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3年，楊秀清出身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5歲喪父，9歲喪母，由伯父楊慶善撫養成人。從小種山燒灰，未曾上學，識字不多。但好交遊，廣結識，富智謀，在平隘山區頗有“人緣”和影響。
19世紀40年代中期，洪秀全、馮雲山到廣西宣傳拜上帝會教義。
1846年，楊秀清結識了馮雲山，參加了拜上帝會，並很快接受了密謀造反的思想，他積極聯絡和組織群眾，使紫荊山區拜上帝會眾迅速發展到2000多人，他也就成為這一帶拜上帝會的首領。
走向前台，大權獨攬
1847年冬，洪秀全、馮雲山在桂平帶領會眾搗毀廟宇，引起了地主豪紳的不滿，並以“聚眾謀反”的罪名將馮雲山扭送縣衙。洪秀全為了營救馮雲山也返回廣東。
拜上帝會群龍無首，失去領導。
這時，足智多謀的楊秀清挺身而出，並開始以“神靈附體”的方式，偽稱天父下凡囑託傳言，從而鞏固了拜上帝會，並使會眾激增到萬餘人。
從此，楊秀清在拜上帝會內部，取得了代上帝傳言的特殊地位。
不久，馮雲山獲釋，洪秀全返回廣西，拜上帝會形成了以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等6人組成的領導核心。
他們在廣西各地風起雲湧的反清起義的鼓舞下，也積極準備發動起義。
1850年夏，洪秀全下達“團營”命令，通知各地拜上帝會眾到桂平金田村集中。金田村的韋昌輝家成了起義的大本營。
12月，自平南前來會合的拜上帝會眾受到清軍和地主武裝的阻攔，楊秀清自金田派人救援，在思旺斃敵50餘人，取得了首次作戰的勝利。
1851年1月11日，楊秀清和洪秀全等，組織發動了金田起義，建號“太平天國”。
同年3月，洪秀全稱天王，楊秀清功封左輔正軍師，領中軍主將。
12月，晉爵東王，稱“九千歲”，其他諸王皆受其“節制”。
1853年3月29日，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楊秀清受命主持朝政，從此他“眾權獨攬”，“一切專擅”，成為當時太平天國實際最高負責人。
史載，彼時龐大的東王府，成了太平天國真正的最高決策機關，所有的事物均在那裡集議，然後再啟奏天王，而天王無不照例批准。
1856年8月，因楊秀清假託“天父下凡”，並“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天王與東王之間的權力之爭，日趨激化。
不僅如此，大權在握的楊秀清，理政期間飛揚跋扈，盛氣凌人，以致於諸王亦“積怨甚多。”北王韋昌輝則“陽下之而陰欲奪其權”。
韋昌輝也是太平天國的領導人之一。他於1848年加入拜上帝會，不久成為中堅，與洪秀全，馮雲山結為兄弟，稱天父第五子。
金田起義後，韋昌輝任後護又副軍師，領右軍主將，封北王稱“六千歲”。天平天國定都南京後，韋昌輝的地位僅次於天王洪秀全，東王楊秀清。但他對大權在握的楊秀清，素懷不滿。
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洪秀全，楊秀清和韋昌輝這“三角關係”的權力鬥爭中，蓋由“天父下凡”和“天王密詔”之事件引發。
楊秀清和韋昌輝之間的權力鬥爭，公開化於1856年的“天京之變”。
考察1856年上半年的軍事形勢，對太平天國甚為有利：3月，太平軍攻克吉安，撫州。
4月，陳玉成率兵援救鎮江，與守軍內外夾擊，大破清軍，鎮江解圍。同月，太平軍由鎮江渡江，直指揚州，清“江北大營”望風而逃，太平軍再克揚州。
6月，太平軍擊潰清“江南大營”，向榮部敗退丹陽，天京解圍。
然而就在此時，太平天國領導層的權力鬥爭，已呈白熱化之勢。
1856年9月1日夜，北王韋昌輝接到天王洪秀全的密詔後，親率3000部眾從江西前線趕回天京。
翌日凌晨，韋部突襲東王府，將東王楊秀清極其家屬全部殺戮，隨後血洗京城。在這場駭人聽聞的“天京之變”中，數萬太平軍將士倒在血泊之中。
至於洪秀全與楊秀清之間權力鬥爭之淵源，則應追溯於數年前的“天父下凡”事件。
1848年1月，拜上帝會的重要領導人馮雲山，被團練逮捕入桂平縣獄。
正在貴縣的洪秀全聞迅，急往廣州籌策營救。身處紫荊山區的拜上帝會，頓時陷入群龍無首之困境。
同年4月，楊秀清利用潯州一帶流行的“降童”迷信，假託“天父下凡附體”，以安眾心。待洪秀全從廣州回到紫荊山區，不得已確認了楊秀清擁有“天父下凡附體”，“代天父傳言”的權力。
也許，在洪秀全看來，楊秀清當時假託“天父下凡”，是一種聚合人心，振作士氣而對清鬥爭的手段。因為，在1848年10月，蕭朝貴也曾假託“天兄耶酥下凡”
同樣，在是年的冬天，洪秀全本人也曾假託“上帝下凡”痛斥過孔子。
此外，早在1837年的4月，洪秀全參加廣州科舉考試，得病回家。
卧病四十餘天，病中連呼“斬妖”。事後，他聲稱：曾升天見到了“上帝”，“上帝”命他下凡救世，誅滅妖魔（指滿清政權）。就是說，在1851年底以前，無論是楊秀清的假託“天父下凡”，還是蕭朝貴的假託“天兄耶酥下凡”，乃至於洪秀全的假託“上帝下凡”，都是為反清政治目的服務的。
然而，到了1851年底，情況開始發生變化。
