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哲生：中西交通史上的“西方”概念之探源

內容提要：“西方”在中國歷史地理學上是一個含混而不確定的名稱，它與歷史上的中西交通密切相聯，這一名稱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從漢唐時的“西域”，到宋元明時期的“西洋”，再到明末清初時期的“西方”，這一名稱的內涵不斷變更。追溯這一歷史地理名稱的變更，可以看出中西交通的變遷。

“西方”在中國歷史地理學上是一個含混而不確定的名稱，它與歷史上的中西交通密切相聯，這一名稱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變遷、演變過程。要理解中國人的“西方”觀念，首先要從追溯中國歷史上與這個概念相聯的兩個地域名稱說起，即漢唐時期的“西域”和宋元明時期的“西洋”。探討歷史上從“西域”、“西洋”到“西方”的名稱轉換過程，可以看出中國人的西方觀念之變遷。

一 “西域”的含義及範圍

中原通西域始自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張騫出使西域。司馬遷所作《史記·大宛列傳》詳記張騫出使事迹，文中出現了“西域”一詞：“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域數萬人，至祁連山。”在《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有“匈奴西域王”之稱，也使用了該詞。可見，“西域”之名在漢武帝時期已使用，其所指並不明確，將“匈奴西域”並聯在一起，說明西域為匈奴之地或匈奴統轄之區域。

對“西域”一名的範圍明確做出界定的是《漢書·西域傳》，稱：“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余太山先生認為：“這一關於‘西域’的定義可能形成於西漢開展西域經營之前，亦即上述地區被匈奴統治時期。據《漢書·匈奴傳上》，公元前176年(文帝前元四年)冒頓單于遺漢書中提到匈奴征服了‘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這‘二十六國’顯然是‘三十六國’之誤。也就是說，由於冒頓發動的戰爭，‘三十六國’成了匈奴的勢力範圍。正是這一範圍，被匈奴稱為‘西域’。”(1)余氏這一看法，與我上述對《史記·大宛列傳》中的“匈奴西域”一詞解析相一致。即西域最早是指匈奴統治的區域，但西域之名是否為匈奴所命名，還是漢人之稱呼，仍有待考證，從語義上說，“西域”初義應指西部化外之域，這應是漢人對西部的指稱。

《漢書·西域傳》實際所涉範圍要大，該傳述及當時的中西交通：“自玉門關、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今吐魯番)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黑海、鹹海間)焉。”這就是當時西域的範圍。現今論者一般認為，“‘西域’有廣狹二義。廣義的‘西域’，泛指玉門關、陽關以西的廣大地區。狹義的‘西域’主要指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圍地區”(2)。《漢書·西域傳》實際介紹的是廣義的“西域”。

隨着中西交通範圍的拓展，東漢的“西域”範圍也隨之增大，由於東羅馬帝國與東漢通使，歐洲開始進入中國的文獻記載。《後漢書·西域傳》稱：“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蔥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所載範圍包括大秦(東羅馬帝國)、天竺(印度)、安息(波斯)等國，可見當時“西域”範圍之廣，遠超《漢書·西域傳》。“具體而言，將意大利半島和地中海東岸、北岸也包括在內了。這是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描述的‘西域’中範圍最大的，以後各史‘西域傳’實際描述的範圍再也沒有越出此傳。”(3)當時中原與西域交通的情形與西漢似無大改，具體情形為：“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而西域通中亞、印度、地中海諸國的交通情形：“自鄯善逾蔥領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領，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蔥領，出大宛、康居、奄蔡焉。”(4)這些路線實際上就是當時的絲綢之路，故西域也是與絲綢之路緊密相聯的一個歷史地理概念。

有關魏晉南北朝正史著作，如《魏書》《南史》《北史》《新唐書》均設《西域傳》，多取西域之廣義。而《魏略》《晉書》《梁書》及後來的《舊唐書》則改設《西戎傳》，其所述範圍涵蓋此前的西域。唐朝與西域的交通較此前更為發達，中原與西域的關係自然更為密切。其中《舊唐書·西戎傳》中“拂菻”一條記“大秦”之事曰：“拂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餘里，列城四百，邑居連屬。”(5)《新唐書·西域傳》記“拂菻”一條曰：“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去京師四萬里，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薩部，西瀕海，有遲散城，東南接波斯。”(6)顯然，隨着中國與中亞、西亞、歐洲的交通日益增多，中國對這一帶地區諸國情形的了解越來越清晰。

