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通過對“關中—七河”沿線跨區域交流的討論，探討唐代“長安—天山廊道”形成與貫通原因，從全球史的視角出發，超越了近代早期“歐洲中心觀”下的民族國家史學範式以及“農耕—游牧”對立的二元觀。
認識唐朝與中亞的關係，要從“中原—游牧—綠洲”地緣關係中發掘城鎮帶的形成機制及其對走廊的支撐作用，由此重新認識和豐富“中國與周邊”作為區域命運共同體的歷史內涵。
七河地區主要是指今中亞國家的伊塞克湖與巴爾喀什湖之間，及其以西的一些地區，與中國歷史具有緊密關聯。唐王朝曾主動向西域開拓並與七河流域的游牧政權產生接觸。
而七河流域作為中亞最為重要的游牧中心之一，對作為農耕中心的關中平原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深遠的影響最終推動了唐代“長安—天山廊道” 的形成與興盛。
一、“關中—七河”沿線的跨區域交流:城鎮帶的形成
關中平原是中國西北部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帶，也是華夏文明的起源之地。 渭河以南是秦嶺北麓河川交錯地帶，植被豐腴。渭河北岸至黃土高原南緣則為一片乾燥地帶，秦漢時期，該地區就已經形成了保障都城長安物資供應的灌溉網絡，是最為富饒的穀倉地帶。
秦嶺北麓遼闊的台地，隋唐時是一片綠地，可供長安城貴族們打獵享樂。由此可見，關中平原的土地佔用，自古至今都保持着其一貫的格局。
關中平原所在的中國西北部，正好處於不同風俗、不同歷史區域的交錯地帶。該地區可以通過河西走廊連接新疆，通往西藏。
而由關中平原出發，經黃土高原或山西，則與蒙古相連。經山西陸路與北方相連。翻越秦嶺可以到達蜀地。經渭河、漢水可以通往長江中游，具有無與倫比的媒介性。
冀朝鼎曾提出過“基本經濟區”這一概念，論證中原王朝統一的經濟基礎。歐文·拉鐵摩爾則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戰略區”的概念，即該區域所形成的軍事與政治功能往往高於經濟功能，西北的戰略區在經濟上對於中原有很強的依賴性。
因而中原王朝需要舉全國之力為其提供必要物資，確保“戰略區”能夠正常運轉。因為“基本經濟區”與“戰略區”分別位於中原地帶與草原、綠洲地帶，則這一運轉體系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樞紐來連結，而這個強有力的樞紐一般是中原王朝的“政治核心區”。
關中平原是各種文化的大熔爐。該地區在交通和心態上都比較容易接受外來事物，因而可以作為普遍文化的誕生地，同時也是傳統中國的政治樞紐地區。只有當中原王朝呈現出農牧複合的特質時，靠近農牧交錯地帶的區域才會成為“政治核心區”。
七河地區涵蓋了中天山與西天山的部分區域，其綠洲是天山北麓草原綠洲的延伸，這種綠洲形態介於草原與綠洲之間，具有極強的過渡性與不確定性。
從綠洲性質看，七河地區的草原綠洲無疑是更容易受到游牧政權的控制。因為這種過渡地帶既適宜放牧，也適合農耕。七河地區兼具了這兩種生產模式。其農業承載力高於草原地區，低於農耕地區，其農業模式屬於旱作農業。
七河地區與河西走廊的地理結構非常相似，二者都是依託於高山流水而形成綠洲、草場與商道。努爾蘭·肯加哈買提將七河地區的楚河流域稱為另一個“河西走廊”。
歷史上該地區經常作為草原民族統治的核心地帶，形成強大的游牧政權，但河西走廊則剛好相反，究其原因，七河地區的牧區、綠洲的空間分布格局值得關注。
“關中—七河” 沿線各區域的地理環境特質，造就了各人群生計模式的差異，這提供了區域經濟互補的可能性，進而帶來跨區域的交流，並進一步塑造了絲路東段沿線的三條主要的城鎮帶，連綿不斷的綠洲城市網絡奠定了唐代“長安—天山廊道”形成的基礎。
二、商道開拓與區域整合:唐代“長安—天山廊道”的貫通與興盛
雖然在漢朝時，中原農耕區就與七河地區的烏孫有一定的聯繫。但新商道的開拓以及各區域的整合才使得唐代“長安—天山廊道”的貫通成為可能。
唐代“長安—天山廊道”的貫通，離不開新北道的開闢與暢通。所謂的新北道，主要由域內的伊吾道與域外的石國道構成。
早在東漢時期，伊吾道就已開闢，即“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但這一通道最初並未成為絲綢之路的主幹道。
