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個人：
他歷經坎坷，三次鋃鐺入獄，經歷過4次婚姻；
他白手起家，在萬元戶十分稀缺的年代，賺了上百萬。
這個人就是“傻子瓜子”的創辦人年廣九。
1980年，有人眼紅年廣九，隨即便寫了一封舉報信上交給了上級部門。
然而當鄧小平看到這封信後卻說：“先放一放”。
年廣九是如何在那個年代成為百萬富翁的？鄧小平又為何會這麼處理？
1937年1月，在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虎視眈眈時，安徽省懷遠縣年家村中一戶滿足人家誕生了一個新的生命，並為他取名年廣九。
在他5歲時，淮河爆發了嚴重的水災，年廣九便只能跟着父親一路乞討來到了蕪湖。
沒有了土地，年廣九一家也就失去了生活來源，無奈之下只好在街頭擺了個小攤，賣水果等雜物來養家糊口。
小小年紀的年廣九就跟着父親一起在街頭吆喝，招待起客人也越發地熟練。
因為逃荒而來，年廣九一家衣衫襤褸，長期吃不飽飯的父親神情木訥衣衫襤褸。
做起生意來卻從不缺斤短兩，不當奸商，因此有人便稱呼他為“傻子”。
在年廣九二十多歲時，父親病逝了，他便一個人扛起了生活的重擔，為了養家糊口，水果旺季就賣水果，淡季就去賣魚。
當他賣水果時，發現客人總是十分糾結，擔心水果口感不好，於是年廣九就順水推舟地推出了新的服務：先嘗後買。
顧客嘗過以後滿意的，就買幾斤，不滿意也不要緊，嘗了不花錢。
年廣九遵循父親“利輕業重，事在人和”的理念，碰到那些胡攪蠻纏，買了水果回家後又來說少找了錢或者缺斤少兩的，他也不計較，樂呵呵的給人家補上水果或者錢。
賣水果時，年廣九也總是會在稱完後，再給顧客多添一些，附近跟他一起做生意的人總罵他傻：“生意哪有這麼做的，傻不傻啊你。”
慢慢的，越來越多的人稱呼年廣九為“傻子”，他的姓名卻很少有人再提起。
上世紀60年代，年廣九曾因“投機倒把罪”和“牛鬼蛇神罪”兩次入獄。
出獄後，生活還得繼續，但當時水果生意不好做，因為水果容易腐爛，年廣九一次只能進一點，生怕進多了到時候得不償失。
但這樣繁瑣的過程讓年廣九覺得累，對於水果生意也趕到了厭煩，開始琢磨起其他的生意。
再加上當時因為氣候的原因水果欠收，價格越來越貴不說，立秋以後也很少再能販到水果。
此時的年廣九也意識到：“不改行是不行了。”但是具體要幹什麼他還沒有想好。
在大伯的建議下，年廣九意識到賣瓜子倒是個不錯的生意，一次存個幾十斤不成問題。
說干就干，年廣九帶着炒好的275小包瓜子來到電影院門口，5分錢一包，很快就被搶售一空。
他一算，這一晚上就賺了8塊多，當時人們的零嘴不多，瓜子也算是個稀罕物件，年廣九就覺得這個生意可以做。
於是，他就開始了每天晚上七八點開始炒瓜子，一直到早上5點才結束，休息兩個小時後開始給瓜子分包。
中午12點和下午6點是工人們下工的時間，這時年廣九就會帶着瓜子偷偷地過去賣。
人家買一包，他還要再給人家抓一大把，就這樣，年廣九“傻子”的名號越來越響亮。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國各地都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改革浪潮，當許多人都還在觀望形勢時，年廣九就已經率先相應國家號召，擺起了賣瓜子的攤位。
他的妻子不同意如此大膽的做法，對他說：“你如果執意這麼干，咱就離婚！”
年廣九是鐵了心地想要做生意，他將家中級積蓄全都給了妻子，自己只拉着一輛板車凈身出戶了。
這下連做生意的本錢都沒了，年廣九無奈之下只好找到母親，從母親手中拿到了一筆錢，重新帶着大兒子開始炒瓜子賣瓜子。
既然有了攤位，年廣九便也想着給自家瓜子想個響亮的名字，他靈機一動：“乾脆叫‘傻子瓜子’吧，又好吃又好記。”
就這樣，“傻子瓜子”正式成立。
賣了一段時間後，年廣九有一次和客人閑聊，他聽到客人說：“你這瓜子味道不錯，但我覺着吧，沒有上海蘇州那邊的瓜子好吃。”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雖然客人只是隨意地說了一嘴，但年廣九卻放在心上。
他特意跑到上海蘇州和一些北方城市，專門買回來各種各樣的瓜子，然後進行品嘗比較，一次又一次地改進瓜子的口味。
最終，年廣九推出了奶油、醬油、椒鹽等口味的瓜子，無論是南方人還是北方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
年廣九的瓜子粒粒飽滿，一磕就開，再加上便宜味道好，在當地越來越有名，無數人慕名而來，只為了嘗嘗他家的瓜子，最多時一天可以賣出去上千斤！
但由於“傻子瓜子”名氣起來了，生意越來越好，一些腦子靈活的便也開始賣起瓜子來。
有人搶了生意，年廣九家的生意自然也差了起來，為此他愁得好幾天沒能睡個好覺。
最終，他心一橫決定降價！
原本2塊4毛錢一斤的瓜子，年廣九賣1塊7毛，許多人覺得不理解，這樣一來不久虧本了嗎？
但沒想到，價格降下來後生意卻越來越好了，排隊買瓜子的人也越來越多，銷量直線上升，原本一天只能賣3000斤，降價後一天能買2萬多斤！一天的利潤高達上千元！
這個數字在當時可謂十分驚人，畢竟當時哪個村裡出個萬元戶都是十分不得了的事，而年廣九卻已經憑着自己的努力賺了上百萬。
