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錢學森能抵5個師，為何美國放他回國？中國提出的籌碼太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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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8日上午，從大洋彼岸美國啟程的“克利夫蘭總統號”客輪在海上漂泊近一個月後，來到了中國香港。船上名流眾多，唯獨一人備受關注，他每到一個地方，國家相關部門的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他出事。

這個他不是誰，正是彼時便被美國人譽為“空氣動力學領域領頭人”的錢學森。

不僅國人，就連錢學森也擔心自己的安危。從美國回來的路上，他提心弔膽，“克利夫蘭總統號”的每個停靠點都沒有離開船隻一步，生怕離開了這個“美國領土”，就會一輩子再也回不到祖國的懷抱了。當順利在香港下船並通過香港來到深圳後，他才舒了一口氣。

錢學森回國不久，美國越想越不對勁，尤其是美國海軍副部長丹尼爾·金貝爾，他後來氣急敗壞地說：“放錢學森回中國是美國做過的最愚蠢的事。”這一句話，後來也就演化成了著名的“錢學森能抵5個（美國）師”的傳言。

那麼，錢學森真的那麼厲害，“能抵5個師”，以至於讓美國人對放他回來的事追悔莫及嗎？

事實證明，錢學森還真的值“5個師”，更確切地說，他比“5個師”還不知要厲害多少倍。回到祖國懷抱前，他在美國就已經是相當成功的人士了。

自他在1949年成為加州理工學院教授後，他便贏得了他人終其一生都在追求的三大收穫：事業有成、功成名就、家庭美滿。

事業和名譽方面，有人認為，在加州理工學院的那一段時間裡，錢學森的名譽就和他的導師馮·卡門不相上下了。

馮·卡門可不是一般人，他後來被評為20世紀最偉大的航天工程學家、“航空航天時代的科學奇才”等，可想而知，錢學森那時在美國的地位有多高了，至少在美國科學領域深受歡迎。

事實上，除了在業內深受關注，在業外，錢學森的一些報告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深得美國人的青睞。

1949年12月，美國火箭協會召開年會，錢學森以軍方顧問、古根海姆噴氣推進中心主任、加州理工學院“戈達德”教授等多重身份受邀參會。在年會的報告里，他闡述的“洲際運輸火箭”及“火箭載人”等新鮮概念，引起了媒體的關注，《紐約時報》、《時代》等美國主流媒體爭相報道。

通過報道，美國民眾紛紛在討論“藉助這種形狀酷似削尖了的鉛筆的未來交通工具，人們將可以在一個小時內從紐約飛到洛杉磯”這樣聞所未聞的新鮮話題。

可以看出，錢學森那時非常成功，在美華僑圈子裡混得非常不錯。

家庭方面，錢學森過得簡直如小說里的男主角般精彩。

錢學森1911年生，到1949年，他38歲，剛好來到了“不惑之年”，但那時候的他看起來卻仍然還像只有20多歲的樣子，樣貌俊俏、為人謙和，個人魅力無窮。

他的個人魅力足以吸引他人，他與蔣英的組合，更是增加了這一份吸引力，令人羨慕不已。

蔣英是著名的高音歌唱家，優雅而美麗。一位經常與錢學森往來的人在給馮·卡門寫信時，曾忍不住誇讚說：“我們都愛上了錢夫人！”

一個郎才，另一個女貌，這樣的組合是最理想的。正因為他們兩人都充滿了魅力，這讓他們成了與自己有關聯的社交圈子裡的中心。在這個圈子中，既有來自清華、上海交大等華人華僑，也有加州理工、噴氣推進實驗室等美國友人。

每當錢學森將這些好友聚集起來的時候，錢學森都會親自為他們下廚，為了聚會而準備了一天工作的蔣英則安靜坐在一旁，幸福地看着錢學森忙碌……

事業有成、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家有嬌妻、賓朋滿座，錢學森這樣的成就和日子，正是許多人終其一生都夢寐以求的。

然而，時間來到1949年後，錢學森的事業和生活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切不復從前。

1949年發生了許多影響世界格局的大事。8月，蘇聯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成了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個擁核國家；10月，新中國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

