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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舉行首次授銜儀式，實行現代化的軍銜制度。
但就在中央軍委要求將領們填寫軍銜推薦表時，一份標註“中將”的申請引起了所有人的關注。
這份申請的主人，正是陳奇涵。
那麼，為何一位戰功赫赫的革命將領如此謙遜？最終，他又被授予了怎樣的軍銜？
棄筆從戎
1897年，陳奇涵出生在江西興國壩的一個小村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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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家裡條件並不富裕，但父母還是讓他到了上學的年紀後進入了私塾，可動蕩的社會局勢卻讓小小的他心中始終充滿憂慮。
彼時，舊中國軍閥混戰、外敵入侵，這導致大街上經常有飢腸轆轆的難民、沿街乞討的老人以及販賣孩子的母親。
這種種場景讓陳奇涵腦海中回蕩着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這些百姓究竟要怎樣，才能不再過着顛沛流離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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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思考在他中學畢業後到達了頂點，他逐漸意識到，單靠書本上的學問，無法改變國家的積弱積貧。
於是，他決定棄筆從戎，他要用另一種方式尋找出路。
加入軍隊後，他也有幸跟隨孫中山南征北戰，參與了一些對舊勢力的討伐行動。
這期間，他學會了運籌帷幄，也明白了僅靠軍隊的力量，仍然不足以根治國家的沉痾。
因此，1925年，陳奇涵又考入了黃埔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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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他不僅磨練了軍事才華，還結識了毛主席、周總理等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此後還加入了共產黨。
對於這一選擇，他從未猶豫過，可加入共產黨後，他面臨的壓力卻越來越大。
國民黨內部逐漸加深了對共產黨員的排斥和打壓，當時的陳奇涵，已是黃埔軍校的一名少校中隊長。
他的位置顯赫，待遇豐厚，但國民黨中央通過的“整理黨務案”迫使他必須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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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他毅然轉身，走向了信仰的方向。
離開黃埔軍校後，他帶領一批共產黨員學生，奔赴江西開展革命工作。
這期間，陳奇涵的身世也為革命事業添上了幾分傳奇色彩。
蔣介石對陳奇涵的能力和人品頗為欣賞，曾三次寫信邀請他回到國民黨陣營，甚至許以高官厚祿。
可無論是侍從室主任還是其他誘人的職位，都無法動搖陳奇涵的決心，他用一句“身體有恙”婉拒了蔣介石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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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卻對朱老總的邀請毫不猶豫，迅速答應擔任南昌起義中的重要職務。
1927年的南昌起義，打響了中國共產黨武裝鬥爭的第一槍。
作為起義的一員，陳奇涵不僅參與了前線的作戰，還負責警戒和掩護工作，但在撤退途中，陳奇涵卻與大部隊失散。
之後，他獨自一人返回江西老家，繼續傳播革命思想，組織當地的農民起義。
當然，他的革命之路也並非一直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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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長征途中，陳奇涵所在的部隊一次次面對敵人的圍追堵截，在一次掩護後方部隊撤退的戰鬥中，他的兩個弟弟不幸壯烈犧牲。
接到消息的那一晚，陳奇涵沉默了很久，可他沒有流淚，也沒有過多的話語，只是獨自坐在營地外。
他知道，戰爭從來都是殘酷的，它不只帶走敵人，也會帶走最親近的人。
戰爭的犧牲不僅僅停留在家人身上，在整個革命生涯中，陳奇涵目睹了無數戰友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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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們的離去，讓陳奇涵愈發珍惜一切，也更加堅定了他的信念：一切榮耀都屬於那些犧牲的人，活着的人必須繼續背負他們未盡的使命。
正因為如此，此後，陳奇涵愈發奉獻自己，甚至在1955年首次授銜中，將自己的名字默默寫在了中將上。
“中將”選擇
1955年的一個午後，解放軍軍事法院院長陳奇涵在處理工作時，秘書帶着一份文件走了進來：“羅榮桓同志讓我交給您的委任狀，請您過目並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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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奇涵接過文件，目光緩緩掃過上面的內容。
