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蔣介石率北伐軍與北方軍閥張宗昌、孫傳芳的直魯聯軍在徐州激戰，兵敗後軍威一落千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聯合武漢國民政府逼迫蔣介石下野。8月13日，蔣在上海發表《下野宣言》，之後，他回到奉化老家，準備東渡日本。
此時，駐紮在無錫的北伐軍第三十七師師長，隸屬白崇禧麾下的熊式輝也即刻向南京政府表示辭職，並向奉化蔣介石致電云：“總司令既然高蹈遠引，我也不願意帶兵，希望追隨左右，出國遊歷。”蔣介石對於熊式輝的忠心大感欣慰，在赴日之前特地會見了熊式輝，對其“殷加撫慰之餘，叫熊萬不可離開部隊，應速回無錫改編和整理隊伍，其他一切等他回來再說”。
乍看上去，熊式輝對蔣介石忠心耿耿，但如果說他看清楚了蔣介石“以退為進”的手段，就只能說他“目光如炬”，馬屁拍得“穩准狠”了。縱觀熊式輝的政海生涯，就會發現，拍蔣介石的馬屁，就是他獲取權力的手段。
熊式輝是江西安義人，1911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後來又先後畢業於保定軍校、日本陸軍大學。回國後參加北伐，熊式輝因成功策反江西軍閥賴世璜獲得重用。不久，該部在與孫傳芳部的戰鬥中失敗，北伐軍副總參謀長白崇禧要追查兵敗責任，熊式輝與賴世璜互相推諉，反目成仇。熊式輝軍權不如賴世璜，被迫去上海做了寓公，但很快他就抓住白崇禧與賴世璜的矛盾，誣告賴世璜與孫傳芳私通，致其被槍斃。熊式輝回到部隊，原本以為能接替賴世璜擔任軍長，卻僅僅撈了一個師長職位，因此對白崇禧不滿，便決意另尋靠山。
正在此時，蔣介石遭到桂系排擠而宣布下野。熊式輝探知蔣是以退為進，並深信蔣介石定會東山再起，而落難時正是投靠的最佳時機，所以才有辭職並發密電的舉動。1928年1月，蔣介石復職，從上海回南京時，熊式輝率部親自執行滬寧路全線的警戒任務，沿途護送，蔣介石大悅。一到南京，旋即人民熊式輝為淞滬衛戍司令，駐守上海。從此，熊式輝成為蔣介石的心腹之一。
蔣介石重用人的標準可用五個字概括：“親（親戚）、黃（黃埔軍校畢業）、陸（陸軍大學畢業）、浙（浙江老鄉）、故（熟人同學）。”熊式輝可以說是哪個字都不沾，而他獲得蔣介石的青睞，主要與善於揣摩蔣介石的心思，又不失時機地迎合蔣介石有關。但僅有逢迎拍馬是不夠的，充其量只是政客間低級的把戲，熊式輝的“逢迎拍馬”顯然要比常人高出一籌。
戴笠將“秉承領袖意志，體驗領袖苦心”作為軍統的宗旨，盡顯奴才本性，而熊式輝在這方面，也是絲毫不遑多讓。
1928年日軍發動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這件慘案的後遺症在於，蔣介石對日的不抵抗政策逐漸形成。當時，蔣介石認為“我們現在還不能與日軍開仗，亦不必與他在濟南衝突，現時唯一目的，要在攻克北京，完成北伐，故只有忍辱負重，仍舊要與他們設法緩和”。
蔣介石甚至還持有“三日亡國”論，他擔心一旦開戰，日軍三天內就可以佔領中國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區，從而滅亡中國。熊式輝對此也有相同的理解，他於事變當日即向蔣介石建議：“我若在北伐的利害上打算，極力減少北進的阻礙，則只有忍辱一時，不耽誤時間，不犧牲力量，而設法求與之避免衝突。”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蔣介石當時在南昌指揮剿共。19日晚，蔣介石表示要即刻返回南京，主持大局。熊式輝勸阻說“剿匪軍事，勝利在望……不如加緊重整贛中軍事部署……內亂必先掃除，外患且俟從容應付”，蔣介石“承當同意”。