與西域相聯的一個名稱是“西天”。印度古稱“天竺”，古代中國通稱印度為“西天”。其名可能出自有二：一是唐代佛教信徒玄奘前往“天竺”取經，俗稱“西天取經”，這是就地理上而言，意指比西域更為遙遠的西方。二是在佛教用語中，“西天”意為極樂凈土、極樂世界。唐代皇甫曾《錫杖歌送明楚上人歸佛川》詩曰：“上人遠自西天至，頭陀行遍南朝寺。”宋代晁沖之《以承宴墨贈僧法一》詩中有“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之語。可見，唐宋時期“西天”一詞已經流行。

《宋史》未再列《西域傳》，而在卷四百九十列傳第二百四十九《外國六》之下列“天竺”“于闐”“高昌”“回鶻”“大食”“層檀”“龜茲”“沙州”“拂菻”諸條。可見宋朝失去了對西域的控制。《元史》亦未再設《西域傳》，甚至《外國傳》，只是在卷十六《志第十二·地理志三》有“甘肅等處行中書省”涉及原轄西域之地區的介紹，這可能是元朝所轄之區域空前之廣大，所謂“西域”和“外國”大多在其控制或相關汗國的統治區域內。《明史》在卷三百二十九至卷三百三十二設《西域傳》，其所涉範圍大致只是狹義上的“西域”了。而在“西域傳”之前設有“外國傳”，顯示出明朝與西域微妙而複雜的關係，既不同於“外國”，又與內地有別，但“西域”作為中西交通的特殊區域或必經之地已失去原有的意義和價值。

二 “西洋”的最初含義及範圍

“西洋”名稱的出現相對較晚。如果說，“西域”一詞與中西陸路交通緊密相聯，那麼，“西洋”的名稱則是伴隨中西海路交通興起的產物。從“西域”到“西洋”，實為中西交通由陸路轉向海路的飛躍。

“西洋”的名稱可能最早見於五代。據劉迎勝先生考證，《西山雜誌》記載，泉州蒲氏家族蒲有良至五代時“之占城，司西洋轉運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轉運使”。這裡的“西洋”大體上指今馬來半島和印尼蘇門答臘周圍海域(7)。開封為宋代猶太人居住集中之地，開封猶太寺院中曾存四通碑文，其中《重建清真寺記》刻於明弘治二年(1489年)，文稱：“噫！教道相傳，授受有自來矣。出自天竺，奉命而來，有李、俺、艾、高、穆、趙、金、周、張、石、黃、李、聶、金、張、左、白七十姓等，進貢西洋佈於宋。帝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8)此處“進貢西洋佈於宋”一語說明宋代已使用“西洋”一詞。元代劉敏中所著《中庵集》之《不阿里神道碑》提到不阿里的遠祖從西域的“哈剌哈底”徙居“西洋”，此處“西洋”意指印度東南海岸的馬八爾國。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十餘處使用“西洋”一詞，如“西洋絲布”“出於西洋之第三港”“後西洋人”“舶往西洋”“舶往西洋者”“用西洋絲布”“舶往西洋”“國居西洋之後”“至西洋或百日之外”“亦西洋諸番之馬頭也”“界西洋之中峰”“西洋亦有路通”等(9)，足見元代“西洋”一詞流布之廣。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述及真臘國“服飾”時，稱“往往以來自西洋者為上”(10)。周致中的《異域志》在“虎六母思”“西洋國”“黑暗國”條下三次提到“西洋國”或“西洋”(11)。