這是一份軍銜填報的委任狀，文件中清晰地列明，他需要根據自己的功績，填寫推薦的軍銜級別。
陳奇涵低頭注視着空白的“軍銜等級”一欄，目光停留在“上將”二字旁，微微蹙眉，按資歷與貢獻，他完全可以勝任上將的軍銜。
但他卻無法讓自己下筆，他是革命的見證者，更是無數次生死決戰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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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來，真正的榮譽並不屬於自己，而屬於那些已經長眠在戰場上的烈士，在他們的面前，他覺得任何軍銜都顯得蒼白無力。
於是，他拿起筆，鄭重地寫下兩個字——“中將”。
當文件被送到授銜小組時，工作人員無不感到驚訝，這個在戰爭年代屢建奇功的革命將領，居然主動放棄更高的軍銜選擇了“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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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猜測他是不是過於謙虛，也有人懷疑他是不是出於個人低調的考慮。
但無論哪種猜測，都無法改變陳奇涵心中那個堅定的信念：軍銜的高低並不重要，真正的榮譽永遠屬於犧牲的戰友和為新中國奮鬥的人民。
後來，這份文件被送到了中央軍委領導的桌上，毛主席看到“中將”兩個字時，也稱讚道：“陳奇涵同志啊，果然是個謙遜之人，但這樣的人，才真正值得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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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最後，陳奇涵還是被授予了“上將”軍銜，而他也值得這樣的榮譽和認可，此後，陳奇涵也將更多的精力投入了工作。
戰爭中的犧牲
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後，陳奇涵被任命為解放軍軍事法院院長。
從接手軍事法院的那一天起，陳奇涵就開始着手制定解放軍的軍事法治體系。
他帶領團隊從零開始，摸索適合新中國的軍法制度，在他的眼中，法庭不只是審判案件的場所，更是教育部隊、規範行為的重要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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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到了1956年4月，解放軍軍事法院接到了一項前所未有的任務——與最高人民法院聯合組成特別軍事法庭，負責審判45名侵華日本戰犯。
這項工作並不輕鬆，當時的新中國法律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而被審判的戰犯中，有不少人是慣於狡辯的高級軍官，面對他們的審問，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他們抓住漏洞。
但陳奇涵沒有退縮，他帶領團隊查閱了大量檔案，搜集證據，用事實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庭審中，陳奇涵的表現更是贏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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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犯曾試圖為自己的罪行開脫，甚至拒絕認罪，但面對鐵一般的事實和無數受害者的證詞，他們最終低下了頭，承認了自己的罪行。
這場審判在國際社會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它不僅為侵華戰爭中的受害者伸張了正義，也彰顯了新中國以法治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的司法原則。
而這背後，陳奇涵和他領導的軍事法院團隊付出了無數的心血。
回顧陳奇涵的一生，他既是一個為新中國軍法奠基的開拓者，也是一個在戰爭中歷經磨難卻始終不屈的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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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的榮譽看得極輕，卻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得無比重要。
1981年，陳奇涵走到了人生的盡頭。
臨終前，他拉着家人的手叮囑：“我這一生沒什麼遺憾，只希望你們不要為我鋪張浪費，我能做的，就是儘力為國家，為人民，為犧牲的戰友做一點事情。”
這一席話，讓家人淚流滿面，也讓後人更加明白了他心中那份家國情懷。
陳奇涵的一生，是一曲無聲的讚歌，他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什麼是“淡泊名利，高風亮節”。
無論是革命戰爭中的堅毅不拔，還是新中國建設中的謙遜無私，他都以普通人的姿態，做出了不平凡的貢獻。
他的光芒，不在於顯赫的頭銜，而在於那顆永遠為國家和人民跳動的赤子之心。
他更是用謙遜的品格和無私的奉獻，譜寫了屬於自己的家國大義篇章，成為後人心中永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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