就這兩件大事而言，其結果就是讓中美關係變得微妙起來。

錢學森也察覺到了這一些變化，在給好友馬利納的一封信中，他既興奮又有些迷茫地說：“東方的形勢變化非常快，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未來會怎樣。但或許，沒人對自己的未來有把握。”

可見，錢學森那時已將個人前途命運和祖國未來聯繫起來了，開始考慮回國的事。

這就不得不讓人疑惑，他放着美國的舒服日子不過，怎麼就擔憂起祖國和個人命運了呢？換做其他人，他們大多會選擇置之不理，美國導彈領域的權威級人物——林樺，就是這方面的典型。

只不過，林樺這樣的人能和錢學森相比嗎？

有人說，錢學森的搖擺，是在1949年5月閱讀一封信後才開始的。

這封信來自中國，是時任香港大學教授的中國共產黨員曹日昌教授所寫。

有趣的是，那時候曹日昌與錢學森從未有過往來。曹日昌給錢學森寫信，主要還是聽從組織的安排。

這就是說，即將贏得全國勝利的“紅色中國”主動向錢學森拋去了橄欖枝。

在信里，曹日昌對錢學森說：“全國解放在即……如果您在美國的工作能夠離開，很希望您能很快回到國內，在東北或華北領導航空工業的建立。”

依據信件的格式和曹日昌錢學森兩人素未相識這一背景來看，這封信的話語雖然講得很誠懇，但不可避免讓人聯想到“群發”這個可能，錢學森收到這封信，其他在美的傑出華人華僑也許也收到了。唯一不同的是，錢學森把這件事放在了心上，有的人則要麼擱置，要麼直接扔進垃圾桶，生怕被人發現。

就在曹日昌給錢學森寫信不久，錢學森又收到一封父親寄來的信，錢父主要的意思與曹日昌是一樣的。錢父在信里說：“生命仰有根系……兒生命之根，當是養育汝之祖國……是報效養育之恩的典喻，望兒三思。”

錢父深明大義，教子有方，他也希望兒子能夠成為一個知恩圖報的人，而不是一個數典忘祖的“假洋鬼子”。

前有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後有父親的諄諄教導，這讓錢學森更加用心思考個人前途命運和祖國未來這件事。

事實上，不必父親提醒，錢學森早已心中有數，在美留學和就業期間，他都在為以後報效祖國做準備。他曾不止一次地說：“我在美國那麼長時間，從來沒想過這一輩子要在那裡待下去……”

通過這句話，可以看出他那時候的想法和錢父是一樣的——生命之根在“養育汝之祖國”，非人人嚮往的美國。

錢學森不是空說，也不是空想，他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一切。

日常生活中，在美的許多華人華僑都拼了命存錢，為的就是能在晚年的時候留在美國享清福，錢學森的工資雖然高，但卻“一塊美元也不存”。

在後來的回憶中，他對這個舉動進行了解釋，說：“因為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

在美國生活不留後路，在學習方面，他主要做了兩手準備：一是拚命學習對祖國建設有用的知識；二是收藏了大量的書籍和資料，為將來建設祖國做準備。

正是在這樣的努力下，他才取得了驚人的成就，成了美國乃至全世界的“空氣動力學領域領頭人”。

只不過，他的這個成就，也成了他回國最大的羈絆。

1950年6月，第2個孩子出生後，考慮到長途奔波會影響到孩子，錢學森萌生了回一趟祖國的想法。

但他只是想一下，就馬上觸動到了美國政府的神經，讓他們變得敏感起來，他們開始對他“採取措施”，他的回國之路也就變得艱難起來。

6月6日，天空一直陰雨連綿，兩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工闖進了錢家，找上了錢學森。特工來意很簡單——審查他是不是共產黨員，又或者是否加入過美國共產黨。

他們這樣明目張胆的行動，主要依據是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里的幾個好友都是美國共產黨；再者，美國共產黨帕薩迪納支部122教授小組在加州理工學院化學助理威因鮑姆家裡秘密集會時，錢學森也參加了，而且與美國共產黨名單中的“約翰·M·德克爾”這個化名扯上了關係。

