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兒：19世紀的兩個70後偉人非常值得一比，他們的出生一東一西，年齡差距一歲，家庭背景完全相同，他們都從過政、建過黨、辦過報，教過書……，先後活躍於近代國內政治舞台，在辛亥革命到護國戰爭期間，他們還有着共同的人生交集，不過他們的人生曲線卻不盡相同，但都極具代表性，值得我們去認真品味、仔細研究，這兩位就是著名啟蒙思想家梁啟超和共和國第一屆政府副主席張瀾先生。
張瀾（紅）vs梁啟超（藍）
梁啟超和張瀾都是值得銘記的一代偉人，上圖是我根據他們人生的大事和成就度勾畫的人生模擬曲線圖（橫軸代表年份，縱軸代表人生成就度），從坐標圖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大師梁啟超的一生相對短暫，享年56歲，但其人生曲線斜率巨大，高低起伏劇烈，並在高位三起三落，從新會“神童”到國內風雲人物只用了30年時間不到，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這段時期的歷史大事，幾乎無一不與他其相關，而一番轟轟烈烈之後，1918年，他宣布退出政界，卻又在學術上取得罕見成功，並為後人留下多達1400多萬字的《飲冰室合集》，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年均文字產出40萬！堪稱奇蹟。
而張瀾一生則有所不同，看上去起步相對較晚，但其人生曲線穩步向上，一生波瀾不驚，大器晚成，1949年虛驚一場，最終到達人生巔峰並得以頤享天年。
從兩個偉人的人生貢獻來看：梁啟超一生致力於民智開啟和社會改造，在思想啟蒙、學術奠基、家庭教育等方面成績斐然，而張瀾一生教書育人，弟子遍布四川，他更關心具體的民生，德高望重、為官清廉，得“川北聖人”美譽；他仗義執言、老成謀國、政治正確，大大促進了新中國的建立與和平統一，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有一個令人稱羨的83歲的高齡人生。
人如樹葉，每條的人生曲線不可能重合，即使他們有再多的共同點，不過，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同時代偉人的人生曲線出現如此巨大的不同呢？仔細分析對比，感覺除後天自學等因素以外，還有以下四方面因素的影響。
一是地域文化的影響。1870年左右，人類工業革命時代已然開啟，歐美西方列強正忙於全世界殖民，中國也被迫“東學西漸”。相對而言，沿海地區的人們能更快接收到新思想、新事物，在中國近代史上，相當一部分革命者、仁人志士，如洪秀全、孫中山、宋嘉樹、林則徐、嚴復、黃遵憲......等都出至東部沿海地區，而梁啟超也不例外，他的家鄉就在廣東新會，陸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那個地方；
而張瀾則有所不同，他的家鄉四川南充，地處封閉的西南內陸腹地，這裡自古以來交通閉塞、文化落後，“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這使得川人長期偏安一隅， 以致人們“小農意識”強烈，小富即安，地方民風彪悍，江湖文化盛行，加上歷年軍閥混戰，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因此，受地域文化的局限，張瀾一生以教書育人為主，雖然他也十分關心政治，思想包容、開放，但他關注的重點更多在於身邊現實的具體民生方面，他迫切希望地方能長久安寧，人民安居樂業，在其一生的政治實踐中，他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在積極尋求“地方自治”，為保一方平安而竭盡所能。
二是家庭條件的影響。梁啟超和張瀾家庭背景十分相似，他們前後都娶了兩個夫人，都生育了很多子女，父親都是私塾教師，弟兄姐妹也很多，但是，相比之下，梁啟超的家庭條件要大大優於張瀾，雖然同是教師家庭，但梁啟超的家庭起步較早，從其祖父一輩開始就打下了基礎，梁啟超兄弟姐妹9人，他是老大，四五歲開始就跟隨祖父學習《四書》、《五經》，六歲後又跟隨父親學習《中國略史》、《五經》卒業；
而張瀾的父親雖然也是教師，但其弟兄姐妹多達14人，他排行老三，加上當時“張家五父子，一門四秀才”，全靠父親那點微薄的薪水實在是不足為繼，後來母親只得在離家十里之外的地方去租佃了8畝地耕種，才能勉強養活一大家子人。因為家裡實在太窮，張瀾小時候根本無書可讀，據說後來還是一地主家小孩給了他“半部論語”，他視若珍寶，將其倒背如流，所以，由於家庭經濟條件不同，學業的起點當也不一樣，再往後差異就更大。
梁啟超天賦秉異，12歲中秀才，第二年便得以進入省城廣州最高學府——學海堂讀書，3年後，梁啟超16歲又以全省第八名的成績高中舉人，再後來又拜康有為為師，在萬木草堂系統學習國學和西方文明的許多知識，前後歷時4年，1895年，梁啟超入京會試，從公車上書開始，正式開始了其轟轟烈烈的政治生涯；
而張瀾卻因家庭生活條件的限制，22歲才中秀才，29歲受聘到廣安紫荊經社當老師， 1902年，已經30歲的張瀾才有機會到四川尊經書院深造，一年後被選派進入日本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學習，而此時，梁啟超已歷經公車上書、主筆《時務報》、執教湖南時務學堂、戊戌變法一系列大事，並在日本橫濱開始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為人生第二波高潮的到來積蓄能量。
