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蔡輝
“十二光明闕，神仙奠巨鰲。風清雙雉扇，天近五龍袍。”
這是元代學者陳孚寫下的詩句，時人稱他“天材過人，性任俠不羈，詩文不事雕琢”，這幾句詩影響不大，卻可能是歷史上首次提到“龍袍”。
至少在隋代，已有團窠花紋制度，《唐會要》明確規定：“延載元年（公元694年，武則天稱帝後的第四個年號）五月二十二日，出綉袍以賜文武官三品已上，其袍文仍各有訓誡。諸王則飾以盤龍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雁，左右衛將軍飾以對麒麟，左右武威衛飾以對虎，左右鷹揚衛飾以對鷹，左右千牛衛飾以對牛，左右豹韜衛飾以對豹，左右玉鈐衛飾以對鶻，左右金吾衛飾以對豸。”
可見，此時“龍袍”已成身份象徵，但時人不稱“龍袍”，而是稱“龍衣”“龍捲”“龍袞”等，它並非最高等級的禮儀用服。元明時，“龍袍”的地位陡升，清代正式列入典章。清朝皇帝穿龍袍，后妃、皇子也穿，皇帝甚至賜給大臣龍袍，名臣左宗棠便獲此殊榮。
和龍一樣，“龍袍”的神聖性也是逐步建構而成。地壇春節廟會的祭地表演中，仍可見“龍袍”，但少有人注意到，該“龍袍”的袖口是明黃色——在故宮，保存着兩種明黃色“龍袍”，一種是石青色袖口，一種是明黃色袖口。後者更精美，因為它是祭祀專用服。地壇的表演者們注意到了這一細節，可見用功之深。
龍年將至，計划去地壇趕廟會的讀者，可細緻觀察一下。
故宮藏香色緙絲金龍夾龍袍，為清代乾隆皇帝的嬪及皇子福晉所穿的龍袍
“龍袍”本是二等服
“龍衣”歷史悠久，在河南安陽殷墟5號墓中，發現着龍紋袍服的商代玉人，胸部有龍頭形花紋，兩臂各一條“降龍”（即正下降的龍，據《禮儀》，天子冕服“有升龍，有降龍”，公之服只可用降龍）。三星堆出土的青銅人立像上，亦着龍紋外袍。
《周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乾坤。”據《周禮》，周天子之服分吉服和凶服。吉服即六冕三弁，適用於祭祀、重大儀式、朝會和戰爭等；凶服分三種，服弁服是喪服，弁絰（音如疊）服是吊服，素服則遇大札（疫病）、大荒（饑饉）、大災（自然災害）時用。
吉服中，六冕即大裘冕、袞冕、鷩（音如弊，意為錦雞）冕、毳（音如脆，意為鳥獸細毛）冕、絺（音如吃，意為細葛布）冕和玄冕；三弁即韋弁（戰時穿用）、皮弁（朝服）、冠弁（獵時穿用）。
古人為何把穿衣服搞得這麼複雜？
首先，管理需要。當時統治者的主業是祭祀與戰爭，舉止合乎禮，才能給他人做出示範，令其服從；才能保證世界在秩序內運轉，不惹上天發怒。這可能也說明，上古先王多出身於巫師，靠營造儀式感，獲取統治的合法性。
其次，財務需要。當時社會形態介於國家與部落之間，統治者無強制收稅能力，稅收來自人們自願捐獻，通過祭祀、宴飲、聚會等來落實，主持者鄭重其事才能取得好效果，故場合不同，穿着也不同。
在六冕中，袞（即綉有龍的衣服，近於後代的“龍袍”）冕僅排在第二等，是天子祭先王、在宗廟接受諸侯朝覲時的着裝，公爵也可服用。
清代藍地盤金綉龍袍
兩大元素必不可少
在“龍袍”上，還有兩大元素不可或缺。
其一是十二章。即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有時分成花、鳥兩章）、宗彝（南宋前是一虎一猴）、藻、火、粉米（晉前是粉、米兩章）、黼、黻（音如服）等，實為十六章。
學者繆煜清在《龍袍十二章紋的符號學意義》中指出：日月星辰，取光照天下之意；山，取鎮壓之意；龍，取神、變之意；華蟲，取文采之意；宗彝，取孝養之意；藻，取潔凈之意；火，取明亮之意；粉米，取滋養之意；黼，取果斷之意；黻，取明辨之意。
據《周禮》，天子才可使用全部的十二章。
其二是黃色。古人認為，青、赤、黃、白、黑是正色，其他皆雜色。但黃也罷，赤也罷，均有多種，該以什麼為標準？
