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頂級外交官當場哭了

當地時間2月16日，慕尼黑安全會議（慕安會）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在慕安會上發表告別演說，聲音斷斷續續，熱淚盈眶。

“讓我說完，這變得有點難了。”他的聲音突然顫抖了起來，語帶哽咽。會場上隨即響起一陣不安的雜音，一些與會者像凍住了一樣。

當地時間2月16日，霍伊斯根在慕安會上發表演說，語帶哽咽。圖/視覺中國

這麼情緒化的表現，似乎不屬於慕安會這樣一個充滿冷酷博弈的國際場合，更不要說它是來自一名經驗豐富的頂級外交人士。到這裡來的人們已經很習慣了看到彼此的臉上掛着高深莫測、勝券在握的“職業化笑容”。與霍伊斯根相識多年的外長和外交官們很快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不少人形容那個時刻“讓人雞皮疙瘩直起”。

慕安會的基石

慕安會於1963年由馮·克萊斯特創立，至今已發展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安全政策平台之一。納粹當權時期，馮·克萊斯特本人曾冒着生命危險參與了德國本土反抗希特勒的行動，是著名的馮·施陶芬貝格周圍組織的成員。據傳，在1944年的一次暗殺計劃中，他甚至直接向希特勒投擲了炸藥。因為這段歷史，他被認為是德國安全政策的道德權威。

二戰結束後，西德被盟軍接管並進行了“再教育”。馮·克萊斯特成了一名堅定的跨大西洋主義者，認為有必要在戰爭的破壞後加強德國、美國及其歐洲夥伴之間的關係。他發起了“國防會議”，最初以西方軍事為重點，旨在協調北約內部的防務問題。

慕尼黑被選為活動舉辦地並非偶然，帶有很強的時代色彩。冷戰時期，拜仁州是西方防線的前線州，因此在安全政策方面被認為特別敏感。首府慕尼黑位於東西德的交界地帶，靠近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邊境，並且是美國和北約部隊的基地所在地，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這一切使這裡極具象徵意義。在拜仁居住期間，克萊斯特與該地的政治和軍事精英建立了良好聯繫。他選擇了環境低調、能為各方代表秘密討論提供有利條件的拜仁宮酒店。自1963年以來，拜仁宮酒店一直是慕安會的傳統會址。

隨着德國統一和冷戰結束，慕安會逐漸成為在歐洲安全架構的對抗與對話之間架設橋樑的象徵，開始匯聚來自全球的政界、商界和學界代表，也就成了一個集中反映有關世界秩序和地緣政治衝突和危機的場所。2007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就在講話中指責西方無視俄羅斯利益，推行擴張主義。不過，馮·克萊斯特提出的即使在危機時期也要促進對話的創始理念，至今仍是慕安會的基石，霍伊斯根也繼承並進一步發展了這一傳統。

霍伊斯根1955年出生於德國杜塞爾多夫，1980年開始外交生涯，曾擔任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外交政策顧問，被視為默克爾烏克蘭和俄羅斯政策的設計師。在歐洲，從巴黎到布魯塞爾，他在制定歐洲安全和防務政策方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隨後，在紐約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他因在有關敘利亞決議的激烈辯論中發出德國的聲音而聞名。2022年，霍伊斯根接管了慕安會的管理工作。歐洲在安全政策方面的自主權問題和維護西方世界的秩序，是他任期內的指導原則。

這個時間周期，正值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歐洲的不確定性日益增加。自此，慕安會目睹了一系列重大對抗。就在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發起“特別軍事行動”前不久，拉夫羅夫在出席會議時發現自己處於守勢。西方國家的外長，尤其是時任德國外長貝爾伯格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指責俄羅斯咄咄逼人，破壞穩定，而拉夫羅夫則大談西方的歇斯底里和北約對俄羅斯的包圍。會場氣氛凝重，這也是拉夫羅夫最後一次在慕尼黑露面。從那時起，俄羅斯政府代表就遠離了慕安會。

此後，慕安會日益成為西方盟友團結的舞台，但這團結的背後也有歐洲對自身防務能力的不確定。2023年，波蘭領土遭導彈襲擊暴露了歐洲安全保障的脆弱。此後，關於歐洲防禦倡議的討論在慕安會上就成了熱點。2024年，以色列國防部長在加沙問題上也遭到歐洲國家的尖銳批評。

烏雲壓城

霍伊斯根在本次幕安會上最後一次露面時，對未來的重重擔憂正烏雲壓城。就在他發表講話的幾小時前，美國副總統萬斯發表了一次講話，許多專業人士都認為這次講話對歐洲敲響了警鐘。萬斯代表了新上任的美國政府的新路線，即越來越注重國家利益，質疑美國幾十年來承擔的國際責任。他談到優先考慮美國國內政治穩定的問題，並對美國未來在多大程度上仍將履行其對歐洲的安全政策義務持開放態度。與此同時，特朗普拋開了歐洲，開始了與普京的接觸性談判。