當地潮濕多雨，而大家買瓜子的錢最大的也就是10元，每當天晴時，周圍的鄰居總能看到年廣九一家在自己院子里光明正大的“曬錢”。
有人勸他最好注意點，但年廣九卻不以為意：“我老老實實賺的錢，又不是見不得人的東西。”
後來，由於生意越來越好，“傻子瓜子”的名氣越來越大。
1981年9月4日，年廣九正在家中熱火朝天地炒着瓜子，誰知家中卻突然來了4個衣着光鮮的男人，一看就跟他們這種市井小販身份不同。
其中一名男子滿臉笑容地握住了他的手:“你好，我是咱蕪湖市的副市長，我姓趙。”
吃了年廣九一捧瓜子後，他又開口說：“瓜子味道確實好，放開了干，爭取把‘傻子瓜子’的名號聞名全國！為我們蕪湖爭光。”
趙副市長一行人離開後的第二天，蕪湖當地的報紙上就刊登了一篇名為《貨真價實“傻子瓜子”》的文章。
經過報紙這麼一宣傳，“傻子瓜子”的生意越來越好，來自各地的訂單也多了起來，年廣九也順勢在周圍的城市設立了代銷點。
眼看生意越做越大，年廣九便在郊區租地開了家廠子，僱傭的工人高達103人，他成了全中國最大的個體工商戶，有人也將他稱為“中國第一商販”。
年廣九和他的“傻子瓜子”徹底在全國出了名，就連《光明日報》都接二連三的發文章誇讚他們。
但人紅是非多，有人眼紅年廣九的生意，便藉著收入過高、僱工數量過多為由，一封信將他舉報給了上級部門。
而這封信在當時也牽連出了一系列值得討論的問題。
比如，當時國家工商局規定了，個體工商戶僱工最多不能超過8個。
於是一些風言風語出現了“年廣九是暴發戶”、“新型資本家”、“社會姓資還是姓社”等等。
1982年底，鄧小平在辦公桌上看到了一封關於“傻子瓜子”的調查報告，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到“傻子瓜子”。
看完後，鄧小平沉默了一會，然後對着時任中央農奴才能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說：
“‘傻子瓜子’的問題放一放，看一看，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得到鄧小平的指示後，安徽省以及蕪湖市的領導們還是專門成立了調查組，專門就“傻子瓜子”的問題進行了調查。
從此以後，年廣九發現，自己的生意變得好做了，外在的干擾少了很多，他也因此下定決心要把瓜子賣到全國而各地。
為了表明自己的誠意，年廣九主動找到了工商部門，提出要聯合經營，他也因此成為了“公家人”，做起生意也更加賣力。
1985年，當時全中國不知何時突然興起了一股有獎銷售的風氣，年廣九仔細研究過後覺得這確實是個不錯的新營銷方案。
於是他便決定印刷150萬份獎券，一等獎為一輛小轎車，二等獎則是摩托車，其他的獎項也全都是大彩電冰箱洗衣機等昂貴的電器。
年廣九本想憑藉這一手再度打響“傻子瓜子”的名氣，搶佔更多的市場。
但誰知，活動剛剛進行了一個多月，就因為其他一些商家的違法操作，中央立即下達了停止有獎銷售的文件：
“國務院來文，全國有獎銷售活動因有趁機提價、推銷殘次商品的現象，欺騙顧客，擾亂市場，因此一律廢止。”
活動不但停止，以往的有獎銷售獎品也被禁止兌換，一些商家紛紛找到年廣九要退貨，“傻子瓜子”因此受到了重創，共損失90多萬。
廠子受到損失後，自然是需要有人出來承擔責任的，而身為廠長的年廣九自然首當其衝，第背判入獄三年緩刑三年執行。
1992年，鄧小平再次聽說了“傻子瓜子”的事情，在進行南方談話時着重強調了這個問題：
“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
年廣九經過重新審查後背判無罪，而鄧小平說的這句話不但被收錄進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也被年廣九掛在了自己的辦公室中。
年廣九一生中，除了事業起落不定外，他的婚姻也十分坎坷。
第一任妻子名叫耿秀雲，二人相識於微末，一起度過了不少的苦日子。
但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年廣九想要擴大生意規模，但耿秀雲卻強烈反對。
最終這對共患難的夫妻落得個勞燕分飛的結局，而年廣九念在妻子陪自己吃苦多年，將全部的積蓄都留給了她。
之後的兩任妻子也都並沒能呸年廣九走到最後，並讓他飽嘗不快。
上世紀九十年代，年廣九認識了自己的第四任妻子陳慧芳。
當時的陳慧芳是“傻子瓜子”的一位員工，她比年廣九小了近30歲，但卻有勇有謀，獨自一人來到河南開闢市場。
但在1998年年底，陳慧芳突然在河南身患重病，做手術時需要家屬簽字。
在這種緊急情況下，年廣九隻能先簽了字，而這也成為二人之間難以言喻的緣分。
後來，二人成功喜結連理，陳慧芳也在2000年為年廣九生下了第四個兒子年龍。
如今的年廣九依舊80多歲，卻依舊老當益壯，與妻子一起生活在蕪湖的“傻子瓜子”總店。
2018年時，在全國工商聯舉辦的改革開放 40 年優秀民營企業家表彰大會上，年廣久也受邀出席。
在大會上，年廣久動情地說：“小平同志三起三落，也三次保護了我，沒有偉人，就沒有我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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