潑盆水，落地就成冰了。＂
她聽得入神，眼睛裡滿是我沒見過的嚮往。
＂真想去看看。＂她輕聲說。
那一刻，我在心裡暗暗發誓，有一天一定要帶她去看看那片白雪皚皚的邊境線。
一年後的春天，縣城電影院放映《小花》。
我攢了兩個月的工資，終於鼓起勇氣約她去看。
＂你怎麼知道我想看這部電影？＂她驚訝地問。
其實我哪知道她想看什麼，只是聽說這是新上映的好電影，便想帶她去看。
電影院里黑漆漆的，坐滿了人。
放映機的燈光在黑暗中投射出一道亮線，銀幕上的故事讓座位上的人時而笑時而哭。
在一個催淚的場景中，我感覺到她的手輕輕碰了碰我的。
我鼓起勇氣，小指勾住了她的。
她沒有抽回去。
從此，縣城的月光下多了兩個並肩漫步的身影。
我們常常沿着縣城唯一的那條水泥路走到盡頭，再折返回來。
路兩旁的楊樹在風中沙沙作響，彷彿在為我們唱歌。
小麗喜歡給我講她讀過的書，什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還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外國小說。
我則給她講邊防線上的故事，戰友們如何在冰天雪地里巡邏，如何在春節夜裡輪流守崗位。
＂保爾·柯察金說過，人最寶貴的是生命。＂她有一次認真地對我說，＂但我覺得，人最寶貴的是能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我想要的生活很簡單。＂我回答。
＂什麼？＂她好奇地問。
我沒有說出口，但心裡已經有了答案：和你在一起，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長。
六月的一天，我正在公社院子里幫忙搬運化肥，看見小麗的父親林老師騎着自行車來了。
他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裝，臉色嚴肅，和小麗長得有幾分相像。
＂你就是鄭建國？＂他直接問我，聲音不大但很沉。
我趕緊放下袋子，擦了擦手上的汗，＂是，林老師好。＂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中帶着明顯的審視。
＂你和我女兒的事，我聽說了。＂他直截了當地說，＂你是個好小夥子，也是複員軍人，我respect你。＂
他蹦出一個英文詞，我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是＂尊重＂的意思。
＂但是，＂他接著說，＂小麗還年輕，剛剛開始工作，前面的路還長，我希望你們都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我明白他的意思，心裡像壓了塊石頭。
＂林老師，我...＂
＂不用說了，＂他打斷我，＂我知道你想說什麼。男子漢做事，不要只憑一時衝動。小麗從小學習好，將來縣裡還準備推薦她去地區工作呢。＂
這句話像刀一樣扎在我心裡。
地區工作，那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機會啊。
我一個農村出身的退伍兵，憑什麼耽誤人家的前程？
林老師走後，我一整天都心不在焉。
小麗似乎看出了我的異樣，下班時問我：＂今天怎麼了？不舒服？＂
＂沒事。＂我勉強笑笑，＂可能有點累。＂
我沒敢告訴她她父親來過的事，但心裡的疙瘩解不開了。
更糟的是，一周後，縣裡真的下文推薦她去地區文教局工作。
這個消息在公社裡傳開，大家都替她高興，說是難得的好機會。
只有我，笑不出來。
那晚，我們站在縣城唯一的水泥橋上，看着黑黢黢的河水和星星點點的燈火，沉默不語。
五月的風吹過河面，帶着青草的香氣。
＂我可能要走了。＂她最終開口，聲音輕得幾乎被風吹散。