萬明女士對“西洋”一詞在元、明兩代的演變作了梳理。她認為：“將‘西洋’作為一個區域來整體看待，並將這種稱謂固定下來，被人們廣泛地接受、採納和統一應用，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這一過程的開端是在元代，而它的完成是在明初下西洋的時代。”她將明代“西洋”一詞的演變分為兩個階段：洪武年間到永樂年間，《明太祖實錄》洪武三年(1370年)出現有“西洋瑣里”的國名。《明太宗實錄》永樂元年(1402年)有“西洋剌泥回回哈只馬哈沒奇剌泥等來朝，貢方物”。隨着鄭和下西洋，馬歡述“往西洋諸番”，費信“歷覽西洋諸番之國”，而鞏珍所著書名《西洋番國志》則將下西洋所到國家和地區，包括占城、爪哇、舊港乃至榜葛拉國、忽魯謨斯國、天方國，均列入西洋諸番國，從而擴展了“西洋”的範圍(12)。紀錄鄭和下西洋的著作有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志》(1434年)、黃省曾的《西洋朝貢典錄》(1520年)。其中《西洋番國志》所載西洋二十番國為：占城、爪哇、舊港、暹羅、滿剌加、啞嚕、蘇門答剌、那孤兒、黎代、南浡里、錫蘭、小葛蘭、柯枝、古里、溜山、祖法兒、阿丹、榜葛剌、忽魯謨斯、天方(13)。《西洋朝貢典錄》對《西洋番國志》的錯誤有所修正，所載西洋諸國增至二十三個：占城、真臘、爪哇、三佛齊、滿剌加、浡泥、蘇祿、彭亨、琉球、暹羅、阿魯、蘇門答臘、南浡里、溜山、錫蘭山、榜葛剌、小葛蘭、柯枝、古里、祖法兒、忽魯謨斯、阿丹、天方(14)。這可以說是歐人來華前中國人的“西洋”範圍。張燮所著《東西洋考》(1617年刻印)所載“西洋列國”只有交恥、占城、暹羅、下港、柬埔寨、大泥、舊港、麻六甲、啞齊、彭亨、柔佛、丁機宜、思吉港、文郎馬神、遲悶。範圍較《西洋番國志》《西洋朝貢典錄》所述略小。“西洋”一詞廣泛運用於明代社會，出現了廣、狹兩義。狹義包括鄭和所到的今天的東南亞、印度洋至波斯灣、北非紅海一帶；廣義“是一個象徵整合意義的西洋，有了引伸海外諸國、外國之義”(15)。也有學者根據《東西洋考》卷九《舟師考》中的“西洋針路”“東洋針路”之說，提出西洋與東洋最初並非地理之概念，而是航線概念，沿南海以東航行所經諸地為東洋，沿南海以西航線航行所經各處為西洋(16)。此說可備一說。

三 近代意義的地理概念——“西方”

不過，明代雖使用“西洋”之名，其所指範圍並非限定歐洲，甚至不含歐洲，而是指東南亞、西亞、東非或印度洋周圍國家。鄭和下西洋中的“西洋”即是指其所經這些地區。接近近代地理概念上的“西方”是伴隨歐洲傳教士東來而出現的一個地域名詞。對歐洲地理最早系統介紹的是意大利籍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職方外紀》，該書卷二介紹了歐洲諸國及其地理(17)。首次正式使用“西方”一詞，且直指歐洲者可能是艾儒略的另一部不太為人們所提及的小冊子——《西方答問》，此書開宗明義謂：“敝地總名為歐邏巴，在中國最西，故謂之太西、遠西、極西。以海而名，則又謂之大西洋，距中國計程九萬里雲。”該書將世界分為五大洲：亞細亞、歐邏巴、利未亞(即非洲)、亞墨利加(即美洲)、墨瓦臘尼加(即大洋洲)。“自此最西一州，名歐邏巴，亦分多國，各自一統。敝邦在其東南，所謂意大利亞是也。此州去貴邦最遠，古未相通，故不載耳。”(18)該著分上、下卷，上卷分國土、路程、海舶、海險、海賊、海奇、登岸、土產、製造、國王、官職、服飾、風俗、五倫、法度、謁饋、交易、飲食、醫藥、性情、濟院、宮室、城池兵備、婚配、守貞、葬禮、喪服、送葬、祭祖，下卷分地圖、曆法、交蝕、星宿、年月、歲首、年號、西土諸節。其中在“路程”一節介紹了自歐洲來華的航行路線和時間。在“登岸”一節對歐洲與“回回”、天主教與“天竺浮屠”(印度佛教)作了區別。“問：貴邦到敝邦，從何省登岸？曰：極西海舶，不到貴國，只到小西洋而回。西客在小西換舟，到廣東香山邊，予輩亦乘客舟而至。”“問：有西方人從陝西進，三年一貢。亦有傳道之僧從四川、雲南而來者，不知與貴邦同否？曰：來自秦中皆回回之類，此與中國相連地，與敝邦相懸絕也。來自四川、雲南者，天竺浮屠之類，與天主聖教又懸絕也。”(19)