學者唐金萍在《中國古代服飾中的黃色》一文中鉤沉，古人很可能用野雞毛定色。野雞毛同時具備五種正色，被視為五德俱備的吉鳥，遂以其黃羽為標準黃，以其紅羽為標準紅，以其黑羽為標準黑……
唐金萍指出，甲骨文中有“黃”字，本意難明，有學者認為是“古玉佩之象”，有學者認為是孕婦，有學者認為是“肚內生蟲，形成腹水，同時出現黃疸”……總之，黃本不指顏色，而是從某黃色物體發展而來。
龍形、十二章、黃色組合在一起，成“天人合一”的整體隱喻，即《周易·繫辭》所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是“龍袍”走向神話的基礎。
清 黃地錦緞緙絲龍袍
秦始皇攪局沒成功
先秦時，“龍袍”發展到相當程度，秦朝突逆轉，成“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音如均）玄”。“袀玄”是微帶紅色的黑色禮服。
歷朝“受命”於上天，秦以武力得天下，難以服眾，力挺“五行終始學說”。該學說主張，“天命”乃五行之命，非上天之命，天子得五行之德中的一德即可。周是火德，秦代之，是水克火，則秦得水德。
水德說無符應，只好牽扯到500年前，秦文公出獵時曾獲黑龍。秦始皇稱：“上天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通蚓）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即太陽）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
為匹配水德，秦規定每年十月朔為歲首，衣服和旌旗用黑色；數以六為紀，如符是六寸，輿是六尺，乘是六馬；更名黃河為德水。這是史上首次正式實行五德說。
漢承秦制，以冠別尊卑。漢帝祭祀，冕上必十二旒（旒音流，古代帝王禮帽前後下垂的玉串，共十二排），每旒貫玉12顆，穿黑上衣、紅裙子，上繪十二章紋，雖有龍，卻極小。
漢高祖、漢文帝、漢景帝都穿袀玄，即“自秦滅棄禮法，先王之制靡敝不存，漢初猶服袀玄以從大祀，歷代雖漸復古，終亦不純而已”。漢武帝修曆法，服色改為尚黃。
永平二年（59年），東漢明帝推出“永平冕制”，棄袀玄，重穿袞冕，掀起持續千餘年的“古禮復興運動”，這是“儒家衣冠制度首次被全面貫徹”，影響直至明末。
元代街市上賣“龍袍”
漢後中原長期戰亂，六冕不全，袞冕受重視。隋統一後，“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已敕有司，盡令除廢”。唐代恢復了大裘冕，卻遇問題，“若遵古制，則應用大裘；若便於時，則袞冕為美”，與大裘冕比，袞冕更方便。
唐代前期皇帝穿赭袍，無龍紋，中唐以後，民間穿赤黃者多，其色近日，為防“天有二日”，便下令將赤黃袍定為皇家專用，《舊唐書》稱：“睹綸言於鳳紙，若面丹墀；認御札於龍衣，如親翠蓋。”
宋代也稱“龍衣”，開國皇帝趙匡胤曾賜功臣董遵誨“龍衣”。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政府發布禁令：“凡命婦許以金為首飾，及為小兒鈐鋜（通鐲）、釵篸（通簪）、金川纏、珥環之屬；仍毋得為牙魚、飛魚、奇巧飛動若龍形者，其用銀毋得塗金。”
宋朝的過度敏感感染了遼金。遼於1077年頒布法令，“禁士庶服用錦綺、日月、山龍之文”。到了金朝，甚至“禁私家用純黃帳幕陳設，若曾經宣賜鑾輿服御，日月雲肩、龍文黃服、五個鞘眼之鞍皆須更改”，不能用黃色帳篷，如皇帝賞賜的“龍衣”，也必須改後使用。所謂“鞘眼”，指馬鞍下垂的裝飾物，“天子六鞘”，普通人連五個都不許有。