此前，《華盛頓郵報》已經報道，白宮內部正在討論縮減美國在德國駐軍的方案。事實上，早在2020年，特朗普就宣布從德國轉移12000名美國士兵，這被當時的默克爾政府視為對德國的侮辱和對歐洲安全的威脅。儘管後來在拜登的領導下美國對計划進行了修改，但歐洲內部對美國政策改弦更張的擔憂如陰雲揮之不去。尤其是對於德國而言。由於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德國國防軍只能維持在一個很低的規模上，國防極大依賴於美國駐軍。此外，德國是美國在歐洲、非洲和中東行動的後勤中心。拉姆施泰因及格拉芬沃爾美軍駐紮地等基地對部隊部署和補給路線至關重要。因此，美軍的存在如同西方盟國團結的縮影。撤軍不僅意味着美國可能背棄承諾，也意味着西方盟國間產生了嚴重裂痕。

與德國相比，對此更接受不了的是東歐。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將駐德美軍視為北約東翼的中堅力量。削減駐軍使人們不由得懷疑，一旦戰事發生，北約是否有足夠快、足夠多的應對能力。此外，北約內部一直就有所謂的“兩種級別的安全”。第一級別是以德法為核心的老牌西方國家，第二級別是後來加入的東歐國家。萬斯的講話首先引發了東歐國家的極大反彈。《法蘭克福彙報》援引了立陶宛外長蘭茨貝里斯的話：“我們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歐洲的安全始於維爾紐斯，而非柏林。”

不過，在歐盟核心國家，美國路線可能的改變所引發的並不只有擔憂，也迎頭撞上了由德法牽頭的推動歐洲戰略自主路線的決心。萬斯講話一出，正在忙着大選最後衝刺的德國總理朔爾茨就趕快改變了行程，在大選電視辯論結束次日飛往巴黎。

2019年，法國總統馬克龍已對北約下了“腦死亡”的診斷。此番萬斯的講話，被《世界報》評論為“歐洲的引爆器”。德國國防部長鮑里斯·皮斯托里烏斯也在萬斯講話的現場，神情凝重，出場後隨即強調歐洲不能再認為美國會“在緊急情況下為我們解決一切問題”。基民盟高級黨員諾貝特·羅特根也認為這次講話是一次“緊急提醒”，提醒歐洲自己的防務聯盟必須趕快取得進展。

信任崩塌

能讓霍伊斯根這名職業外交人士當場失控落淚的，當然不是理性衡量。幾十年來，霍伊斯根一直親身深度參與了西方盟國夥伴關係，歷經冷戰、兩德統一和北約擴員，還直接參与了鞏固歐洲安全政策基礎的談判，與美國進行了密切協調。這種夥伴關係曾是他那一代人和平與穩定的保障，如今卻搖搖欲墜。

霍伊斯根與美國的密切也是眾所周知的。在擔任默克爾外交政策顧問期間，他與賴斯、沙利文等美方高層都建立了互信關係。在特朗普的首個總統任期，西方盟國關係首次受到嚴重破壞，對霍伊斯根的工作是一個嚴峻考驗。現在剛剛過去幾年，艱難的日子又百上加斤地回來了，而歐洲還深陷俄烏的戰爭陰影。

比夥伴的疏遠更痛苦的可能是一種畢生信任的崩塌。慕安會對於霍伊斯根來說不僅是一個職業履歷。在他的前任伊申格爾的領導下，慕安會已成為西方盟國團結的象徵。霍伊斯根也繼承了傳統，始終堅信對話和凝聚力是歐洲安全的核心。現在他即將離任，趕上這一秩序面臨巨大的失信。畢生努力，卻終究沒能像他曾經堅信的那樣得到回報。

這樣強烈的情緒反應並非霍伊斯根獨有。德國廣播就評論“霍伊斯根的眼淚最終暴露了歐洲在跨大西洋關係不確定性面前的無言”。多家媒體評論員也寫道，這是“歐洲對跨大西洋可預測性信任的象徵性終結”“過去是細微的差異，現在是對根本性決裂的恐懼”。

美國方面也並非沒有努力地“找補”。美國前駐德國大使埃默森在會議間隙表示：“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之所以能夠經受住危機，是因為它建立在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之上。這次也將如此。”《紐約時報》也強調美國的選舉周期往往是臨時性的，西方盟國間的經濟聯繫和情報合作還是完整的。

2023年，霍伊斯根在談論歐洲共同防務時首次提出“歐洲不是‘有也挺好’，而是‘必須要有’”。在卸任之際，這個觀點他又強調了一遍。

針對萬斯的講話，朔爾茨也指出，在過去三年，德國對於烏克蘭的援助雖然從金額總數上次於美國，但佔德國gdp的比例是美國的四倍。歐洲和美國之間原有的基本共識正在消失，利益上的衝突以一種極其直接的方式表達出來。可以預見，歐洲今後將在很大程度上承擔起自身安全的責任，將會有一段艱難的時期。無論是對於歐洲自身還是對於世界秩序，戰略自主，現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不是“有也挺好”，而是“必須要有”，性質已經變了。

（作者系德國漢堡大學社會學者、漢堡文化與媒體部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