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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梁啟超版
199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錢穆版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字不差的書名出過兩個版本，作者分別是中國兩位學術巨擘——梁啟超和錢穆。兩位大家為何出書同名？兩本著作有何異同？參照比較後，愈見兩人學術思想的開明與見識立論的犖然。
梁啟超系公認的清代學術史研究第一人，相關著述除《清代學術概論》外，最重要的代表作即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所以取“三百年”這樣一個含特定時點的書名，其大致解釋是：晚明二十餘年，已開清學之先河；而民國頭十幾年，清學才偃旗息鼓或曰蛻變，以“三百年”這個時間跨度替代朝代序列，似乎更為準確。本來他還想寫一部架構更宏大的《中國學術史》，怎奈天不假年，56歲遽歸道山，一腔的學術宏願，憾未實現。然“三百年學術史”的出版，已具里程碑式的意義，成書一百餘年來，除錢穆的同名著作可與之比肩外，如此鳥瞰清學全貌的名著並不多見。
梁啟超、錢穆皆為大學者，對於“清學”均有深入研究。特別是與陳垣、呂思勉、陳寅恪並稱為近代“史學四大家”的錢穆先生，可謂自學成才的典範。他雖是中小學教師出身，未受過高等教育，但博覽群書，以極高的稟賦和紮實淹貫的學問，終成一代國學大師；以“雖千萬人吾往矣”之勇毅精神和學者風骨，終其一生為闡揚中國文化的魅力竭盡心力。
梁、錢兩位大學者，倘各出一本論著實屬應當，可為何要“書同名”呢？原因在於錢穆，因其在北大開的三門課中，即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作為選修課推出了，這和梁啟超先生的學術關注點可謂不謀而合。梁啟超去世8年後的1937年暮春，錢穆自編的講義即為著作的雛形，才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付梓，距梁啟超同名著作面世已相去十幾年。錢穆寫這本書的出發點，還是在於不認同梁啟超書中的一些見解，並以“史家三長”之標準，評價年長自己22歲的梁啟超有史才、缺史學，更乏史識。至於與梁著同名，恐有當仁不讓之意。這讓我想起當年北大的講壇，錢穆和胡適等人因學術觀點相左而各執一說、打擂台般的講課方式一樣，皆可觀照當年活躍的學術氣氛。錢穆叫板梁啟超，不正印證後者的學術不因身謝而道衰嗎？當代學者劉夢溪曾言：“國學大師之名，章太炎之後，惟錢穆當之無愧。”錢穆雖只有高中學歷，但一生成就着實令人驚嘆！那麼，他們的這本同名著作，其主要分歧點在哪裡呢？
以文行自勵的錢穆，並不認同梁啟超有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是對於宋明理學的全面檢討而走出的一條新路的觀點。他認為清代學術大流，實源於宋明理學並有所延續，二者之間，是繼承與發展的關係。可以說，此一立論，並非校勘、考辨、搜補等細節問題的差池，而是一種重大的學術分歧。錢穆認為，清學者每言漢學必揆諸於晚明遺老，如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然這些學術巨擘無不寢饋於宋學。乾隆時，稱量漢學諸家之學問深淺，也往往以宋學作為評判的標準。道咸以下，雖漢宋兼采，但多尊宋貶漢，“故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
另外，對於乾嘉學者的考證方法和成就認知上，梁、錢的觀點也大相迥異。梁任公雖認為乾嘉考據學過於繁瑣，缺乏清初經世致用的大氣象，但對其治學方法和總體成就，仍在著作中以十多萬字篇幅加以肯定。錢穆則認為乾嘉考據學者只知埋首書齋、專事訓詁，而丟棄了清初學者拯世濟物、學以致用的大胸懷。至於梁啟超所褒揚的治學方法，也只局限於考證，而“學問之事，不盡於訓詁考釋”，所以錢穆得出的結論是：清代漢學家們的治學，“不足以竟學問之全體也”。
還有就是對於乾嘉學派之“吳派”和“皖派”的認識上，梁啟超、錢穆的看法也大相徑庭。梁啟超認為兩派主張不同、截然有別，“惠（棟）僅淹博，而戴（震）則識斷且精審也。”錢穆則指出吳、皖兩派之內在聯繫，“東原（戴震）論學之尊漢抑宋，則實有聞於蘇州惠氏之風而起也”，“惠、戴論學，求其歸極，均之於《六經》，要非異趨矣”，明確反對將乾嘉學派作狹隘的地域劃分。我讀諸多乾嘉學人的事迹發現，事實上吳、皖兩派學者生前都彼此敬重、相互推崇，未有門派之分。劃為吳、皖兩派，不是當年即有，實始於章太炎、梁啟超二人學說。
至於如何評價顧炎武和黃宗羲的學術地位，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成書時間、創作動因和顧炎武《音學五書》纂輯時間的考辨，以及對於清代學者及著作的思想緣起和比較研究等方面，兩位大學者的看法皆有出入，在此不一一具列。這兩本同名著作的誕生，非但不狃於高下之形和門戶之見，反倒相互增重，使得治學視野的寬廣、鉤稽引證的精審、學術思想的開明和見識立論的犖然，在二者的宏論中得以充分彰顯，實可稱生死感遇，共修名山事業。倘梁啟超泉下有知，以其生前常指謫己學的恢恢襟懷，定然欣慰於如錢穆般卓自表見的一代大家後學。
作者：喻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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