元代有了“龍袍”一詞，在市場即可買到，《元典章》稱：“街市賣的緞子似皇上御穿的一般，用大龍，只少一個爪子。”早在成吉思汗時期，已有禁令，“禁繒緞織日、月、龍、虎，及以龍犀飾馬鞍者”，但元朝的“龍袍”專指綉五爪大龍的服裝，暗花龍、小龍不算，還算講理。
龍袍越穿越寬鬆
明初朱元璋不喜鋪張，“備袞冕之服……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胡惟庸案後，朱元璋對“皇權旁落”感到焦慮，反覆更改六冕制度，對“龍袍”的禁忌達到空前程度，副作用是，“龍袍”的概念得以推廣。
據《大明會典》：“若僭用違禁龍鳳文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連當房家小、起發赴京、籍充局匠。違禁之物併入官。”德慶侯廖永忠被殺，罪名便是擅用龍鳳紋，耿炳文之死，亦與“僭飾龍鳳”相關。
從畫像看，朱元璋時“龍袍”較簡，裝飾少，窄袖緊身；明英宗朱祁鎮起，“龍袍”加上十二章，仍窄袖；明光宗時，“龍袍”突然變成大袖。顯然，明代“龍袍”有一個從簡單到複雜、從緊身到寬鬆的過程。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指出：“貴者垂衣裳、煌煌山龍，以治天下；賤者褐裳，冬以禦寒，夏以蔽體，以自別於禽獸……人物相麗，貴賤有別。”
明代“龍袍”用金線織造，沉重難久穿。
清代“龍袍”更誇張，據《清朝通志》：“皇帝御冬朝服……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要（腰）帷行龍五，衽正龍一，襞積前後團龍各九，裳正龍二、行龍四，披領行龍二，袖端正龍各一。”現存清代皇后的“龍袍”上，竟有78條龍。
清代正式確立“龍袍”制度，規定詳細：“黃色，秋香色（黃偏綠色），五爪龍緞，立龍緞，團補服，及四爪暗蟒之四團補，八團補緞紗，官民不許穿用……若頒賜五爪龍緞，挑去一爪穿用。若官員軍民人等違例濫用者，系官革職，平人枷號一個月，杖一百。”
清代刻字“上用龍袍”衣料盒
清代皇帝很少穿“龍袍”
故宮現存兩種明黃色“龍袍”，一種袖口是明黃色，一種是石青色。前者“占現存實物約80%”，工藝“莫不質良”；後者不如前者。
都是“龍袍”，為何袖口顏色不同？學者房宏俊認為：前者用於祭祀，後者用於朝會。統稱朝服，但專服專用，不可混淆。
清代“朝服分為藍、紅、月白和明黃四種顏色”：祭天、祈谷和常雩（求雨）穿藍色；天壇朝日穿紅色；日壇夕月（祭月儀式）穿白色；地壇祭祀穿黃色。
祭服“袖從衣色”，朝會則“披領及袖俱石青”，多數清宮劇忽略了此細節。
一方面，咸豐元年（1851年）起，“祭服”一詞突然從清宮《穿戴檔》中消失，原因未知，後人誤以為祭祀用服即上朝用服。
另一方面，今人不查原始檔案，不知清帝很少穿“龍袍”。據房宏俊鉤沉，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光緒皇帝全年只穿了12次“龍袍”，10次是參與祭祀，剩下只在元旦、萬壽聖節穿過。
據學者張姍的《清代龍袍適用人群與龍袍賞賜案例研究》，順治二年（1645年），“定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儀仗。郡王以上用五爪龍，貝勒以下不許用”。康熙時的趙弘燮、師懿德、吳郡、郝偉，雍正時的鄂爾泰、岳鍾琪，光緒時的左宗棠，都被賞過龍袍。同治十一年（1872年），一次從江南運到京師的龍袍達40件，或為打賞專用，乾隆曾3次向泰山賜龍袍。
至此，“龍袍”已變成傳播等級觀念的專制工具，它在人們腦中打下的烙印如此之深，以致百餘年後的編劇們，總喜歡給劇中的皇帝套上“龍袍”。（責任編輯：沈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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