因此當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生後，熊式輝知道蔣介石必將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他於事變第二天就發電報給蔣介石，勸慰道，“在國民心理，固宜言戰。但為厲害計，言戰危險，甚於言和”，建議蔣介石能“當以國家厲害為前提，不顧一切非難”。同時，他以“一九一八年蘇俄對德言和”為例，認為對日言和乃是“革命者之外交乎”，極力勸誡蔣介石先以江西的剿共為重，先解決剿共的軍餉問題，安軍心，“充實軍備，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可言對倭”。
但是，由於全國上下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太過高漲，蔣介石一時成眾矢之的，備受黨內外輿論詬病。為了加強抗日力量，2月5日，軍政部長何應欽致電熊式輝，欲抽調在江西剿共的蔣鼎文增援。
熊式輝次日回電說“蔣鼎文師決不能抽調赴浙”，理由是如果從江西抽出一師赴滬的話，“對倭無致勝之望，對匪有先敗之虞”，而“日寇如割肉之痛，中共乃腐心之病，如果兩方兼顧，兩方就不能全也……日本之兵可隨時增加，我之增援有時自窮，故不如不予增援，江西之匪可隨時爆發，我之防備不可或疏，故不宜稍予抽調”。
由於輿論壓力實在太大，蔣介石最後抽調江西的第十八軍趕赴浙江參加抗日。2月21日，他致電熊式輝“第十八軍決調浙，不必赴援贛南”，“第十與第八十三師令其星夜開浙”。22日，再電熊式輝“先派第十師與第八十三師主力，乘民船秘密水運，勿誤”。
當時，紅軍已經將贛州團團包圍，贛州隨時都有失陷的可能，而第十八軍已經做好增援贛州的準備，整裝待發。蔣介石突如其來的一紙調令，打亂了熊式輝的所有計劃。熊式輝認為如果將十八軍調出，則贛江流域必將不保。於是他寧願負“抗命之罪”怕，採取先斬後奏的方式，一面“電覆蔣公，痛陳利弊”，一面擅自動用十八軍，馳援被共軍包圍的贛州。3月7日，經過幾日的激戰，第十八軍擊潰了贛州外圍的紅軍，熊式輝隨即感慨道“抗命即可以救命也”。
熊式輝這種“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做法並沒有觸怒蔣介石，也沒有受到任何處罰。蔣介石只是在第十八軍擊潰贛共軍後，不溫不火地告訴熊式輝“第十八軍不能一時抽調，希即調第六師來浙”。可見，蔣介石對於熊式輝的這種“剿共為先”的抗命行為暗地裡是讚許的，甚至是認同的。
在“攘內必先安外”的反動政策上無下限迎合蔣介石，熊式輝的“馬屁”無疑拍得正對地方，而他在江西主政的十年，也是他拍馬屁的集大成階段。有人這樣概括熊式輝的江西時期：圍剿紅軍，魚肉百姓；走夫人路線，攀“太子”關係，拍蔣介石的馬屁。
熊式輝的兒子熊圓傑的講述里，熊式輝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還有一段小插曲：1930年，蔣介石和熊式輝商量，讓他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職。熊式輝聽到後，認為浙江已是富庶之地，幹得再好也是錦上添花，在想到老家江西各方面都很落後，於是就想回老家江西為家鄉人民辦些實事，使江西人民富裕些。遂問蔣介石能否到江西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蔣介石聽後說到，江西已有省府主席，你要是想去江西，就自己去和他商量調換一事。