＂我知道。＂我咬着牙，＂你應該去，那是好前程。＂
她轉過頭看我，眼睛在月光下顯得格外明亮。
＂你就沒有別的話要說嗎？＂
我有千言萬語想說，卻一個字也說不出口。
林老師的話在我腦海中迴響：小麗從小學習好，將來縣裡還準備推薦她去地區工作呢。
我有什麼資格讓她為我放棄這樣的機會？
＂好好照顧自己。＂最後，我只憋出這麼一句。
她眼中的光黯淡下去，轉身離開了橋頭。
看着她遠去的背影，我的心像被撕裂一般疼痛。
回到宿舍，我輾轉難眠。
農村人的自卑感和當兵練就的倔強在我胸口打架。
我是不是太懦弱了？就這樣放棄？
可我又能怎麼辦？以我現在的條件，能給她什麼樣的未來？
第二天一早，我去縣廣播站借了份報紙，無意中看到了夜大招生的消息。
縣裡的夜大是專門為在職幹部和工人開設的，學制三年，畢業後可以拿到相當於中專的文憑。
一個念頭在我腦海中閃現：如果我能提升自己，是不是就有資格站在她身邊了？
當天下午，我冒雨去縣教育局報了名。
考試時間定在下個月，我只有三十天的準備時間。
我沒告訴任何人，包括小麗。
那個月，我白天正常工作，晚上回到宿舍就開始複習。
我從集市上買了幾本舊教科書，數學、語文、政治，樣樣都要學。
小麗似乎察覺到了我的疏遠，有幾次想找我聊天，我都借口工作忙搪塞過去。
其實，我怕一見到她，就會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把她留下來。
考試那天，大雨如注。
我頂着雨跑到縣一中的考場，渾身濕透。
考場上坐滿了像我一樣的年輕人，大多是工廠工人和基層幹部，個個神情緊張。
試捲髮下來，我的手微微發抖。
三年沒碰過課本，很多知識都已經模糊。
但我咬着牙，一道題一道題地做下去。
離開考場時，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只知道我儘力了。
一周後，錄取名單貼在縣教育局的公告欄上。
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那一刻，我激動得差點跳起來。
回到公社，我才發現小麗已經收拾好了東西，準備第二天去地區報到。
＂我明天就走了。＂她站在檔案室里，聲音平靜，＂這些卷宗我都整理好了，標籤都貼好了。＂
我點點頭，不知道該說什麼。
＂你最近在忙什麼？＂她突然問道。
＂沒什麼，就是...工作。＂我撒了謊。
她似乎有些失望，但沒再追問。
臨走前，她從包里拿出一個信封遞給我。
＂以後有什麼事，可以給我寫信。＂
我接過信封，上面寫着地區文教局的地址。
＂我會的。＂我說，心裡卻不確定自己是否有勇氣寫這封信。
第二天，我沒去送她。
我怕自己控制不住，會做出挽留的舉動。
那天下午，我獨自一人站在水泥橋上，看着遠處的公路，想象着她坐在去地區的汽車上，漸行漸遠。
從那天起，我的生活有了新的重心。
白天工作，晚上騎着二八自行車去縣城上夜大。
那輛自行車是我從連隊裡帶回來的唯一值錢物件，陪我走過了不少路。
夜大的課程很緊，每周三個晚上，從六點上到九點。
冬天的夜晚特別冷，騎車回宿舍時，風颳得臉生疼。
但我從不缺課，因為我知道，只有知識才能改變我的命運。
學校里的老師都很負責，其中一位姓趙的數學老師特別照顧我。
他知道我是退伍軍人，又是農村出身，總是在下課後額外給我講解難題。
＂鄭同志，你比其他人用功多了。＂趙老師常常這樣鼓勵我，＂堅持下去，前途無量啊。＂
我沒告訴他，我用功是因為心裡裝着一個人。
第一學期結束時，我給小麗寫了一封信。
信很短，只說了我報了夜大的事，學習很充實，希望她工作順利。
兩周後，我收到了回信。
她的字依然工整漂亮，信中說地區工作環境不錯，但生活有些單調。
最後一句話讓我讀了又讀：＂我很高興你決定繼續學習，這是明智的選擇。＂
從此，我們開始了斷斷續續的通信。