針對這些證據不全的“指控”，錢學森當然一一否認，並拒絕出賣任何一個朋友。他這麼做了後，不僅沒能擺脫嫌疑，反倒是受到了更多的猜測。

馮·卡門和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都說：“由於錢拒絕揭發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聯邦調查局的懷疑！”

這就打臉了許多人，說什麼“科學無國界”，當真正涉及到政治問題的時候，就連美國本身也會對在自己管轄範圍內的科學家毫不客氣下重手。

聯邦調查局特工對錢學森這次的調查，並不是在1950年6月突然進行的，而是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美國政府美其名曰：“忠誠調查。”

可以看出，美國人從來就沒有信任過錢學森。

據資料顯示，美方最早對錢學森的“忠誠調查”從1942年陸陸續續開始，到1946年、1947年時，調查的範圍更廣、涉及人數更多、次數更加頻繁、得出的報告也非常多。

美方這樣對待錢學森，主要是他在美國發揮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二戰結束初期，錢學森曾追隨導師馮·卡門到歐洲去考察，之後完成了美國當時制定的航空規劃——《邁向新高度》的許多重要篇章，逐漸在美國打響名氣。

獲得榮譽的同時，撲向錢學森的還有各種猜測和懷疑。

為了了解錢學森的“忠誠”，美國中情局、司法部等核心部門幾乎調查了錢學森的“祖上三代”，並對他的老師、同學、同事、上司、愛人，乃至房東等也都查了個遍。

到1950年，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麥卡錫浪潮席捲全美，美國的“清共”運動進入了癲狂的階段。

因為這些，各種“忠誠調查”也由暗地裡搬到了明面上，掀起了美國版的“白色恐怖”，不僅錢學森，就連愛因斯坦、“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等這樣的美國科學界“頂流”也受到了懷疑，引得包括科學界在內的美國各界都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心惶惶。

美國特工闖進錢學森家前的1950年5月18日，美國陸海空三軍便召開了人事安全會議，主要議題包括研究錢學森的問題，就在特工闖入錢學森家的6月6日當天，三軍決定吊銷他的一切有關涉密研究的許可證，讓他無法再參加美國相關的科學研究。

錢學森在1942年12月就獲得涉密許可證，他噴氣推進實驗室里90%的項目也都屬於保密的範疇，這就意味着，他在美國已經完全被束縛了拳腳，前途隨之受到影響。

更重要的是，他一直以自己的研究為驕傲，美國的這種想要加以利用但卻極度猜測懷疑的做法，讓他感到羞憤不已，對美國政府很失望。

受辱10天後，錢學森在6月16日發表了一份聲明，說“最初受歡迎的地位不復存在，一股疑雲籠罩在頭上”，並決定“接下來唯一能做的最紳士一點的事就是離開這裡”。隨後，他向相關單位和部門提交了辭呈。

接下來的幾周里，國際又發生了許多大事件，讓錢學森更加堅定了回國的想法。

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7日，美國政府決定以武力方式阻撓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派出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強行干涉中國內政。

這些事，讓錢學森憤慨的同時，也感覺到必須回國了，不然將無法回國。他的密友、“紅色科學家”羅沛霖也有同樣的擔憂。於是，他們加快了答辯的步伐，並在答辯結束當天就一起前去購買回國的船票。

經過各種考量，他們發現8月31日從美國出發的“威爾遜總統號”美國郵輪是回國的最佳選擇。可是，羅沛霖是學生，當場就買到了船票，票錢還是錢學森出的，錢學森自己就沒有那麼順利了，他是教授，必須徵得移民局的同意。

果不其然，移民局沒有同意錢學森回中國。

這難不倒錢學森，他想到了先去加拿大、由加拿大轉香港再回國的計劃，準備“曲線回國”。不久，他預訂了8月28日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華的機票，並順利購得。

可就在這個關節眼上，錢學森犯了中國文人的“風骨病”，想要以君子的姿態離開，不想偷偷摸摸消失。

他在7月29日給美國國務院發出了一封正式決定回國的信函，但就是這一信函，讓他的歸國之路變得曲折起來。

對錢學森這種與共產黨有千絲萬縷關係的人才，美國政府哪能輕易放他走呢？

就連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都說：“這簡直是再荒謬不過的事，一個偉大的火箭及噴氣推進專家，在這個國家裡，無法在他所選擇的領域中得到工作的機會，因而逼使他回到紅色中國，讓他的才幹在共產黨政權中施展……”