熊式輝聽後，立即去找時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熊式輝碰到魯滌平和他一說調換職位一事，魯滌平大喜，立馬答應。於是熊式輝就去和蔣介石說，魯滌平同意調換任職地，蔣介石就把魯從江西調到浙江去了。熊式輝也就從1931開始了他主政江西，贛人治贛的十多年。
兒子說得冠冕堂皇，但據當地史料記載，僅僅是善後捐，熊式輝每年就需要從百姓手裡壓榨200多萬元，用以供養自己的軍隊。而他在江西屹立十餘年不倒的原因，當然還是老招數，無下限的拍馬屁。他拍馬屁的對象，還不僅限於蔣介石，還包括宋美齡跟蔣經國。
熊式輝把南昌市的德勝路加以修理，改名為“中正路”；建造贛江大橋，命名為“中正橋”；把南昌的“湖濱公園”改名為“介石公園”；把1939年在江西創辦的第一所大學命名為“中正大學”；建設一座禮堂則名之為“中正堂”；辦了一家醫學院就稱之為“中正醫學院”。
期間更有一則趣聞。蔣介石曾居住在南昌市百花洲上一棟精緻的樓房內，憑窗可以盡覽東湖的景色。有一次，熊式輝晉見蔣介石，在走廊上散步時，發現蔣介石時以手帕掩住鼻子，他立即意識到是湖中有異味，回去即找到建設廳廳長龔學遂，二人一同來到百花洲左右巡視後，當即命令龔學遂迅速重修湖岸，清除污水。不久，東湖的堤岸全用紅石砌築，沿岸植樹，調整清水管道，並設東湖管理處負專責。蔣介石見湖面改觀，景色宜人，對熊式輝大為褒揚。為此事，南昌市一墨客提筆寫就一副對聯，可謂入木三分：
上聯：半世姻緣兼兩顧，（指熊的亡妻顧毓筠和續弦顧竹筠，兩人是姐妹）
下聯：一生事業在三湖。（意思是熊式輝因修百花洲東湖、南湖、北湖的堤岸，而得到蔣介石的寵信）
1934年初，由熊式輝和楊永泰提議，蔣介石在南昌發起以“恢復中國固有道德”求得“民族復興”的“新生活運動”，大肆宣揚“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以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目的在於用封建倫理綱常來劃一人的思想，使之擺脫共產主義的影響，以維護國民黨的統治。
為此，蔣介石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自任會長，熊式輝兼任主任幹事。在熊式輝的賣力推動下，新生活運動總會下設有婦女指導委員會，宋美齡任會長，熊式輝更是讓妻子顧竹筠出任該會書記，其任務是聯絡在南昌的黨政軍界要人的夫人，投入到新生活運動中來。
宋美齡對新生活運動十分熱衷，這個打心眼裡瞧不上中國人的假洋鬼子，竟然夸夸其談“禮義廉恥”來。她提倡老百姓每日飯前飯後要刷牙，進門和進餐前要洗手，還有就是穿衣服要扣好領口，不能不扣扣子。
然而，此時大多數中國人飯都吃不飽，哪裡還有閑錢去買昂貴的牙膏（牙粉），更談不上飯前飯後刷牙了，每日洗手也成為了笑料；不少人連衣服都穿不上，夏天只好光着膀子，怎麼扣領口？新生活運動熱鬧一時，最終不了了之。但熊式輝為討得“夫人”歡迎，忙上忙下不亦樂乎。
當時有人為嘲諷這個“新生活運動”，撰寫了一副對聯：
上聯：一二三四五六七（意為忘八），
下聯：忠孝仁愛禮儀廉（意味無恥）。
為了攀附宋美齡，熊式輝還讓妻子顧竹筠認宋老夫人為乾娘，和宋美齡接上姐妹行（在這點上，熊式輝還是棋差一着。比宋美齡小一歲的陳誠，乾脆娶了宋美齡的乾女兒，認宋做了乾娘。後來失寵時，宋美齡不遺餘力保了陳誠，而對熊式輝鮮少過問，顯然輩分還是有差距）。
除了“夫人路線”外，熊式輝還別出心裁，走了一條“太子”路線。1937年初，蔣經國從蘇聯回國，熊式輝獲悉後認為“奇貨可居”，專程趕赴杭州，向蔣介石賀喜，並向蔣提議：“把經國弄到江西吧，我負責培養他。”當時蔣介石正在考慮蔣經國的安排問題，在得到宋美齡的首肯後，蔣經國赴江西。
