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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被國民政府囚禁了54年張學良終於得以重見天日。轉眼間，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東北軍少帥，在時光的摧殘下變成了一個垂垂老矣的老人。
張學良獲釋後接受過一次訪問，期間記者曾問他，一生中最佩服的人是誰。聞言，張學良渾濁的目光中閃過些許清明，向記者說了三個人的名字。
那麼，張學良最佩服的人究竟是誰？他又為何會對這幾人推崇備至、讚賞有加？
“東北王”張作霖
張學良口中的第一個名字是張作霖，也就是他的“東北王”父親。其實不管在何種場合，張學良每每提到父親張作霖，總是不吝褒貶。
也正是通過張學良的獨特視角，讓世人對這位亂世梟雄有了一個更加立體、鮮明的了解。
張作霖年少家貧，早年間當過獸醫、闖蕩過江湖，後來通過自己組建武裝力量、維護一方安保走上軍旅，並在槍林彈雨中一路扶搖直上，成為統帥幾十萬東北軍的奉系主帥。
這樣的出身和經歷，註定了張作霖身上有一些難以遮掩的壞毛病，比如脾氣暴躁。張學良回憶說：
“我爸爸發脾氣的時候誰都不能惹他，他一發火就要槍斃人，我都不敢有任何犟嘴。”
對當時盤踞在東三省的日本人，張作霖同樣沒有好脾氣，數次與日寇發生爭執。
在談及張作霖的慘遭日本人炸死時，張學良認為這多少與其暴躁脾氣有些關係。
張作霖的第二個毛病是嗜賭。自幼出入賭場的張作霖，對各種賭術頗為精通，尤其喜愛打麻將。
張作霖
“我父親打麻將打得很好，他能記住牌。”張學良不止一次在外人面前提起過張作霖的這個愛好。
張作霖入主東北後，曾在張公館設下麻將局，閑來無事就喜歡在此邀人打麻將。
凡是來到張公館拜訪的人，張作霖根本不問對方姓名，先拉着對方到麻將桌上打幾圈。
張作霖的賭注很大，動輒數千上萬大洋，曾有一位叫做李律閣的商人在他那裡輸掉了50萬大洋。事後張作霖很開心，把北京郊外一座佔地很大的院子給了對方。
除了這些毛病，張作霖還十分迷信。奉天城內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算卦先生，名為“包瞎子”。
張作霖一直將其視作上賓，每每做出重大決定或是有拿不準的問題時，他都要請對方占卜卦象，以測凶吉。
包瞎子深得張作霖信任，可以自由出入帥府，還被聘為張作霖的私人顧問，每個月有200大洋的工資。
後來袁世凱要稱帝，張作霖為了拉攏對方，專門將包瞎子推薦給了他。從北京回來後，包瞎子告訴張作霖：“袁世凱非失敗不可！”
不管包瞎子究竟靈不靈驗，起碼在對袁世凱的測算上他說的準確無比。
袁世凱
暴躁、嗜賭、迷信，這些缺點一覽無餘的展露在了張學良的面前，不過這並不耽誤張學良對父親的欽佩。
張作霖是有很多讓人詬病的地方，可這些劣跡在其優點之下，似乎完全不值一提。
首先，張作霖是一個帶兵能力強、個人軍事素養突出的將領。
常年的軍旅生涯中，張作霖從來不是一個脫離部隊、頤指氣使的將軍，他是憑藉與將士們一起在槍林彈雨中摸爬滾打，一步步坐到了東北王的位置。
尤其是早期打天下的時候，張作霖總是不顧生死身先士卒，衝鋒在戰場的最前線，這也是廣大東北軍心甘情願跟着張作霖打天下的一大原因。
多年的戰爭經歷也讓張作霖練就了一手好槍法，100米遠的靶位他甚至不用瞄準，拿起槍就上膛、舉槍、扣動扳機。
遠處的靶心應聲被擊中，這一套動作行雲流水，沒有任何阻塞。在東北軍中，張作霖的槍法是出了名的百步穿楊。
張作霖不光對待自己的部下好，對待東北地區的百姓他同樣盡心儘力。
貧苦出身的張作霖，即使後來飛黃騰達、富可敵國，但他沒有忘記那些仍然掙扎在貧困線上的百姓。張學良評價道：
“我佩服我父親這個人，他心裡一直對窮苦人忘不掉，對於這類人他有着深深的同情。”
事實也的確如此，1924年東三省募集善款，張作霖一個人就捐了15萬元；1920年山東發生水災，張作霖捐款30萬元。
1926年北京紅十字會遇到困難，張作霖也曾捐贈幾千石糧食......只要聽聞中國哪裡發生了災害，張作霖總是會盡一份力。
有一次張學良因為籌備戰爭，拆了幾戶老百姓的房子，張作霖聽聞消息後非常罕見地訓斥了他。張作霖對百姓的關愛由此可見一斑。
除了這些，最令張學良對父親欽佩的，莫過於他強大的統治力。張學良感嘆道：
“我父親這個人，生來就讀過半年的私塾，更沒有接受過任何系統性的西式教育，但東北地區在他管轄期間，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各個領域的發展均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他的統治能力是天生的，我最佩服他這一點。”
的確，張作霖在奉系軍閥中年紀是最小的，資歷也不深，但卻能夠一直穩居一把手的位置，且無人不服、無人不忠，這足以見得其個人強大的統治能力。