其意思已經相當明了，就是想讓錢學森留下來為美國賣命，並對美國政府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議和憤慨。

在杜布里奇的影響下，美國政府開始動搖，決定在8月23日召開聽證會，重新討論錢學森的問題。

面對這個極有可能是“鴻門宴”的聽證會，錢學森不以為然，堅持君子風範，對羅沛霖說：“要回國，就要正大光明地回，不能悄悄離開！”

為此，他親自從洛杉磯出發，到華盛頓去等待聽證會召開。

杜布里奇出於對錢學森涉嫌參加共產黨的問題的考慮，建議錢學森去找美國海軍副部長丹尼爾幫忙，認為丹尼爾會讓他“恢復清白”。

丹尼爾與錢學森是老朋友，錢學森後來的學生鄭哲敏在介紹他們的關係時說，錢學森參加“火箭俱樂部”以及和美國軍方合作的過程中，就與丹尼爾相識，他們的往來很密切，丹尼爾甚至是錢學森的“粉絲”。

據此，杜布里奇的建議可能是對的。

可是，杜布里奇的出發點只是幫助錢學森證明清白，然後讓他恢復在美國的工作，並不是想幫他回國，那麼作為朋友，丹尼爾會幫錢學森回國嗎？

一見到丹尼爾，錢學森就傾訴自己遇到的種種不公，丹尼爾對此非常同情，可一聽到錢學森想要返回中國，他就迅速變了臉，暴露出了美國政客的面貌，毫無交情可言。

丹尼爾反覆對錢學森說：“你不能走，你太有價值了！”

對於還錢學森清白的問題，丹尼爾還不敢下結論，也不敢太深入牽扯其中，所以避重就輕、打太極拳般對錢學森說：你可以在美國安心做一個數學家！

顯然，丹尼爾與杜布里奇的出發點是一致的，都希望錢學森繼續留在美國，哪怕是不搞科學研究也要留在美國。

到這裡，錢學森還沒發現自己找錯了人。之後在丹尼爾的暗箱操作下，他差點就丟了性命。

丹尼爾不僅不幫錢學森，還讓聽證會不斷往後延遲，以至於讓錢學森的華盛頓之行一無所獲。

距離飛機開往香港還有5天時，錢學森還沒有等來想要的結果，迫於無奈，他只能返回洛杉磯。就在他返回的路上，各種壞消息接踵而至。

錢學森剛來到洛杉磯機場，美國移民局官員就已在那裡等候多時了。他們冰冷地拿出一張限制出境的公文，告訴他：“禁止離開美國！”

張現民後來調查發現，這就是丹尼爾搞的鬼，錢學森剛離開他的辦公室，他就打電話告訴美國司法部：決不能讓錢學森離開美國！

限制錢學森出境只是美國政府做的第一步措施，他們接下來還對錢學森做了許多限制，包括軟禁他和對他加以酷刑。

被限制出境後，錢學森退了票，可他的行李卻拿不回來了，它們已經先行一步被美國政府扣押。

但這件事，錢學森也是一無所知，還是夫人蔣英在報紙上發現的。

8月25日，蔣英讀報時意外發現錢學森的行李已經被以“運往中國的機密文件”的罪名扣留了下來，這還沒完，美聯社和合眾國際社進一步散播消息，稱錢學森就是潛伏在美國的“間諜”，給錢學森扣了個大帽子。

錢學森的行李重達800公斤，裝了8個大木箱，包括書籍、傢具、收音機、鋼琴、洗碗機等。這些都是再普通不過的東西，可美國海關、聯邦調查局、空軍情報局、美國國務院等官員接連前來調查行李後，卻發現了不同之處，查出了行李里夾雜有學術報告、政府文件和行業報告等東西。