她的信總是講述地區的見聞，新政策的執行，單位里的趣事。
我的信則多是關於學習的進展，公社的變化，農村改革的新氣象。
我們謹慎地避開了關於感情的話題，彷彿那個夏夜的分別從未發生過。
然而，每次收到她的來信，我都會小心翼翼地拆開，一遍遍地讀，然後珍藏在一個舊鐵盒裡。
那個鐵盒是我在部隊用的飯盒，陪我度過了艱苦的軍旅生涯，如今成了裝載思念的容器。
三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夜大的課程一門接一門地結束，我的知識面也越來越廣。
尤其是機械製圖和會計基礎這兩門課，我學得特別認真。
因為我知道，這些實用技能將來能幫我找到更好的工作。
1981年夏天，一個重要的機會來了。
縣裡的農機廠在招技術員，要求有機械知識，會看圖紙。
我立刻報名應聘，帶着夜大的成績單和老師的推薦信去了面試。
廠長是個五十多歲的老工人出身的幹部，看了我的材料後點點頭：＂複員軍人，又自學上進，不錯，明天來上班吧。＂
就這樣，我成了農機廠的一名技術員，工資比在公社高了一倍多。
這個好消息，我第一時間寫信告訴了小麗。
令我驚訝的是，一周後，她竟然親自來到縣城，站在了農機廠的門口。
＂聽說你當技術員了，特意來看看。＂她笑着說，眼睛裡滿是我熟悉的光彩。
她看起來比以前成熟了，穿着一件淺藍色的確良襯衫，頭髮剪短了，但依然戴着那副圓框眼鏡。
＂你怎麼有時間回來？＂我驚喜地問。
＂請了三天假。＂她說，＂其實，我一直在考慮調回縣裡。＂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為什麼？地區不是更好嗎？＂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種我讀不懂的複雜：＂有些東西，遠了才知道珍貴。＂
那天晚上，我們又站在了那座水泥橋上。
三年前的分別似乎就在昨天，又彷彿已經過了很久。
＂這三年，你有沒有...交女朋友？＂她突然問道。
我搖搖頭：＂哪有時間，不是上班就是上學。＂
事實上，不是沒有機會。
廠里有幾個女工曾經對我示好，單位里也有人說要給我介紹對象。
但我的心裡只裝得下一個人。
＂那你呢？＂我忍不住問道。
＂地區文教局的男同志不少，條件也不錯。＂她笑着說，看到我臉色變了，又補充道，＂但都不是我想要的。＂
月光下，她的眼睛亮如星辰。
＂其實，我拒絕了地區的正式編製。＂她輕聲說，＂我申請調回縣一中教書。＂
我震驚地看着她：＂為什麼？那是多好的機會啊！＂
＂因為我想清楚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她直視着我的眼睛，＂不是職位有多高，而是能不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和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
那一刻，時間彷彿靜止了。
橋下的河水緩緩流淌，遠處傳來隱約的廣播聲，夏夜的風帶着槐花的香氣拂過我們的臉龐。
＂我喜歡教書，從小就喜歡。＂她繼續說，＂在地區做行政工作，整天開會寫報告，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鼓起勇氣，握住了她的手。
這一次，我不再猶豫。
＂三年前，我不敢挽留你，因為我覺得自己配不上你。＂我坦白道，＂所以我拚命學習，想成為能站在你身邊的人。＂
她的眼睛濕潤了：＂傻瓜，我從來沒嫌棄過你。＂
＂我知道，但我嫌棄我自己。＂我苦笑道，＂我想成為配得上你的人，不是靠你降低標準。＂
她緊緊握住我的手：＂在我眼裡，你一直都很優秀。＂
拿到夜大文憑那天，我站在學校門口，她專程從地區趕來接我，眼睛亮得像星星。
＂現在你是有文化的技術員了。＂她笑着說。