三是個人性格的影響。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不無道理，而個人性格在很大程度受制於家庭、社會環境的影響，也與一個人的知識沉淀、思想意識有很大關系。
總的說來，梁啟超和張瀾的性格都偏外向，他們都善於交際、積極進取，勇於在各自領域積極創新，但相對於張瀾而言，梁啟超的性格較為溫和內斂，在《梁啟超家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梁啟超儼然就是一個 “慈父”的形象代言人；
同時我們知道，梁啟超一生深受恩師康有為的影響，一度對康有為是言聽計從，即使明知和老師觀點有分歧甚至衝突，但也不會當面直接頂撞老師，這一點在梁啟超自述里邊有說明，在電視劇《走向共和》裡邊，我們也可以看到：梁啟超在婉拒了康有為要求支持張勳復辟的請求後，還像一個老實巴交的小學生一樣，拿出戒尺叫老師懲戒自己！而或許也正因為這一思想性格作祟，在後期的政治生涯中，特別是流亡日本以後，梁啟超接觸到了更多的西方文化知識、結識了孫中山等更多革命派的人，對社會時局也有了自己新的見解，他的政治思想經常發生變化，只是不管怎麼變化，梁啟超卻始終都沒能走出康有為改良思想的圈子，看來偉人的思想也有局限性呀！梁啟超溫和的性格讓其在子女教育方面取得了奇跡般的成功：“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而其內斂的性格卻導致了其“善變”（我更願意理解為“與時俱進”）的政治主張，至今頗受爭議；
回頭我們再看看張瀾，一副儒雅之相，標準的“美髯公”，電影《建國大業》中，他站在毛主席和周總理之間，給人留下的印象實在是太過深刻，不過，現實生活中，張瀾卻是典型的川人性格，豪邁大氣，性情中人，正所謂“袍哥人家，絕不拉稀擺帶”，他一生仗義直言，懟人無數，好不容易掙得日本留學的機會，卻因諱言慈禧太后差點被遣送回國，保路運動時勇懟趙爾豐，北洋政府時期直懟段祺瑞，國民黨時期怒懟蔣介石，更不用說面懟隨意苛捐雜稅的學生楊森之流。
張瀾直來直去的性格導致了他與當時的社會主流政黨出現分歧甚至格格不入，但好在張瀾敢於“直言”性格的底牌是全無私心，一心為國為民，因此每每都能全身而退，道德聲望反而與日俱增，以致於到後來形勢所致：“得四川必得張瀾”。得張瀾得四川，一方面是說張瀾影響力之大，而另一方面也看出張瀾位置中立的重要性。看來，以張瀾的性格，他後來選擇了自己組建“民盟”，能以第三者的身份，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在主流政黨之間居中調節不失為一個正確的政治決策，也難怪後來才有重慶談判期間毛主席會的當面讚譽：“表老真是老成謀國！”
第四就是人生機遇的影響。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機遇對於一個一生的影響特別巨大，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在對的時間、對的地點遇到對的“貴人”，我們可能就成功了，相反，成功很可能就會與我們擦肩而過。
梁啟超的一生遇到過三次重大機遇：第一次是從鄉下到省城最高學府學海堂讀書，這使得他迅速開闊了眼界，並得以系統學習到傳統的國學經典，奠定了他一生的國學基礎；第二次是通過陳千秋認識康有為並拜康有為為師，才有了後來萬木草堂的學習經歷，也才有了後來公車上書、戊戌變法、參加強學會、主筆《時務報》等機會和平台；第三次是認識譚嗣同和嚴復，這兩人對於梁啟超一生的思想影響特別巨大，特別是嚴復的《天演論》等許多西方譯著，對於不善英文的梁啟超完善和深化自己的社會啟蒙思想理論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而張瀾的一生也遇到過三次重大機遇：第一次是在執教廣安紫荊經社期間，時間雖短，但認識了同盟會四川負責人蒲殿英、羅倫等，後得以在組織保路運動中成為主要組織者並一戰成名，成就人生第一小高潮；第二次是在四川尊經書院深造期間，受到長院駱成驤的賞識，得以公費留學日本東京弘文學院，而在此期間，張瀾認識了在日本士官學學校深造的梁啟超的得意弟子蔡鍔，後來在護國戰爭中，蔡、張二人得以一起共事，並得蔡鍔“當代之管仲”的贊謄，護國戰爭後，張瀾才有機會繼續留在四川軍政府任職，直到出任四川省長；第三次可以概括為結緣我黨。在張瀾創辦《晨報》期間，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而其二兒子張崿與陳毅、羅瑞卿等是同學，在德國期間加入了我黨旅歐支部，成為周恩來的手下，當然，朱德、羅瑞卿本來都是張瀾的學生自不必說，後來他們都加入了我黨並成為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因為與我黨結緣，張瀾才得以進一步認識、了解我黨報救國救民的政治主張，也才有了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毛主席三次造訪特園、1949年周恩來全力營救張瀾驚心動魄的故事。
好了，朋友們，人生沒有對錯，存在即是合理。轟轟烈烈、跌宕起伏是一生，波瀾不驚、大氣晚成同樣是一生，不知道你會更喜歡走哪條？
張瀾先生家庭
大師梁啟先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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