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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疑案，顧名思義就是難以處理的案件，在案件統計分類之中，疑案也算是佔據了一部分的案件類型。
尤其在各類案件中，疑案作為案件處理之中的“疑難雜症”，古往今來成為了案件處理者們難以避免的問題。
要知道在眾多的案件之中，只有小部分是事實明確可以直接進行裁決的，而大部分的案件按照規律都是在細節上有所存疑的。
而怎麼處理這類疑案，就成為了案件處理者最頭疼的問題。
並非是無律法裁決可依，而是在作為裁決者時，該如何準確掌握案件判決重點，這使得處理者不敢輕易進行判決。
古代判案
然而在古代社會，科技和法治還並不健全的階段，人治便成為了疑案裁決的重要助推力。
那麼在人治的基礎上，案件的裁決又是如何做到萬無一失的呢？
接下來我們就來根據幾個案例看一看，古代疑案裁判都通過哪些方法。
包拯
神明判案
在古代神明作為一種信仰形象，常常被運用在各個領域。
例如政治上，對於一些難以決斷的政務處理，以及在自然界發生災害時，都會被認為是因為衝撞了神明導致的。
這時，君王基本都會下“罪己詔”以祈求神明原諒。
雖然現在看來，這些事情的發生和神明毫無半點關係。
然而在當時，民眾心中那份對神靈的無償信任，使得神明成為了一個樹立威信的好借口。
當然，神明不僅僅只是在這些方面，在疑案判決上，神明也發揮了它獨特的作用。
在《周禮》之中就有記載：“有獄訟者，則使盟詛。”
就是將神誓法作為證明案件事實的手段。
東漢王充就曾在《論衡》中指出：“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說讓人們觸摸羊，如果羊在犯罪的人手上留下痕迹，那麼那個有痕迹的人就是罪犯。
皋陶治獄
當然，與神判有關的方式也不止摸羊這一種。還有與水、火有關的。
一般就是接受裁決的被告方，進入沸水或者燃燒的火焰之中。若是無罪那自然安然無恙，若是有罪就會受傷。
不僅僅是在中原地區，邊疆之地也有類似的裁決手段。
他們一般根據當地民俗不同而有所區分，比如吃血、撈油、吃米等。
為什麼神明會作為疑案裁決的一種手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民眾對於神明具有一種信任感，他們相信神明永遠都是公正的、是代表永恆的正義的。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神明對於犯罪者是有震懾力的，同時也是在給冤屈者一些心靈安慰。
比如在元曲《竇娥冤》中竇娥受到冤屈，發生“六月飛雪”的情況。
這也是作者藉助神明之手來告訴眾人，此案有冤屈。
竇娥冤
然而神明一定都是對的嗎？答案是否定的。
神明只是一種具有震懾力的手段，並不能夠真的裁決案件對錯。
並且使用神明判案，恰恰也只是因為它相對於其他手段來說成本是最小的。
然而使用起來的條件限制較多，並且有導致冤案的嫌疑。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來說，神明判案是最不常用的一種手段。
人治判案
在疑案判決的眾多手段中，人治判案佔據了較大的比例。
所謂人治就是個人對大部分人進行等級統治的社會行為，在判案之中的人治也就是案件處理官一手裁決的意思。
古代社會，尤其是中國，人治是社會之中最常見的。大到國家治理，小到家庭事務處理，無一不是人治社會的體現。
當然，這與中國儒家傳統思想也有較大的聯繫。儒家思想中的人治主義，就是在重視人的特殊化、人的同情心，這是一種非常明顯的賢人政治體制。
孔子
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宋朝的包拯，他的斷案事迹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作為裁決官，他對疑案的處理就是基於人治的模式，哪怕有再多的證據輔助，這也只是幫助他處理案件的手段而已。
當然，史書之中的包拯並沒有像戲劇和說書之中講得那麼神乎其神，利用神靈還有各種手段在各類離奇案件之中如魚得水、大顯身手。
包拯
然而為何還有那麼多的人相信 ，戲劇中的事情是真實的。
這就不得不回到人治這個話題上來，因為歸根究底，就是人治思想在影響平民百姓的思想。
對於老百姓來說，現實中史書里的包拯並不重要，他做過什麼也不重要，然而重要的是在戲劇之中他曾經破案無數，手段驚奇。
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老百姓希望這樣的事情能夠在生活中重演。