這些東西正是錢學森“間諜”罪名的“證據”，但那個時候他們還沒有查清楚這些東西到底有什麼內容，就過早下了“間諜活動”這個定論。

有了“罪名”和“證據”，美國政府接下來採取了常用的措施——抓人！

1950年9月6日下午，移民局的兩個工作人員闖進了錢家，正式將錢學森逮捕。接下來，錢學森來到了人生中的至暗時刻。

9月7日，美國司法部將錢學森轉移到了洛杉磯南邊的特米諾島拘留，並在這裡對他進行了非人的虐待。

蔣英後來說，錢學森被關押的15天里，每天24小時都被探照燈對着臉照，每隔10分鐘還有看守人員打開笨重的、發出令人煩躁的噪音的大門，往裡面窺望，生怕他逃跑了。

這樣折磨下來，錢學森的睡眠深受影響，神經高度緊張，幾乎以每天1公斤的速度在消瘦，他最終被放出來時，已瘦了十多公斤，並喪失了發聲的能力，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恢復過來……

錢學森能從特米諾島活着走出來，並不是美國政府發善心，而是杜布里奇等人極力聲援、製造輿論，並花費了1.5萬美元的保釋金，他才能離開那裡。

說到底，還是那1.5萬美金起了作用。

以當時美國政府對美國共產黨人或其他無故被押人員的保釋規格，錢學森的這個價格算是最高的，高得離譜，哪怕他不是共產黨且沒有什麼罪，也要交這筆錢。

錢學森出來後，美國政府還是沒有放過他的意思，他們規定他每月必須向洛杉磯移民局彙報行蹤，否則警察將上門“拜訪”。

當錢學森在美國的這些遭遇傳到國內後，周總理高度重視，指示外交部對美國發聲，譴責他們的非人道主義行為。然而，因為當時兩國都在朝鮮戰場上打得火熱，這一份聲援並沒幫到錢學森。

接下來的日子裡，國家一直想方設法幫助錢學森回國，錢學森也一直在等待機會。這一拖，眨眼就過去了4年，直到1954年才迎來轉機。

為解決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中、蘇、美、英、法以及相關國家不約而同走上談判桌，於1954年4月至7月在日內瓦召開了一次規模宏大的會議。

會上，有關釋放戰俘和釋放在美中國留學生回國等議題格外引人注目，也格外吵得激烈。

儘管在會議之前和會議過程中，美國極不情願同中國代表接觸，並表示出不承認新中國政權的姿態，但率領中國代表團去參會的周恩來是何許人也？他沒有因為美國代表的責難與故意為難就亂了方寸，一直把握談判的節奏。

明面上美國人“不想搭理”中國代表，可暗地裡他們的態度卻沒有這麼倔強。他們請英國駐華大使杜威廉來做中間人，讓杜威廉前去拜訪周恩來，打響中美談判的第一槍，然後直接攤牌想要接回朝鮮戰爭期間被俘的美軍飛行員、從事間諜活動的美僑民以及地面部隊戰俘等想法，已完全沒有了超級大國的強硬態度。

看到美國人有求於我，並主動示弱，周恩來把握時機，來了個順水人情，提出釋放錢學森等在美中國僑民和留學生回國的要求，表示美方只要願意放回他們，那有關美方的要求便可以考慮一下。

不久，周恩來讓外交部辦公廳主任、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出面，讓他直接去和美國副國務卿約翰遜談判。

談判從6月5日開始，直到21日才結束，斷斷續續進行了四次，全都圍繞戰俘和中國在美人員的問題來談。

王炳南依照周恩來的要求，直接提出了以中國在美人員換戰俘的想法，但是強調，中國必須對戰俘“進行審判”，然後再“根據他們的表現可以考慮減刑或提前釋放”。

為表示誠意，為了讓錢學森等人儘早歸來，我方對這一系列談判非常重視，並在日內瓦會議閉幕後的第二天，即7月22日，與美國代表進行了領事級別的會談。

會上，我方代表當場宣布願意先釋放4位美軍飛行員，以此作為我方表達誠意的舉動。美方在會上雖然也表現出了“滿滿的誠意”，可那都是逢場作戲而已，中方真的放出美軍飛行員後，他們卻遲遲沒有行動，約翰遜甚至厚顏無恥地說：“中國留學生和錢學森沒有回國的想法，除非中國拿出他們有這種想法的證據，否則難以執行交換的事！”

