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精通所在國的語言，無疑是外交官的一項基本技能，這一點毋庸置疑。然而總有些奇葩不這麼想，他們覺得這有損國體，這些聲音人如果來自不學無術的人，倒也罷了，偏偏說這些話的是那些飽讀詩書、滿腹經綸，一肚仁義道德的士大夫階層。
這究竟是何原因呢？是人們的愚昧，還是其中另有隱情？答案或許可以從余靖這個人身上找到。
余靖，字安道，他在宋朝天聖二年中了進士，年僅24歲便與宋庠、宋祁、鄭戩、葉清臣、尹洙等北宋名臣同窗共讀，起點可謂極高。然而，他的仕途並不平坦，直到34歲才在京城謀得一份文書類的官職。結果因在景祐三年聲援范仲淹，抨擊權相呂夷簡，被貶到地方。這一去便是十年。
慶曆二年，42歲的余靖重返朝廷，第二年擢升為諫官。他直言敢諫，積極支持“慶曆新政”，甚至在諫言時激動得將唾沫星子噴到仁宗皇帝的臉上。這一系列舉動讓他得罪了不少人，為後來的禍患埋下了伏筆。
宋慶曆三年，余靖出使遼國。由於他精通契丹語，受到了契丹國主的熱烈歡迎。第二次出使遼國時，他更是用契丹語當庭朗誦了一首祝壽詩，遼國國君聽後開懷暢飲，使余靖的外交活動取得了圓滿成功。
然而，余靖沒有想到的是，這首祝壽詩卻給他帶來了麻煩。朝中許多士大夫紛紛指責他用《胡語詩》巴結虜主，有損國體，結果一場愚昧加權斗的鬧劇堂而皇之的上演了，余靖被貶到吉州。
一國的使節到鄰邦去慶賀對方國君的生日，說一些贊語本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余靖卻因此受到了貶職的處分。這一切看似荒謬至極，但背後的推手卻是那些滿腹經綸的士大夫。難道他們真的愚昧到這種地步了嗎？難道他們不懂得“外交官”必須精通所在國的語言才能做好工作的道理嗎？
當然不是。余靖被貶後寫了一首《子規》的詩，揭示了自己被貶職的真實原因。
原來他並非因為寫了那首胡語的賀壽詩而被貶，更重要的是因為他支持朝政推行的新政而得罪了保守勢力。那首胡語詩只不過是一個借口而已。
這就是現實。余靖被扣上莫須有的帽子。並非因為士大夫們愚昧無知或不懂其中道理，而是因為他們太聰明了、太懂得權謀、懂得專營了。在歷史上，總有一些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擇手段，甚至在權斗利益面前不惜犧牲國家利益。
這些人往往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將黑暗偽裝成光明去吞噬陽光，為惡毒披上偽善的外衣去摧毀善良。
可怕的是他們往往能夠成功達成目的！可悲的是很多人會被這些人的言論所蒙蔽欺騙，對他們的言行信以為真，甚至心甘情願地去助紂為虐！
這樣的悲劇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比如民族英雄袁崇煥被凌遲處死時，京城百姓不但不為其鳴冤叫屈，反而爭相辱罵他，搶他的肉，可見人是多麼容易被蒙蔽，被蒙蔽的人之愚昧是何等的可怕！
那麼在現代社會，我們是否還能見到這樣的悲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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