老百姓希望這個故事是真實的，這個故事如果是真實的，那麼就體現出了人治對於這個社會的好處。
現在看來，這又何嘗不是一種逃避和無視。
若是將正常程序審判下來的案件與包拯進行相較，老百姓依舊會選擇包拯。
不僅僅是因為對於個人的信任，還有就是對於賢人的一種嚮往。
然而這種判案方法也是有它的缺點的。
最大的缺點就是這個手段的實施者是人，人是裁決之中最不穩定的因素之一。
因為裁決者的聰明才智，並不是與公平正義永遠成正比的。
恰恰相反，有時候的兩者甚至會成為對立面。
簡單來說，不是所有的貪官都不聰明，也不是所有的好官都是聰明人。
在這種情況下，冤假錯案的發生並不能單獨與任何一方產生聯繫。
而且對於裁決者而言，他們是獨立的個體。
所以在對於他們是否智慧的評判之上，缺少了標準化的概念。
這也就大大的增加了裁決者行為的不確定性，對於案件的審判是未知的。
而且在人治裁決的模式下，裁決者的作用被無限放大，忽略了其他人員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
在正常的案件調查中，並非只有裁決者一人進行案件調查和證據收集。
反而是一個團隊，所以在做事的過程中所耗費的人力物力都是較多的。
而且像包拯這樣一人收集證據，現場調查的是少之又少。
因為這樣做的成本低廉，與現實中高昂的調查成本形成了對比。
於是包拯的事迹，在各方面的因素之下才會流傳至今。
包拯
海瑞判案之道
海瑞在歷史上是一名清廉無比、兩袖清風的好官。
雖然這樣的形象塑造與對包拯的形象塑造相差無二，但是也可以從中看出，老百姓對清官有着一套成型的塑造模板。
但是海瑞判案並不如同包拯一樣借鬼神、問神明。
他的判案方法，是依據他對於家庭等級觀念而分的一種方式。
海瑞
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他認為訴訟中有可疑的地方，與其讓哥哥受委屈不如讓弟弟受委屈；與其讓叔叔受委屈不如讓侄子受委屈；與其讓貧民受委屈不如讓富民受委屈。
從中體現出來的是他對雙方的地位、年齡、輩份以及身份的區別對待。
體現出了濃厚的儒家思想和人治的特點。
同時，非常明顯的，就是他的判案手法與現代司法追求的司法公正，呈現兩個極端。
現代司法中，若是誰有錯誤，誰就要承擔，這是極其正常的事兒。
然而在海瑞的認知里，他力求將損失降至最小，也就是說，他其實是在有意識的偏袒社會上的弱者和弱勢群體。
例如在海瑞定理中，涉及爭奪財產的疑案，應將無法界定的產權，判給資產缺乏的一方；涉及名譽案件時，應將產權歸於文化資產豐裕的一方。
通過上面這兩條要點其實可以看出，海瑞有意識的選擇了一種損失較小的選擇。
在一切因素都可控的情況下，他選擇將由於錯判而導致損失減少到最低。
然而這裡邊有一個問題，就是錯判的概率和疑案並不是有因果關係。
換句話來說，就是錯判的不一定是疑案，疑案也不一定會錯判。
如果按照海瑞的辦法來的話，一般的錯判概率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但他通過錯判，可能兩方損失的比例，是遠遠低於正常錯判的損失的。
因為他選擇了讓本身就擁有多的一方來承擔這個損失，而恰恰這個損失對於他們來說也並不是那麼嚴重，所以自然而然的損失率就減少了。
其實如果按照現代法律來評價海瑞的行為的話，會認為他有失偏頗，做法是極度不適合的。
但在各方面的考量之下，包括人情等社會因素，他的做法又是合乎於情的。
所以，對於他來說，這樣的做法不僅僅是他個人的選擇，也是所處的社會的選擇。
而且海瑞的做法其實中心點在於他對司法的理解。
他看到了司法是能夠支配社會財富的，通過司法，他能夠實行差別保護的原則，對於財產和文化資產，他實行的是弱勢保護。
在海瑞的想法中，司法公正就是在於對於弱者的保護，以及對國家財富進行小部分的均勻分配。
這不是抽象的正義，而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所產生的具體的正義行為。
結語
雖然在當時的環境下，為了判決疑案而採用的手段，在現在看來有許多不夠公平、不夠公正的地方。
然而對於當時的人們和裁判者而言，這是最能夠減少損失的手段。
哪怕不能挽回所有的損失，也能降低錯判率，以及減少案件堆積的數量。
說到底，在案件裁決手段運用的背後，是封建社會和權力施壓的結果。
通過對案件擠壓數量的減少來穩定民心，維護統治，這才是最終的目的。
參考文獻
《宋史》
《明史》
《周禮》
《論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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