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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蟲蟲
摘要：
在永徽顯慶時期，高祖太宗繼續模仿“漢朝故事”進行政務活動。
高宗以“漢朝故事”為基礎，強行冊封武氏為皇后，廢掉了李忠，同時將其他的大臣，包括長孫無忌在內，都一一剷除，以此鞏固了自己的權力，確立了自己的權威，從那以後，高宗所使用的“漢朝故事”，就很少涉及到重要的政治問題了。
“漢朝故事”在武則天執政期間雖然也受到了關注，但是其在政治上的作用卻是非常有限的，比之唐初年要差得多。
“漢朝故事”與唐高宗的孝道實踐
唐高宗除了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引用“漢朝故事”做為史實之外，更是藉助“漢朝故事”來塑造其“寬仁孝友”的太子與皇帝的人設。
經過一場慘烈的太子爭奪，最終以“仁孝”著稱的晉國王李治被封為太子。
當李治還是太子的時候，他就非常注重“孝”，特別是在照顧他的父親唐太宗的時候。
照顧病人是唐太宗從遼東歸京，在他生病的時候，李治給他吸了一口毒液，然後細心地照顧他的母親，直到他的母親“氣疾”好了為止。
貞觀二十三年，太宗患上“苦痢”，李治日夜服侍，為太宗操勞，連頭髮都有些花白了，深得他的誇獎。
李治除了對自己的父親表示尊敬之外，對自己的弟弟也特別疼愛。
貞觀十七年（六百四十三年）5月，李承乾與李泰被流放到了外地，李志上書：“承乾與泰王衣衫襤褸，食不果腹，心有戚戚焉，懇請有關官員，給予厚待。”太子之爭剛結束，李治便以“寬仁孝友”的態度善待父親和兄弟。
唐高宗雖然成功登基，但仍然很注意維持“仁孝”的君王形象，這從他為衡山公主的婚事所作的種種布置就可以看得出來。
根據《新城長公主墓誌》的記載，衡山公主是太宗文帝的女兒，是皇上的親妹妹。
根據劉瑞清的研究，當時唐太宗曾將王妃許配給了長孫詮，後來因太宗駕崩，才推遲了這場婚禮。
唐高宗於永徽二年（650）一月為衡山郡主重新籌辦婚禮，定於8月1日舉行婚禮。
就在皇帝陛下即位之時，一片欣欣向榮的氣氛之中，內侍于志寧不同意衡山郡主的婚事，上奏道：《禮記》中有云：“女十五及笄，女二十而出嫁，若有故人，女二十三而出嫁。”
鄭玄云：“有故人，即死於喪事。”據聞，需三年才能成婚。”
有論者說：“定例，除官以後，必行吉事。”這是漢文所定的禮儀，以供民眾參考。而王妃，則是以斬首的身份，哪怕她的衣裳被廢除，也不能隨意更改。
只有在傷心的時候，才能結婚，這不僅違背了傳統，也違背了人性。
“臣以為，臣之子登皇位，臨萬方，當繼美義與玄玄，齊方湯與禹，弘獎仁孝之時，重揚功德之時，臣願奉高宗之命，以孝文君之威嚴，使國事無礙，使王妃之事，盡善盡美。
于志寧認為當時正值大秦皇帝的喪事，並引用了《禮記》中的經文，以及後漢時期的鄭玄之說，認為在這個時候，王妃的婚事是不適宜的。
以這位郡主的地位，“服是斬縗”，應該是要為他守孝三年，這也是合乎禮儀，合乎禮儀。他還建議漢文皇帝將三年的喪期定為三十六天，以方便世人，並要求皇室的王妃，在三年的喪期中，做出表率。
於是，于志寧向唐高宗提出了這樣的意見，他覺得統治者必須以身作則，這樣，他就可以更好地宣傳“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對於唐高宗來說，讓衡山王妃穿着喪服，有利於他保持“孝順”的政見。
最後，衡山公主在永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婚事結束後，被唐高宗冊封為新成郡長公主，然後才是真正的成親。
高宗以衡山王妃為妻，以孝為先，以孝傳遍天下，以保國泰民安。
左威衛大將權善才、監門中郎范懷義在昭陵上砍松，被大理寺彈劾，判以“斬殺”之罪。高宗對這樣的處罰很不滿意，他覺得如果對這兩位將領手下留情，就是對他們父親唐太宗的大不尊重，大不孝順，就把他們處決了。
