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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悠悠歲月，時至兩宋，皇權對王朝的統治力度越加強勁，君主集權愈發明顯，雖然無法與後世滿清軍機處相比，宋朝的皇權統治力度明顯要勝於前朝。
“禮”作為封建時期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在宋代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可能有很多人對於“禮”嗤之以鼻，只要談到“禮”就想到封建禮教。
在此處暫且不談“禮”的發展對中華文明的積極作用大還是消極作用大，從禮制發展的角度看，它確實影響極大。
當然，我們除了從已有的文字記載中去窺察禮制發展外，還有多種更為明顯的角度能看出禮制的發展，宋朝的服裝就是如此，它甚至算是宋朝禮制發展的一面鏡子。
一：禮制發展與經濟繁榮的完美結合——宋代服飾的誕生
作為文化元素和時代特徵交融而成的產物，一直處於發展變化中的服飾無疑是歷朝歷代“氣質”最直觀的一種展現形式。
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服飾材質忠實再現了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態，而服飾樣式則凸顯了那一時期的文化內涵。
在中國服飾發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宋代服飾，就以其“簡約而不簡單”的外形跟內涵征服了無數“愛美”的宋代百姓，而服飾文化之所以能在宋代獲得繁榮發展，與當時的經濟環境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
俗話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商品經濟“嶄露頭角”的宋代，坊市間隔的打破賦予了商業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也讓經營服裝生意的手藝人有了一展身手的機會。
兩宋時期，紡織業的高度發展和棉花的大規模引進豐富了服裝的材質，也讓宋人在穿衣方面有了更多選擇空間。
僅從《清明上河圖》中描繪的場景就不難看出，身着樣式各異、做工精細服飾上街的宋代百姓已經不少了，而考慮到城內民眾相對殷實的家境，也不難推測為什麼人們對衣着的追求上升到了一個新高度。
在充盈的國庫為宋代服飾發展打好了物質基礎的同時，儒家思想的繁榮跟禮制的成熟也賦予了服飾更深層次的內涵。
對經歷過唐末動亂的宋代統治者來說，重文輕武是鞏固中央政權的基礎；但對平民百姓而言，重文之風盛行卻意味着他們的衣食住行習慣會與前代有所不同。
僅從帶有明顯階級屬性的服飾來看，就不難發現儒家文化與禮制發展對宋人生活產生的影響。
相較於兼容了大量異域文化，講究熱情開放的唐朝，更重文人風骨和禮制規範的宋人在穿衣方面要低調許多。
事實上，隨着“禮法合流”，社會結構發生明顯變化，士農工商等不同階層的人在衣着服飾上的差異也逐漸凸顯了出來；而對熟諳禮制規矩的宋人來說，只要看一眼對方的服裝顏色跟樣式，就能大致推斷出這個人的職業和社會地位了。
二：宋朝服裝比之我們稱讚開放的唐朝服裝如何？
雖然大環境的改變讓當唐宋文化走向了不同的發展方向，但秉持着揚棄原則的宋代服飾文化卻並沒有脫離歷史軌跡，徹底拋棄唐代的影子。
從某種程度來說，雖然宋代文化中少了幾分唐人的肆意洒脫，但也繼承了唐朝在文化藝術領域的盛世氣象。
僅從趙氏皇族執意推行重文輕武政策，寧肯損失一部分軍力也要發展文化的態度就不難發現，崇尚文人風骨的宋人是真的將精神追求放在了第一位。
在科舉制盛行的宋代，談到文人，我們首先想到的不是大紅大綠，瀝粉堆金的富貴景象，而是梅蘭竹菊與琴棋書畫的淡雅風尚；久而久之，“雅”就成為宋代文化發展的一個追求，打個比喻，我們可以認為雅是宋朝文化發展的總綱領。
宋代的衣服總體而言都呈現出一種保守的感覺，從普通的男女服飾到官服與宮廷服飾，都是樸素與淡雅為主的。
宋代最為典型的服飾是“褙子”，褙子不分男女，但相對於男性而言，女性穿的更多一些。褙子的顯著特徵是缺胯開衩，四裾離異，《演繁露》記載：