是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在永安發布了《封五王詔書》。其詔書云：“……今特褒封左輔正軍師（楊秀清）為東王，管治東方各國；褒封右弼又正軍師（蕭朝貴）為西王，管治西方各國；褒封前導副軍師（馮雲山）為南王，管治南方各國；褒封后護又副軍師（韋昌輝）為北王，管治北方各國；又褒封達胞（石達開）為翼王，羽翼天朝。以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至此，東王楊秀清已是太平天國的第二號人物。
南王、西王升天，楊秀清獨攬大權
1852年5月，太平軍北向攻全州，南王馮雲山中炮受傷，6月因傷重犧牲。同年10月，太平軍攻長沙，西王蕭朝貴犧牲。
此時，五王已去二王，東王楊秀清在太平天國的地位扶搖直上，大有壓倒天王洪秀全之勢。洪秀全未必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為了太平天國的事業（實質是為了他個人的最高權力），他惟有暫且“忍辱負重”而求時變。
1853年3月20日，太平軍攻克南京，改南京為天京，定為太平天國首都。同年三，四月間，清欽差大臣向榮與琦善，分別在天京城東孝陵衛，揚州城外建“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對天京形成合圍之勢。
5月，洪秀全派林鳳祥，李開芳率兵北伐，目的是進攻北京。又派胡以晃，賴漢英率兵西征，目的是奪取天京上游安慶，九江，武昌三據點。
就在太平天國的事業達到高潮之時，同年12月，發生了東王楊秀清假託“天父下凡”，權責洪秀全事件。如果說在此之前發生的楊秀清假託“天父下凡”，是為了安定眾心，共同對清鬥爭的話，那麼，此時則無疑是他對洪秀全最高權威的一次公開挑戰。
於是，當至高無上的“上帝”降臨人間之時，楊秀清也就成了太平天國的最高權威，無論是作為上帝次子的洪秀全，還是太平天國任何其他領導人，都不得不跪在他面前恭聽聖旨。無庸置疑，此時太平天國領導層的權力鬥爭，已是未雨綢繆。
對楊秀清而言，自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其個人權威思想日益膨脹。所以，當他運用“天父下凡”來處理太平天國領導層的矛盾和事務時，這種方式顯然就成了他追求個人權力，地位的工具。
綜觀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社會的歷史可知，權力崇拜欲，可謂淵源流長，根深蒂固。因為，誰占有權力資源，便“富”且“貴”焉。
從歷史文化的背景看，傳統的中國文化乃是農業社會文化，產生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家族為本位，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父系家長制的宗法關係及宗法等級制度。
太平天國乃是政教合一之政體。宗教上，洪秀全是教主；政治上，他則是國君，稱“萬歲”。
因此，身居東王高位，稱“九千歲”的楊秀清，在政治上與洪秀全仍是君臣之分。然而，在宗教神權上，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楊秀清卻是天父的代言人，這就使得楊秀清儼然是太平天國的最高權威。
太平天國最高領導權這二元化之奇特現象，顯然同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截然對立。
在從社會階層的構成特點看，太平天國主要由廣大的農民階層構成。由於農民階層中的自私、保守、狹隘心理，目光短淺等特點，要把這些千萬個分散的農民聚集在一起，唯一的辦法，只有藉助於神的號召和封建家長制的統治。
如據《天平日記》載，洪秀全在病中升天，上帝賜他一柄寶劍和一方玉璽，作為他“斬妖”的武器，上帝又教給他朗誦了一些詩，這是他“奉天誅妖”的憑據。再則，洪秀全在1861年3月頒布的《改國號詔》中要求，“普天一家盡歸”天王一人領導，並稱之為“萬古之綱常”。
同樣，儘管洪秀全在其《原道覺世訓》開篇伊始就宣稱“天下總一家，凡間皆兄弟”，然而，太平天國初期所倡導的“平等”觀念，乃是根源於落後的，孤立的，分散的小農經濟基礎之上。事實上，它已逐漸被封建的等級專制觀念取代。
平日里平起平坐“天生天養和為貴，各自相安享太平”的“兄弟”，最終還是按上下尊卑來排列。而這種排列，均是以權力的大小為標準。因此，政治上的君臣關係，宗教上的父子關係，使洪秀全和楊秀清之間的關係，不僅變得十分微妙，而且對洪，楊二人爭奪太平天國最高領導權的影響，至為重要。
因而，楊秀清擁有假託“天父下凡”的權力，必然會加劇洪、楊二人之間的矛盾。為解脫困境，洪秀全惟有企圖通過韋昌輝來抑制楊秀清的驕橫，才有出路。為了維護自己的“一國之主”，“君權神受”之最高權威，洪秀全以“天王密詔”形式令韋昌輝誅殺楊秀清而釀成“天京之變”血案，乃是順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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