隨後由耶穌會士利類思(P.Louis Buglio)、安文思(P.Gabriel.de.Magalhaens)、南懷仁(P.Ferdinand Verbiest)編寫的《西方要紀》，實為《西方答問》的增刪本(20)。該書開首即稱：“西洋總名為歐羅巴，在中國最西，故謂之大西。以海而名，則又謂之大西洋。距中國計程九萬里雲。”由於該書出自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三位傳教士之手，故對西方之介紹帶有相當正面的色彩。如“風俗”一節：“西洋風俗，道不拾遺。偶或有遺，得之者則懸垣壁，以便原主復取。”如“法度”一節：“西洋雖以德養民，亦有囹圄刑罰以懲已犯罪而儆未犯者，但不用箠楚耳。定罪必依國法，不敢參以私意。若不依法者，罪反歸於有司矣。”如“性情”一節：“尚直重信，不敢用詐欺人，以愛人如己為道，有無相濟。又尚志，難於忍辱。交處多情義，一國中少有不得其所者，即他邦之人至，尤不敢慢，更加禮焉。”如“教法”一節：“西方諸國奉教之後，千六百年，大安長治，人心風俗和善相安，家給人足，不爭不奪，各樂其業。”(21)由此可見，“西方”作為一個地理名稱明確指稱歐羅巴洲，是由明末清初耶穌會士艾儒略撰著的《西方答問》和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編寫的《西方要紀》兩書確定下來的。有趣的是，張潮在將該書收入《昭代叢書》時，為該書作《跋》稱：“西洋之可傳者有三：一曰機器，一曰曆法，一曰天文。三者亦有時相為表裡。今觀《西方要紀》所載，亦可得其大凡。然必與其國人之能文者相與往複問難，庶足以廣見聞而資博識也。”將西洋可資學習者定格在“機器”“曆法”“天文”三項，顯示張潮對西學的了解尚較膚淺和片面，也反映了時人對西方認識的局限，但與近代洋務運動“中體西用”的思想主張聯繫起來，它又不失為學習西方的先聲。

與“西方”一詞同時採用並廣為流行的指稱“歐羅巴”的同義詞還有“泰西”“太西”“極西”“遠西”。耶穌會士熊三拔(P.Sabbathin de Ursis)撰說、徐光啟筆記、李之藻訂正的《泰西水法》(1612年初刻)和耶穌會士鄧玉函(Johnn Schreck)譯述、畢拱辰潤定的《泰西人身說概》(1643年刻)兩書的書名即採用了“泰西”這一名詞。此詞一直到晚清仍然沿用，如晚清介紹西方的重要典籍，徐繼畬所著《瀛寰志略》，魏源編撰的《海國圖志》，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口譯、蔡爾康筆錄的《泰西新史攬要》，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mest Faber)撰寫的《自西徂東》等書，即採用了“泰西”一名指稱歐洲。“極西”“遠西”常見於各種介紹西方學術書籍的作者署名前，如《修身西學》《齊家西學》兩書作者署名為“極西高一志撰”，《超性學要》作者署名為“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譯義”，《四末真論》作者署名為“遠西耶穌會士柏應理撰”，《西方答問》作者署名為“遠西艾儒略撰”。

“西洋”“西海”兩詞繼續沿用，但其義由原來的泛指東南亞、西亞、東非一帶，逐漸轉向專指歐洲，這也許最能反映當時明末以後中西交通的實際。《四庫全書》收入南懷仁撰寫的《坤輿圖說》，卷前介紹：“懷仁西洋人，康熙中官欽天監監正。是書上卷，自坤輿至人物，分十五條，皆言地之所生。下卷載海外諸國道里、山川、民風、物產，分為五大州，而終之以西洋七奇圖說。”(22)這裡的“西洋”系指稱歐洲。“西海”則常見於來華西人撰譯的各種書籍署名中，如1614年初刻於北京的《七克》，作者署名“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撰述”。1623年在杭州成書的《性學觕述》，署名“西海後學艾儒略著”。艾儒略所撰《職方外紀》卷二《歐羅巴總說》開首曰：“天下第二大州名曰歐邏巴。其地南起地中海，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北至冰海，出地八十餘度，南北相距四十五度，徑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西起西海福島初度，東至阿比河九十二度，徑二萬三千里。共七十餘國。”(23)這裡的“西海”即為大西洋。當時，人們對“洋”與“海”之區別並不甚在意或了解，故“西洋”與“西海”混用是常見的事。