“裘即如今之道服也，斜領交裾，與今長背子略同，其異者背子開袴（應作胯），裘則縫合兩腋也。”
宋代崇尚儒雅，比如當時人們穿戴的頭巾，通常用較為質樸的紗羅做出多種樣式，比如仙桃巾、雙桃巾、程子巾。
我們都知道東坡肉的存在，但蘇東坡不僅創造了東坡肉，還創造了東坡巾，除此之外還有山谷巾、高士巾、逍遙巾、綸巾、燕尾巾等，若是一一列舉，恐怕不下數十種，此處也能看出宋人的創造力。
如果說唐代服飾最鮮明的特徵是用色大膽，形制華美大氣且自帶異域美學風格；那麼宋朝服飾講究的就是溫婉舒適，在不經意之處展現另一種文化韻味。
唐宋服飾元素之所以有着明顯差別，主要是與宋朝的文化狀態有關，而不只是社會對某種時尚的追求導致的。
上文也提到了宋朝程朱理學已經開始發展了。什麼是理學，理學“言理而不言情”，理學要求人們的思想必然要遵循某種規範，在宋代早期形成了反對奢華，崇尚質樸的要求。
其實這種追求也與道教以及禪宗的發展有關，總體而言，宋朝的思想體系中並不崇尚奢華的那種思想，再加上像袁宋著《世范》中對“惟務潔凈, 不可異眾” 的要求，就自然導致了宋代的服裝面貌。
三：宋朝服裝中承載的禮制與禮制影響的服裝
受儒家文化影響，服飾很早就成為了封建禮制的一部分；而在程朱理學盛行的宋代，服飾更是被賦予了鮮明的階層屬性，成為了宋人依禮而行，講究禮法的一種外在表現。
在禮制日趨完善的宋朝，不同材質、顏色、紋路樣式的服裝被用於區別不同階層和不同的社會地位。
這一時期，被要求引領勤儉之風，不能過度鋪張浪費的皇室已經無法在服飾方面過分追求個人享受了。只不過，從皇帝在一些重大場合上穿着的禮服中仍能看出皇室服裝“低調奢華”的基本特徵。
在祭祀宗廟這類最能體現君權至上的場合中，皇帝往往身穿綉有大量象徵意味紋飾的青色袞服並佩戴點綴有珍珠的冠冕；這種穿着雖然看上去低調簡樸，但不論是從刺繡水平，製作工藝還是材質選擇來看，卻都是一等一水平的。
由此便不難看出，雖然皇室同樣需要遵守立法規定，但皇室服飾卻能以一種更低調的“炫富”方式提升服裝的審美性和華貴感。
對處於社會中上游的官員和文人士大夫階層來說，穿衣方面的講究則要更多一些。
事實上，宋代法律中明確規定了不同職級官員的不同着裝規範：
顏色方面，三品以上的官員着紫，五品以上着朱，七品以上着綠，九品以上着青；
紋飾方面，中書門下省與九卿官員的服飾在紋飾圖案上也有一定區別，而職級較低的官員官服上甚至不被允許繪有任何圖案紋飾，只能身着無花紋的“素服”；
形制方面，宋朝官員需要在典禮和日常工作中根據實際情況穿着冕服、朝服、公服三者中的一種，並適時調整其配套裝飾。
相較於必須嚴格遵守禮制規範的官員，宋朝民間的穿衣文化則要寬鬆得多了；在民間紡織業高度發展的兩宋時期，只能穿着顏色素雅、樣式樸素服飾的宋人並沒有放棄對美的追求。
尤其是對有錢人來說，用“低調奢華”的材料制衣，讓自己穿的更舒適一些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像材料難得的鶴氅跟夾雜着金絲的絲綢，就屬於既能彰顯財力又不至於過分惹眼的存在。
由此可見，宋朝百姓的服飾雖然看上去不起眼，但在花樣細節上的講究程度卻一點也不輸給上流人士。正如愛美的宋代女子會在顏色形制上沒有明確規定的裙子上“鑽空子”，使用藍、綠、杏黃等明艷顏色一樣。
講究禮制，遵守規矩的宋人雖然不會公然跟程朱理學叫板，但也會在服飾穿着上加一點自己的“小心思”。
從宋代各階層人士的“穿衣風格”中不難看出，推崇儒家思想和文人精神的宋朝人雖然選擇了相對保守素雅的服飾，但在細節方面卻從未改變過自己對美的嚮往跟追求。
總結：
從某種程度來說，宋朝服飾算得上是一種集禮制與審美於一體的文化展示了形式了；在經濟高度繁榮、禮制趨於成熟的宋代，人們在恪守法律規定，崇尚素雅節儉的同時也將自身對服飾的追求濃縮到了細節之中。
也許正是因為有了更舒適的料子，更成熟的手工業作坊，更出名的刺繡技藝和更富於的錢包，宋朝服飾才能實現另一種形式的繁榮；而典雅秀氣，實用性更強的宋朝服飾也對後世服裝文化的發展開創了一種全新的思路。
參考文獻：
《五禮新儀》
《開寶通禮》
《周禮》
《演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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