大理司馬狄仁傑，以二位將軍的罪名，並不足以處決，於是對高宗諫道：
昔年漢文帝偷竊高廟的玉鐲，被張釋之斥責，罪止棄市，若不是死刑，直接處決，古語有言：“若竊長陵一片塵埃，君王何德何能？”
今日君王一塊昭陵的一塊柏樹，斬了一位大帥，千載後，君王何德何能？故而不能下旨，斬殺賢才，使皇帝陷入險境。
高宗想要重罰那些冒犯昭陵的人，一則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孝道，二則是為了用殺戮來樹立自己的權威。
狄仁傑引用了漢文帝時人在高廟偷了翡翠，被判處了棄置市場的罪名，並將昭陵的白柏與那些被砍倒的人相提並論，說他們是不該被殺的。
還有張釋之所說的“盜環之事”，如果處理不好，國君就會被冠上“不道”之名。
狄仁傑用“漢朝故事”作為他的理論基礎，並沒有把“孝道”這個問題擺在他面前，他只是警告高宗，要注意他對下屬的寬容和寬容。
高宗接受了狄仁傑的忠告，並對這件事進行了適當的處理。“漢朝故事”在定罪和審判方面，也是高宗君臣們參考的一個主要內容。
“漢朝故事”不僅對高宗時代的重要政事產生了特殊的影響，而且在“孝”行、“判”、“判”等領域，都是值得借鑒和借鑒的重要歷史和文化資源。
“國朝故事”在高宗朝的政治層面上，雖在律法、禮儀和諫言中得到廣泛應用，但其影響較小，且未涉及到重要的史實，一是因為其數目較少；二是因為他有“自我作古”之志，希望建立一個獨特的政治環境，不願意受“貞觀”之法的約束，所以對他的治國方針進行了有意的改變。
“漢朝故事”與武則天朝政局
武周至唐朝，經歷了長達十多年的“權制”，在當時的政治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武周時代，雖然“崇漢”政策沒有改變，但是武則天時代，“崇周”政策與宗教、讖緯等思潮結合在一起極為盛行，因而對“崇漢”政策產生了影響。
“漢朝故事”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中，其位置也隨之改變。
但是，“崇漢”思想在武周時代仍然是一種具有很強滲透和覆蓋性的政治輿論，並且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所以，武周政府在政治上仍然遵循着“漢朝故事”。
武周一代繼承了初唐國君對“漢朝故事”的追尋：武則天一開始沒有改變李唐君主已有的治國方針，以爭取更多的擁護者；
其次，武則天是以王政君的故事為依託而成的，她在稱帝的同時，採取了各種手段來加強武周的政權，而“漢朝故事”也起到了一定的政治作用。
武則天在自立為皇的進程中，逐步地改變了她的宮室制度。
作為一種儀式性的建築，它在朝代的確立、皇位的延續等方面，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光宅元年（684年），武則天登基，武承嗣請求建立武氏七殿，追悼王父祖，中書尚書裴岩拒絕了“呂氏之敗”的說法，並提出“聖德臨朝，應以大義為重，而不應追悼王祖禰，以顯其私心。”
武則天批駁了裴炎的說法，說他引用的“漢朝故事”是不妥的：“呂氏之君，其大勢在於生；今人追尋先賢，物歸先賢”，不能拿來類比。
由於對裴炎的派系進行了系統的排除與清理，武則天於垂拱四年在洛陽建立了“高祖”、“太宗”、“高宗”三座祠堂，並建立了“崇賢”祠堂，以供奉“武氏祖”。
武則天不久便命各司議崇前殿宇數目，崇文館大學士周悰，司禮大夫，提出七間，以減皇族大殿為五間。司禮監賈大隱說：
秦漢太后執掌朝堂，而根據《禮典》，皇帝有七座廟宇，王公有五座廟宇。
今日周悰別提新論，廣為引用，以求尊貴，而非常規。其祭祀祖先的廟宇，與諸王的數目相一致，使其為國的祠堂，而不能改變。
賈氏強烈地反駁了周悰的建議，他根據《禮經》中的七座神廟，五座神廟的說法，提出了一個理論，那就是神廟的數量是不能隨意更改的，而崇拜神廟的數量，應該是諸侯神廟的數量，而不是簡單地更改神廟數量。
武則天接受了賈氏的提議，認為崇祖廟在當時還沒有達到與皇族太廟同等的政治位置。