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厚顏無恥，美方控制中國在美人員，就算是他們想要回國，美國只要不想讓他們回來，他們的請求和心愿中方自然無從知曉，這不是在故意為難人嗎？

因為美國的無賴行為，導致中美的談判越來越不愉快，乃至陷入了無休止的拉鋸戰中。

就在這一毫無進展的特殊時期，一封以錢學森署名的信，終於打破了一切沉靜。在信里，錢學森表達了想要回國的強烈意願，正好符合美方提出的要求，讓美方再無話可說。

這一封信，還得從1955年6月中旬說起。

在一份材料中，錢學森意外看到了中國“五一”勞動節的天安門慶祝照片。在照片里，他看到了與錢家有世交關係的陳叔通。

錢學森管陳叔通叫太師父，通過材料介紹，錢學森得知了陳叔通那時剛好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於是便冒出了向太師父求助的想法。

怎麼求助呢？只能寫信。

在信里，錢學森揭露了美國不想釋放中國在美人員的真相，訴說了自己的艱難處境，並提出了想回到祖國懷抱的意願。他說：“學森數年前認識錯誤，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

像這樣的求助信，美國政府自然不會讓錢學森寄出去，他們早已經將他與祖國的聯繫通道都嚴絲無縫給堵上了。

為此，錢學森只能另想辦法。

錢學森與蔣英商議，讓蔣英用左手來代寫這封信，先郵給遠在比利時的蔣英妹妹蔣華，再讓蔣華幫忙轉交到陳叔通手上。

果不其然，這招起了作用，陳叔通收到了信並最終送到了周恩來手上。這樣一來，美國人終於無話可說了。

1955年8月1日，中美進行了大使級別的談判，王炳南拿出錢學森的信件，向美方表示強烈抗議，隨後又依照周恩來的指示，加大籌碼，宣布釋放11位美軍飛行員，但代價是必須放錢學森等人回到中國。

看到這麼誘人的條件，美方微笑着答應，在8月4日就讓移民局給錢學森下通知，表示他可以返回中國了。

收到這一通知時，錢學森喜極而泣，但很快也意識到了一點，那就是回國的步伐宜早不宜遲，不然再拖下去又會出現變故，所以準備一個月後，在9月17日帶着夫人和孩子登上了“克利夫蘭總統號”客輪，踏上了回國之路。

路上，“克利夫蘭總統號”曾在日本、菲律賓等地停留，許多回國的人都下船去散心，唯獨錢學森一步也不敢離開，生怕離開了美國管轄的這艘船就有可能會遭人暗殺。

這不是錢學森膽小，而是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再者，錢學森此時的命已經不再屬於他個人了，是屬於祖國和他家人的，他要保護好自己。

10月8日上午，“克利夫蘭總統號”來到了香港，錢學森與家人下船後，迅速由香港轉移到深圳，漫長的歸國之路在這裡畫上句號。

當錢學森回到中國後，特別是後來為中國的國防作出巨大貢獻後，美國人都悔恨不已，當初為難錢學森的丹尼爾悲哀地說：“放錢學森回中國是美國曾做過的最愚蠢的事！”

這句話，後來慢慢演化成了“錢學森能抵5個美國師”的名言！

結語：

不少人不明白，既然錢學森那麼厲害，美國人為什麼會放他回來呢？在這裡主要說兩點：

一、美國人認為錢學森沒有價值了。

自從讓錢學森離開涉密項目並對他進行折磨後，美國人認為他已經大不如前，所以對他的看管也就沒有了當初的嚴厲。再者，在錢學森被孤立、排擠的那幾年裡，美國科技發展突飛猛進，他們認為錢學森的一些理論已經過時，所以就不再重視他，對他的去留也就沒有那麼在意了。

事實證明，美國的這個想法是錯的，他們終為他們的自負感到懊悔。

二、在第一點的基礎上，美國考慮到了現實和目前利益的問題，那就是培養一個飛行員不容易，他們對美國更有現實意義。

說到底，還是中國提出的籌碼太誘人！

自從周恩來加大籌碼、決定放出11位飛行員後，對美國政府產生了巨大的誘惑，所以他們同意了交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