蔣經國在江西“勵精圖治”，熊式輝也儼然以“太子師”自居，但他顯然低估了蔣經國的能力。很快，蔣經國就在江西獨當一面，熊式輝則於1941年被蔣介石調去重慶，明升暗降，結束了他自鳴得意的“十年治贛”。
抗戰勝利後，熊式輝被蔣介石任命為東北行營主任，擔綱接受東北的大任。但東北和全國的局勢令熊式輝措手不及，共產黨大批軍隊和人員進入東北，東北民主聯軍在各地建立起人民政權。被蔣介石和熊式輝寄予厚望的蘇聯，也對與國民黨政府的協議棄之不顧。經過一年多的廝殺，蔣介石的軍隊完全喪失了戰爭主動權，熊式輝成為眾矢之的。
蔣介石決定改組東北行營，用陳誠取代熊式輝的本兼各職。熊式輝灰溜溜回到南京，被蔣介石當面痛斥一頓，從此失寵，再也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與之相對的是，陳誠在不久後也在東北一敗塗地，然而在宋美齡的運作下，僅僅以身體病重的理由，回到了南京，繼續擔任要職。
在國民黨逃離大陸時，熊式輝由於蔣介石對他的冷落而產生的失望，並沒有立即隨蔣介石去台灣，而是舉家遷往香港。在香港，一幫舊部屬時常找熊式輝借錢，讓他不甚其擾。此時與他有關的一家銀行和一家漁業公司相繼破產，更是讓他心情懊喪。不久後，熊式輝更是因涉及“假護照”被香港當局逮捕，險些遭遇牢獄之災。
香港待不順，熊式輝又轉赴泰國，到曼谷居住，曾在那裡開國一家紡織廠，也因經營不善倒閉。1954年，熊式輝返回香港，陳毅曾託人勸他回大陸定居，但熊式輝由於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加之對蔣介石仍抱有幻想，便拒絕了陳毅的誠意邀請。
1954年7月，熊式輝到了台灣。但彼時的台灣，跟熊式輝有宿怨的陳誠如日中天，他屢受刁難，更別談受到重用了，連蔣介石的面都沒能見上，完全淪落為一介草民，後來喲到澳門小住，再遷居香港。1974年1月21日，熊式輝在香港病故，終年81歲。
儘管憑藉著對蔣介石及其家人的精準拍馬屁，熊式輝一度獲得重用，但他畢竟不是蔣介石的嫡系將領，他與蔣介石沒有堅不可破的師生之情，沒有息息相關的地緣之誼，也沒有戰場上浴血奮戰的生死相隨，兩人看似牢不可破的關係其實隱患重重，東北接收的失敗恰好印證了這點。
在接收東北的過程中，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對於外交接收過於自信，對蘇聯也過於信任，從而錯失先機。沒有強有力的軍事部隊的支持，手中握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也只能是一紙空文，國民黨在東北戰場上註定要失敗。作為東北最高行政長官的熊式輝，處於風口浪尖，在最後關鍵時刻，蔣介石還是選擇犧牲熊式輝，相信自己的嫡系，讓熊式輝全部承擔接收失敗的罪責。
蔣介石逃到台灣後，滿腦子想的只有怎樣維繫他的“蔣家小朝廷”，如何讓“太子”蔣經國順利繼承，凡是對這個“大計”有所干擾的，都是要被掃清的障礙。在這個時候，即便是胡宗南這樣的心腹都要棄之一邊，何況一個早就被放棄的熊式輝呢？
參考資料
《國民黨四十三位戰犯的最後結局》，何明，中共黨史出版社
《熊式輝的政海起伏人生》，楊琳，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我所知道的熊式輝》，胡運鴻，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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