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有人提議去看望養病的毛主席,博古說:小毛,有啥好看的

老覃在前天寫了《1932年,任弼時、項英宣布解除毛主席的軍權,王稼祥急得氣沖斗牛》一文,講的是:擔任了蘇區中央局代書記的任弼時認為毛主席在樂安、宜黃南豐南城等地發展根據地的戰略思想,與臨時中央要求積極攻佔大中城市的方針不符,在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寧都會議上宣布解除毛主席的軍事指揮權。

老覃在昨天寫的《蔣介石發來40萬大軍,毛主席軍權已失,周恩來前來求計,歡喜而歸》一文中也提到了,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憂憤交加,在懷着對紅軍處境的無限憂慮和擔心,不幸病倒。

此後,他不得不請病假到後方的汀州福音醫院老古井休養所治病去了。

話說,早在1931年4月到6月,顧順章、向忠發相繼叛變,他們出賣黨組織,出賣共產黨人,並供出許多黨的高層領導的住址,致使許多共產黨人被捕,黨的組織被破壞,上海的形勢日益吃緊。

到了1932年11月,國民黨中統局上海行動區正式成立,國民黨中央特派員史濟美化名為“馬紹武”,坐鎮上海,全力偵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機關。

設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在這種白色恐怖下,不得不開始全面搬遷。

1933年1月7日,張聞天首先出現在江西瑞金。

隨後,博古和陳雲一起,在秘密交通站的掩護下,也到達了蘇區

他們沿着周恩來進入蘇區走過的秘密通道,從上海來到蘇區的。

王明已經去了蘇聯,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負總責。則隨着博古進入蘇區,中共臨時中央也就遷入瑞金

博古離開上海之前,命令康生在上海另行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作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機構,由康生總負責。

博古他們來到上杭時,迎接他們的是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

羅明是毛主席的鐵杆粉絲,百分之百執行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線,唯毛主席馬首是瞻。

博古一見到羅明就沒有好臉色,厲聲責問道:“你是省委代理書記,不領導全省工作,來上杭幹什麼?”

羅明響亮地回答說:“我是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並經省委研究決定,來這裡開展游擊戰爭的。”

博古一張臉拉得老長,不耐煩地驅趕羅明,說:“走開,走開,我不想見到你。”

離開上杭,博古等人到了長汀

有人提議說,毛澤東就在汀州養病,我們不如順道去看看他。

博古撇了撇嘴,高傲地翹起左手的小手指,輕蔑地說:“小毛,有啥好看的!”

1月19日,博古一行抵達瑞金,與張聞天等人會合。

博古麻利地召開會議,將臨時中央政治局與蘇區中央局合併,改稱中共中央局,他本人為總負責人,任弼時為組織部長,張聞天為宣傳部長。

而隨着中共臨時中央遷入瑞金,原有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任弼時所擔任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隨之消失。

另外,之前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團——“三人團”也同樣失去存在的意義。

老覃在這裡特別說一下任弼時在博古到來後的處境。

任弼時在1931年11月召開的贛南會議及不久前召開的寧都會議上,都極力批判毛主席的戰略思想,說毛主席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但博古來到蘇區後,博古他們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直接搞的一系列極“左”的東西讓他更加接受不了,他也因此被臨時中央認為貫徹極“左”路線不力,有“右傾機會主義”傾向,從而被免去中央局組織部長職務,派到湘贛區作省委書記去了。

任弼時到了這時才體會到毛主席先前所遭受的痛苦和悲憤。

話說回來,博古能夠身居高位,主要是得賴於他的老同學王明。

王明在去莫斯科前,私下裡告訴博古,說:“我必須去蘇聯任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團長,以後就由你主持中央工作了。”

王明這樣的安排並不符合組織手續,因為彼時的博古連中央委員都不是。

但王明告訴博古,說他已經和共產國際遠東局商妥,只要再電告共產國際批准就可以了。

這樣,時年才24歲的博古就成為了我黨的最高領導人。

24歲,正是年少輕狂的年紀。

24歲的博古對軍事是擀麵杖吹火——一竅不通,他在上海的時候,絲毫不知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只知道催促紅軍進攻,進攻,再進攻。要求紅軍一下子奪取長沙、南昌、武漢、南京等大城市。等他到了蘇區,風聞蔣介石發起了第四次“圍剿”,嚇得睡不着覺,哀嘆蘇區紅軍兵力太弱小,四處呼救,甚至把贛東北的紅十軍也調入了中央蘇區,說是要增強中央的戰鬥力。

對於博古把紅十軍調入中央蘇區的舉動,毛主席感到痛心疾首。

毛主席本來是非常看好方誌敏以武夷山為依託發展革命根據地的,聽說方誌敏一手組建的紅十軍被調入了中央蘇區,他痛苦不堪地說:“真是瞎指揮,紅十軍離開了贛東北,贛東北的根據地就難以發展了。”

事實果然如毛主席所料,紅十軍後來被留在中央蘇區並被改編為紅十一軍。儘管方誌敏又費盡心血地重組了紅十軍,但戰力大減,贛東北根據地最終還是被王明路線斷送了。

調紅十軍入中央蘇區只是博古瞎指揮的開始。

博古不懂軍事,共產國際派李德作為軍事顧問來到蘇區後,博古就對李德言聽計從,百依百順。

李德嘲諷毛主席不懂馬克思主義,說毛主席慣用的“游擊戰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斷言“山溝里不能出馬克思主義”。

博古也就和李德一唱一和,說毛主席不過是一個“無知的鄉下佬”,“在落後的縣城是不可能建成馬克思主義社會的”。

在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揮下,紅軍損失慘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不過,遵義會議之後,博古徹底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不計個人得失,顧全大局,爽快地從總書記的崗位上退了下來,全心全意地維護毛主席的威信與黨的團結。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與張國燾分裂紅軍的鬥爭中,博古始終站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一邊,粉碎了張國燾的陰謀。

也就是說,在遵義會議之後,博古也和任弼時、王稼祥、羅明等人一樣,成為了毛主席的鐵杆粉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