後來等到張學良接過帥旗，他才切身體會到這個位置有多難做，心裡對父親的敬佩也更上一層樓。
張作霖火車被炸
張學良終生遺憾：未見毛主席
張學良的大半生都在國民黨的監視和軟禁中度過，這也讓他留下了很多遺憾，而一生未能見到毛主席就是其中之一，因為毛主席也是他最佩服的人。
早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張學良就一直很敬仰毛主席。值得一提的是，張學良早在西安事變前就曾幫助過毛主席一次。
1936年春天，幾位中國年輕人想要前往蘇聯讀書深造，奈何缺少經費。
這個消息經過一位牧師傳到了張學良的耳中，於是他拿出一筆錢交給東北將軍李杜，讓他將幾人送到了蘇聯，並資助了他們學費。
這幾名少年中間就有毛主席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只不過張學良對此並不知情。
直到1994年，一位東北史學家向定居在夏威夷的張學良講述了這段往事，張學良才知道冥冥中他早已與毛主席有了往來。
張學良對毛主席的好感起源於他對主席的敬畏，以及一位外國友人的穿針引線。
1930年，一個叫做斯諾的美國記者來到東北，並與張學良成為好友。此人在張學良的幫助下來到陝北，見到了大名鼎鼎的毛主席，回去之後斯諾告訴張學良：
“毛澤東與中央社宣傳的那樣完全不一樣，他是一個可以給中國帶來希望的人，你最好也去見一見他，他也許能夠告訴你怎麼幫助父親報仇。”
斯諾
斯諾的話，讓張學良產生了強烈的會見毛主席的願望。抗日戰爭爆發後，張學良在斯諾的引薦下前往陝北，計劃與毛主席見一面。
可惜的是，當張學良的飛機於1936年4月9日降落在洛川機場後，一封從延安發來的電報送到了他的手上。
這是一份來自毛主席、彭德懷等人的聯名電報，電報中說周總理已經代替毛主席前來洛川，全權代表中共中央與其商討攜手抗日事宜。
張學良此行雖然未能與毛主席相見，但卻收穫到了周總理這樣一位至交。
後來雙方曾計劃在延安約見，只不過還未來得及成行，張學良便已經發動了對蔣介石的兵諫。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在臨潼逼宮蔣介石，要求他放下對共產黨的屠刀、聯合抗日。
與此同時，張學良在發動兵變的第一時間便將消息告訴了毛主席、周恩來等人。
西安事變的消息傳來後，中共中央高度重視，一邊派出周總理等人前往西安，協助張學良妥善解決此事，力圖促成國共聯合抗日的目標。
另一邊，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其發來電報，向其初步傳達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相關事宜。
解決問題過程中，毛主席與張學良的電報聯繫始終沒有中斷。
後來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協助下，兵變一事終於得以和平解決，聯合抗日的主張也得到了蔣介石的同意，張學良將軍因此成就了千古愛國將領之名。
其實，早在張學良發動兵諫之前，毛主席就曾給其去過一封信，那是主席給他的唯一一封親筆信。信中主席說道：
張將軍是東北軍的領袖，在這場保家衛國的戰爭中背負着重要責任。如果將軍能夠顧及當下緊張外部局勢，希望當機立斷調轉槍頭朝向日寇，並把敝方意見傳達給國民政府，雙方互派代表商談停戰抗日的具體事宜。
毛主席從家國大義出發，希望張學良成為國共兩黨中間人，促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一事。
只不過此時的毛主席還不知道，張學良早已經失去了與蔣介石正面溝通的機會。
在拿到信後，張學良曾想要將中共方面的意思傳達給蔣介石，可還未等他說出口，蔣介石就先在黨內大聲斥責道：“只要發現串共者，一律槍斃！”
張學良也只能按捺住上交書信的迫切心情。
雖然張學良此生未能與主席見面，但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祖國時期，毛主席的種種事迹一直在深深感染着張學良，讓他打心眼裡佩服這位偉人。
如果說沒能見到毛主席是遺憾，那麼與周總理結為至交或許就是對張學良最好的彌補。
至交周總理
最令張學良佩服的人員中，周總理同樣佔據一席。
周總理與張學良第一次見面是在1936年6月，不過二人在此之前還有過一段同窗情誼。
周總理曾在東北讀書，拜在中國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先生門下，而張學良因為張伯苓幫他戒掉了煙癮，也拜了對方為師，因此周總理與張學良還有一層師兄弟的關係。
6月份的洛川會面，二人一見如故。張學良很快被周總理的見識、談吐所折服。
更重要的是周總理所描述的聯合抗日、革命救國的主張，深得張學良贊同，兩人之間的情誼就此結下。