與“西方”相聯的還有一些詞，如“西學”“西儒”“西醫”“西曆”“西國”等，幾乎同時出現在介紹西方學術、醫學、曆法、地理的書籍里。最早使用“西學”一詞的可能是意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的《西學凡》(1623年初刻)。該書開首即稱：“極西諸國，總名歐邏巴者，隔於中華九萬里。文字語言經傳書集，自有本國聖賢所紀。其科目考取雖國各有法，小異大同，要之盡於六科。一為文科，謂之勒鐸理加；一為理科，謂之斐錄所費亞；一為醫科，謂之默第濟納；一為法科，謂之勒義斯；一為教科，謂之加諾搦斯；一為道科，謂之陡錄日亞。”(24)第一次在中文世界系統介紹了西學。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P.Nicolas Trigault)撰述的《西儒耳目資》(1626年刻)較早使用了“西儒”一詞。以“西學”命名刊刻、篇幅量較大的書籍當推意大利耶穌會士高一志(P.Alphonse Vagnoni)編撰的《修身西學》《齊家西學》《治平西學》三書。作為與中學相別的“西學”在明末的少數士大夫中開始傳播。

晚清以降，西方對中國的影響漸次擴大到軍事、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地理範圍也由歐洲擴展到美洲、澳洲。“西方”成為基督教文化圈的代名，並被賦予地理以外其他方面的內含。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出現所謂東西方冷戰，這裡的“西方”則是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包括亞洲的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它是一個意識形態共同體的指稱，以蘇聯為首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被排除在“西方”以外。冷戰結束以後，雖然蘇聯解體，取而代之的俄羅斯不為西方或歐共體所接受，俄羅斯仍是與西方並立的另一極，所謂“西方”當然也不包括俄羅斯和其他與俄羅斯關係密切的獨聯體國家。

從歷史上看，古代西方文明主要是指古代希臘、古代羅馬所涵蓋的區域，它與東方文明國家(包括地處近東、中東、遠東的四大文明古國，即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相對應，主要是一個地理概念。在近現代，隨着西方國家意識形態色彩的加重，西方學者就認為：“西方文明首先可以近似定義為法治國家、民主、精神自由、理性批判、科學和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自由經濟。”(25)它顯然帶有排斥非“西方”文化或文明的意味。在這種背景下，當西方學者使用“西方”這一名稱時，就不僅是一個地理指稱，可能還帶有某種程度的文化優越感，它與“西方中心主義”有着某種關聯。有的西方學者區分了“舊西方”與“新西方”兩個概念：“舊西方大約從凱撒開始，一直持續到法國大革命。舊西方是指一種歐洲文化秩序：它在哲學上以柏拉圖為主導，在宗教上以希伯來聖經的倫理一神教為主導，在法律和社會組織上則以古羅馬遺產為主導。拉丁基督教會是它的中心，也是它最持久的機構。現代批判性思維的興起和啟蒙運動深深地影響了舊西方，接着在19世紀，舊西方進入知識和工業快速發展的時期。”“新西方”是指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由美國領導的西方，“新西方是某種類似於人類頂峰的事物，因為它是以第一批得到徹底解放的人的出現為標誌的。這些人知道，他們自己是他們的世界觀、知識體系、技術和價值的唯一創造者。他們的世界完全是屬人的世俗的世界。他們的政治是自由民主的政治，他們的經濟秩序是‘社會市場’或‘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他們的倫理首先是人道主義。”“在藝術和個性方面，西方人特別羅曼蒂克，他們堅持把他們自己看作是自己生活的創造者。他們熱愛‘時尚’，表現自我。每個人都想成為他自己，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安排生活。”(26)按照這種區分，古代北京實際對應的是“舊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中國才真正面臨同以美國為首的“新西方”打交道。

梳理中國人的“西方”觀念，從漢唐時期的“西域”到宋元明時期的“西洋”，最後到明末清初以後出現的“西方”“泰西”，可以看出中國人的“西方”觀之演變是與中西交通密切相連的一個概念，中西交通伸向哪裡，“西方”的意含就指向哪裡，“西方”可以說是一個流動不居的歷史地理概念。“西方”這一名稱往往表現的是一種異域、異種情調，即為華夏文明之外的化外之域或非我族類的文化，從文明程度來看，“西方”文明經歷了一個從異域文明到強勢文明的演變過程，在這一演進過程中，它既受到了中國文化的排拒，又常常通過交流、融會，為華夏文明所吸收。近代歐美的崛起，亦即“西方”的崛起，與華夏文明形成新的對峙，也是中國最重要的參照系。作為新興的強勢文明，西方在與大清帝國的軍事對決中勝出，其在宗教、科技、軍事、經濟、政治、法律方面的優勢地位因此確立。在西方文明的強大衝刺下，中國傳統的價值體系和社會—文明結構逐漸解體，中華民族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蘊，謀求建設一種適合自我生存的新文明，中國在與西方的衝突、交流、融合中開始艱難的社會轉型和步入現代化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