直到武則天登基為皇，“崇祖祠”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及規模上，其規模上，都已超越了“宗祠”。
武周政權的一個特點就是“鐵腕”，天命二年（691）一月，李嗣貞以來俊臣等人濫用職權，誣告朝廷，上奏：
臣聞陳平因事漢祖，上奏請楚君臣，特撥五十萬兩金子，作為中間人。
項王懷疑臣子，陳平造謠造謠。今日奏章繁雜，說多不多，說多不多，誰知道會不會有陳平上書給皇帝，然後又圖謀不軌，我怕他會害了我的國家。
李氏藉著陳平挑撥離間，挑撥楚人之間的關係，讓他們互相猜忌，最終滅亡，與來俊臣誣陷無辜的人相比，武則天隱晦地提醒她，過多的刑罰只會讓她的臣子產生隔閡，對她的朝政不利。
武則天沒有接受他的建議，在來俊臣失去了作用，在他死去後，夏官郎姚崇對來俊臣的判決進行了評估：“所有被判死刑的人，都是冤枉自己的。”
姚氏對未來俊臣所犯的錯誤，與對後漢王朝的迫害相比，更能說明那個時代的政治風氣，是如何借鑒漢朝的。
為了應對殘酷的統治，也有一些人選擇了中立，最有名的就是武則天在皇帝登基大典上任命的許有功，他表後世與漢文帝時期的張釋之相比，表現出了對漢代官員的偏愛。
在殘酷官吏橫行，案件頻發的時代，用漢代的人物事件來比照漢代，既是一種“崇漢”的社會風氣，又是一種對封建專制統治的不滿。
證聖元年，明堂失火事件的統治者們，也是以“漢朝故事”為基礎，按照《舊唐書·五行志》中的說法：
“證聖之年，一月十六之夜，明堂之火，蔓延上天，將京城照得如同白晝，直到黎明之時，化作了一片焦土。”
天意要離宮而散，丞相姚璹認為，這是一場大火，如果有人保護不好，那就是一場災難，所以不能輕慢。
於是建議皇帝在宮中守株待兔，引用建章的事迹，命薛懷義重建大殿，以鎮壓戰勝。
災難是上蒼對帝王的警告，明堂是武則天宣政布教的聖地，而這場火災，則是上蒼對皇帝治理不力的懲罰。
面對這場大火，姚璹立即做出了三項對策，第一，他在公眾面前宣布這場大火是因為“人護不謹”，而不是自然造成的，這樣才能安撫民心。
第二，舉辦一場宴會，說服武則天，讓她不要再用“避殿撤樂”來“貶損”自己的方式，她應該親自去“觀酺”，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這場大火帶來的負面影響；
第三，他聲稱引用了漢武帝的建章文，以“壓勝”為寓意，在宴會上舉行了一次非官方的聚會，並命令薛懷義重建了一座大殿。
姚璹摒棄“火為自然之說”，轉而援引“武王建章之事”，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消除武周由“火”引起的政治危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從《建章立制》的內容來看，它不但對恢復明朝政權有幫助，而且對武則天的權力也有幫助。
姚璹此舉既與唐初統治者以“漢朝故事”治國之道相得益彰，又有助於武則天為當時的實際問題所做出的努力。
總結
與唐高祖、太宗所處的時代相類似，“漢朝故事”在高宗時代仍然佔據着統治地位。
特別是在“永徽大帝”時期，高宗皇帝與長孫無忌以“漢朝故事”為武器，以此為契機，進行清洗與處理，對當時的政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唐高宗除了在政治上的勾心鬥角之外，還利用“漢朝故事”，在藩鎮和稱皇之後，塑造了他的“仁”和“孝”的形象。
到了武則天時代，文官們仍保持着以“漢朝故事”為主要內容的慣例，“漢朝故事”仍能繼續在政治舞台上起到作用。
但是，“漢朝故事”在當時的運用頻率以及在當時的政治局勢中所起到的作用，都遠不及唐前期，這可能是由於武則天運用了宗教、禮制、讖緯以及“崇周”等各種思想來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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