西安事變後，周總理代表共產黨前來談判，兩人齊心協力之下使得兵諫一事和平解決。
不過在送蔣介石回南京的問題上，二人發生了分歧。張學良自覺心中有愧，為避免事情節外生枝，想要親自把蔣介石送回南京。
這一提議遭到了東北軍上下的一致反對，周總理也多次出言提醒他南京之行的危險，可張學良還是坐上了開往南京的飛機。
事後，張學良果不其然被蔣介石軟禁了起來。他悲憤地對妻子說：
“我這輩子從未做出過什麼值得後悔的事，這一次我算是領教了後悔的滋味。兄弟們勸我，共產黨周副主席也暗示過我送人的危險，只可惜我沒有聽。
要是我多聽一句周先生的話，何至落到如此田地？”
于鳳至
張學良被審訊和關押期間，他不光後悔沒有聽信周總理的話，還一直想辦法寫信給總理，表達對總理的思念和欽佩。
當他被送上軍事法庭時，蔣介石一直想逼迫他承認受到共產黨指使、受到周恩來擺布。
但張學良說什麼也不願背叛周總理，堅持原則表示：“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的主意。”
在忠誠和自由面前，張學良用行動表明了對朋友的心意。
1976年，總理在北京病逝。張學良得知消息後悲痛萬分，只可惜他連發一封唁電都做不到，只能隔着茫茫海峽對總理遙遙相送。
張學良對總理的赤誠之情令人側目，而周總理對待這位好友同樣念念不忘。
自從張學良被扣押後，周總理對他的解救一直沒有停止過。
1945年中共七次人大期間，周總理就發言譴責了蔣介石扣押張學良的行為，並強烈要求國民政府對其釋放。
1946年重慶談判期間，周總理就直言不諱的指出：
“今天我們能夠坐在這裡談判，有一個人的貢獻最大，他就是促成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張學良將軍，我們誠摯的希望他能夠早日獲得自由。”
同年重慶文化界茶話會上，一位來自東北的人士感慨道：“只可憐那一位被囚禁了十餘年的人，這些年他的日子怕是不好過。”
重慶談判
這些話引起了眾人的感傷，周總理那嚴肅的面龐閃過一絲悲戚的淚光。
1956年11月11日，西安事變二十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周總理指出：
“張楊二位將軍是這起事件的千古功臣，自從張將軍被扣押後，還曾給我來了兩封信，他是值得懷念和尊敬的。將來他能夠重獲自由當然好，可無論怎樣他都已經是千古不朽的人物。”
1961年，周總理曾嘗試託人給張學良帶一封信過去，這封信沒有收件人，也沒有署名，只有短短十六個字：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有期。
只可惜，周總理想要與張學良再度會面的願望終究沒有成真。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在北京與世長辭。直到臨終前，總理仍然念念不忘的叮囑道：“不要忘了台灣還有一位老朋友。”
1990年，在被囚禁長達54年之後，張學良終於重獲自由。日本廣播協會電視台對其進行了一次採訪，在提到周總理時，張學良這樣評價道：
“我們能夠相互理解，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
次年4月張學良赴美探親，期間再次談到周總理，他說：“周恩來先生是我非常佩服的人，他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外交家，我們兩個的感情很好。”
晚年張學良夫婦
同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派遣人員前往美國探望張學良，我方人員給他帶來了周總理遺孀鄧穎超的信件。
張學良拿到信後，將信紙幾乎貼到臉上，一字一句的認真看了起來。他顫抖着聲音說道：“周恩來我熟悉，我們很好，請替我向鄧女士問好。”
此時的張學良已經90餘歲的高齡，經歷的這麼多年的風風雨雨，他仍然對當年的摯友念念不忘，這種純粹、真摯的友情讓人為之動容。
結語
被囚禁54年，張學良將軍終究還是重新恢復了自由，這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
更難能可貴的是，幾十年的無妄之災並沒有讓張學良失去本性，他仍然能夠做到堅守原則、堅守對朋友的感情。
面對蔣介石的壓迫，他沒有違背良心抹黑和污衊共產黨，反而直言不諱的表明自己對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欽佩。
這樣的氣量和膽魄，歷經半個世紀之久仍然不減分毫，一如他當年發動西安事變時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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