我把文憑小心地捲起來，揣在懷裡：＂這只是開始。＂
半年後，我們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她父親終於接受了我，因為他看到了我的努力和進步。
＂只要我閨女高興，我就高興。＂林老師在婚宴上拍着我的肩膀說，眼睛裡滿是欣慰。
後來的日子像流水一樣奔湧向前。
改革開放的浪潮席捲全國，我們這個小縣城也在悄然變化。
1984年，縣裡開始鼓勵幹部下海創業。
我和幾個廠里的老同事商量着辦了個小機械修理廠，專門維修農用機械。
剛開始很艱難，廠房是租的廢棄倉庫，設備也是東拼西湊。
小麗從不抱怨，反而鼓勵我大膽嘗試。
＂現在是機會，要抓住。＂她常這樣對我說。
她在縣一中教語文，每天批改作業到深夜，卻還抽時間幫我整理賬目。
那時候，我們住在單位分的一間小平房裡，傢具簡陋，但充滿了希望。
每天清晨，我們一起騎車出門，她去學校，我去工廠。
傍晚時分，再在縣城的十字路口相遇，一起回家。
1986年，我們有了兒子。
小傢伙皮膚白凈，眼睛大大的，像極了他媽媽。
小麗休完產假就回去教書了，孩子白天送到她母親那裡照看。
生活忙碌而充實，我們的小廠也逐漸有了起色。
1990年代初，鄉鎮企業蓬勃發展，我的修理廠轉型為機械廠，開始生產簡易農機設備。
我們的產品很受農民歡迎，因為價格實惠，質量可靠。
＂咱們不能只顧賺錢，要真正幫到鄉親們。＂小麗常常這樣提醒我。
她的話我一直記在心裡，工廠定價始終保持在農民能接受的範圍內。
1993年，我們搬進了縣城新建的樓房，有了自己的三室一廳。
小麗把那副陪伴她多年的圓框眼鏡換成了新式的，但我總覺得她戴舊眼鏡時的樣子更讓我心動。
＂你啊，就是念舊。＂她笑我，卻把那副舊眼鏡珍藏在了抽屜里。
兒子上學後，我們的生活更加規律。
每個周末，我們全家三口都會去縣城的小公園散步，或者騎車去郊外野餐。
日子平淡而幸福，就像一條緩緩流淌的小河，沒有驚濤駭浪，卻滋潤着我們的心田。
2000年後，縣城發展迅速，馬路拓寬了，高樓越來越多。
我的工廠也從最初的幾個人發展到了上百人，產品遠銷省內多個縣市。
小麗依然在縣一中教書，成了學校的骨幹教師，還評上了特級教師。
她教過的學生有不少考上了重點大學，每年過年都會回來看望她。
看着那些年輕人恭敬地叫她＂林老師＂，我的心裡滿是驕傲。
2008年，縣一中迎來了建校五十周年，學校新建了教學樓和實驗室。
作為校友和老教師的家屬，我受邀參加了慶典。
站在嶄新的校園裡，回想起三十年前的那個冬天，恍如隔世。
三十年轉瞬而過。
某個秋天的下午，我們站在新建的縣一中校舍前，陽光把她鬢角的白髮染成金色。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時代給予我們的不僅是變化，更是相守的厚度。
＂你還記得那雙綠色的皮手套嗎？＂她突然問我。
我點點頭：＂當然記得，那是我送你的第一件禮物。＂
＂其實我一直留着它。＂她說，＂雖然早就不能戴了，但我捨不得丟。＂
我握住她的手，依然溫暖，只是多了些歲月的痕迹。
＂你知道嗎，當年我為什麼會答應調回縣城？＂她看着遠處的操場，輕聲問道。
＂因為你想教書？＂我試探着回答。
她笑了笑：＂那只是一部分原因。主要是因為收到你那封信，說你報了夜大。＂
＂那有什麼關係？＂我不解地問。
＂那時我就知道，你是值得我等待的人。＂她轉過頭，眼中依然閃爍着我熟悉的光芒，＂一個願意為了夢想和愛情努力的人，怎麼會讓我失望呢？＂
夕陽西下，校園裡傳來朗朗的讀書聲。
縣城的月光依舊如水，歲月卻讓它更加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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