為了疏通北部商道，北魏曾於太安二年派遣尉眷攻克伊吾，但並未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一問題，柔然依然數次進攻敦煌地區，這使得尉眷之子尉多侯又“上疏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西域之路”。
北魏孝文帝由於春耕正在進行，而沒有採納這一建議。但在北朝中後期，伊吾道的重要性逐漸超越了大海道，原因在於大海道需經過莫賀延磧，旅途十分兇險。
但新北道的開通不應只注意到伊吾道路的暢通，還需要從域外予以進一步的審視。石國道的開闢與使用也是新北道成為絲路幹線的重要因素。
早在波斯阿契美王朝時期，河中的粟特本土就與錫爾河北岸的塞人產生貿易上的往來，可以推測那時就已經有從索格狄亞那到北方草原的商道。亞歷山大的征服，可能迫使一部分粟特人北遷七河地區。
伊吾道、石國道的開闢與暢通，使得新北道最終於隋代成為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這條新通道通過敦煌、伊吾、西州、庭州、碎葉、石國等樞紐地區，連接了河西走廊與七河地區乃至中亞的河中地帶，從而使得唐代“長安—天山廊道”的貫通成為可能。
七河地區位於亞洲的十字路口上。從中國來的絲綢之路，無論是北道還是南道，都能在碎葉城、塔拉斯城交會，因此玄奘稱此二城內“諸國商胡雜居”。
順着楚河河谷西去，絲路從此分成了北方的“草原之路” 和南方的“綠洲之路”。當然，如果從此沿着錫爾河北岸往西北走，可以通往飢餓草原及東歐大草原;向南轉折，則是進入澤拉夫善河流域的綠洲群。
而若從這裡越過興都庫什山，經阿富汗即可直達印度，或者繞過鹹海、裏海，西去波斯、阿拉伯、羅馬。
古代“絲綢之路”對東西文明交流的作用產生於強大國家行為體政治、軍事目標實現的過程中。唐代“長安—天山”跨區域廊道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一環，其長距離貿易離不開權力關係的維繫，這種權力關係集中體現在游牧、農耕、綠洲三個主要政權或群體的地緣合作上。
三、全球史視域下的中國性與世界性
長期以來，“歐洲中心論”對於中國與中亞的歷史觀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歐洲在藉助製圖學、博物學等學科重新認識世界的過程中，構建了以歐洲為地理中心和文明中心的世界秩序，同時也重構了亞歐大陸格局。
在此基礎上，中國與中亞地區都被整合進作為歐洲“鏡像”的野蠻、落後的“亞洲”地理概念之中，失去了自身文明的中心性，在新的世界體系中被“邊緣化”。
自16世紀帖木兒王朝覆滅後，中亞地區諸汗國分裂割據、宗教戰爭不斷，與中國的交往逐漸陷入停滯，“長安—天山廊道”一度阻頓。
在近代民族主義的影響下，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體系逐漸形成，基於“文明—野蠻”二分法的線性史觀的攝入，使得“歷史中國”話語敘述陷入“農耕—游牧”二元對立的困境之中，游牧被視為農耕的對立面。
與此同時，中亞地區也被輸入民族主義相關話語。中亞五國在建構民族國家歷史話語的過程中，進一步加劇了與中國的區隔。
“歷史中國”的書寫被隔斷，中國與中亞地區長期交流互動的歷史事實被掩蓋，“中亞史”失去了其“中國史”與“世界史”的二重屬性，“中國史”也成為孤立於世界的國別史。
為克服這種“舶來”的歷史觀，筆者以唐代“長安—天山廊道”為例，超越民族國家史學範式，立足於農牧共生互動的區域視角來理解中國與周邊關係，理解其作為命運共同體的歷史基礎。
結語
由此可見，儘管唐王朝的勢力範圍最遠只到達過中亞的呼羅珊等地，但它的“利益邊疆”則遠至西亞甚至歐洲等地。
唐代“長安—天山廊道”作為歷史中國“內、外邊疆”的特質，體現了該區域的“中國性”以及中國的“世界性”的局部重疊。
應當從全球史的視角出發，將唐代“長安—天山廊道”研究視作中國史與世界史重疊的領域，充分發掘其內在多元性與外在開放性。
參考文獻
《希臘史殘卷》
《河西歷史地理學研究》
《古代北西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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