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已久的電視大劇《破曉東方》，終於在央視一套黃金時段熱播。第二集中有這樣一組鏡頭：作為總前委書記的鄧小平，與總前委常委陳毅，因制定《京滬杭戰役綱要》問題而各不相讓，吵得不可開交。乍一感覺，這一爭吵好似體現了兩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黨的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也充分體現了我軍的高度軍事民主。但實際上，由於這一橋段設計與史實出入較大，映襯陳、鄧關係嚴重出位，難免使人有些怪怪及違和的感覺。
第一點，陳毅、小平會因制定戰役綱要問題而爭吵嗎？
重要歷史人物關係劇情的設計，往往比較敏感，最好基於歷史真實而不能憑空想象。縱觀陳、鄧關係，特別是從陳毅1948年5月到中原野戰軍，直到上海戰役結束這一年時間，他倆合作應該是密切而愉快的。小平作為第一書記高屋建瓴、統攬全局，陳毅作為第二書記無私坦蕩、鼎力相助。無論是《陳毅傳》《陳毅年譜》，以及其他檔案史料，都沒有二人關於制定戰役綱要問題而爭得不可開交的記述。
小平的女兒毛毛曾這樣回憶說：“小的時候我就知道，爸爸、媽媽和陳伯伯、張茜阿姨的關係特別好”。可見，陳、鄧無論是工作關係，還是個人關係，都很不錯。
制定《京滬杭戰役綱要》不是一件小事，它涉及的是大進軍階段我軍在東南方向的大戰略設計和大戰役籌劃問題。而在這一重大戰略戰役問題的研究與制定上，本來陳、鄧兩人沒什麼分歧矛盾，而是高度一致，編導們卻硬生生地給加上爭吵這一橋段，弄不好反倒容易給觀眾引起不必要的歧義與猜想。
第二點，陳毅會因一個團的部署問題而同小平大吵嗎？
為了劇情需要，設計個爭吵橋段也罷。關鍵是爭吵的核心是，總前委的《戰役綱要》要不要寫到團這一級。陳毅主張必須細化、具體化，必須寫到團這一級，以便各部隊有所依據和遵循。而小平則主張提綱挈領、言簡意賅。因為總前委下面還有兩大野戰軍，野戰軍下面還有兵團及那麼多個軍。不能把下面的事都幹了。這樣勢必干擾和影響下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小平還特彆強調這個綱要需要報毛澤東主席和中央軍委批准。長篇大論報上去顯然也不合適。
歷史證明，小平同志的觀點是對的。總前委的戰役綱要，確實不需要細到團這一級。這也體現了小平同志一向舉重若輕的性格和特點。
關鍵是這樣刻畫陳毅，把陳毅的性格特點變成舉輕若重，變成事無巨細，這與真實的陳毅恰恰又大相徑庭。某種程度上說，陳毅同小平一樣，總體上也應屬於舉重若輕之人。以前的華東戰事，具體的籌劃指揮主要都由粟裕來操刀，這次的兩大野戰軍聯合行動，非要給陳毅設定個部署必須細到團這一級，並因之與小平大吵，未免把陳毅的格局與氣度看得太小了。
還有一個不得不提及的是，此時，中央早已內定陳毅為上海市首任市長。陳毅也早就開始為接管和建設上海而前瞻思考一些戰略性的問題了。把爭吵這個梗生硬地嫁接給陳毅，不但不會放大藝術張力，反倒有損陳毅的革命形象。
第三點，京滬杭戰役綱要到底是怎樣一個出台經過呢？
根據毛澤東主席和中央軍委統一安排，京滬杭戰役“仍由總前委來指揮”。1949年3月21日，總前委、三野前指、華東局和華東軍區的人員分批乘火車南下，進駐蚌埠南郊孫家圩子。
正是在這個不起眼的孫家圩子，總前委在小平的主持下，召開了擴大會議，主要就二野、三野實施京滬杭戰役問題進行籌劃研究。時任三野參謀長的張震後來撰文這樣回憶道：
“會後，鄧小平要陳司令員寫個渡江作戰計劃。陳軍長告我，還是你寫吧！我便寫了一個兩支野戰軍渡江作戰計劃，面交鄧政委。他看後說，總前委制定戰役綱要不要太具體，主要是分析戰局的可能變化，原則提出數個預案，戰役發起後，各野戰軍按照戰場情況變化結合預案機斷處置。至於具體部署則由各野戰軍自己擬定。”
作為三野的參謀長，最初綱要的起草者與經辦人，張震的回憶顯然是客觀的、是權威的。帥克覺得，如果編導們根據這一史實來設置劇情，而不是生硬地嫁接陳毅、小平大吵這個橋段，顯然劇情會更自然、更順暢、更經得起歷史和時間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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