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記者來到鐵西區牛心屯路9號。
這裡住着兩位老人，杜彥榮老人和他的老伴崔秀萍。
兩位老人，都是“老東葯”，從一段美麗的“車間愛情”開始，相濡以沫、相伴至今。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的1950年，他們在“一對一”幫扶中確定了關係；在抗美援朝勝利的1953年，他們結婚了。
杜彥榮，1930年9月出生於佳木斯，1948年3月參軍，在佳木斯東北軍區衛生部所屬東北製藥廠工作，瀋陽解放後隨企業遷沈，分別在東北製藥廠第一廠、第二廠、第五廠、第六廠等工廠工作。抗美援朝期間，杜彥榮隨車間遷往黑龍江白城縣，為前線生產麻藥、抗瘧葯“百樂君”等產品。曾經冒着生命危險解決抗瘧葯的生產工藝難題，為提高我國戰爭特需葯產能作出貢獻。杜老說：“從18歲在佳木斯參軍到分配東北製藥廠，從遷址解放後的瀋陽到抗美援朝北遷白城縣，從計劃經濟時期到市場經濟，見證了東葯的風雨歷程與發展壯大，是黨的陽光哺育了我！”
投身紅色葯企，支援前線
“1948年3月，父親送我參軍。我被分配到隸屬於東北軍區總後勤部衛生部的東北製藥廠，成為一名練習生，在安瓶室工作，後來還當了班長。”東葯是1946年由東北民主聯軍總後勤部總衛生部在佳木斯組建的，也是我黨在解放東北中創建的第一個紅色製藥工廠，當時分東西兩院。西院為管理科室和製藥生產科室，管理科室有厂部、總務科、工務科、財會室、大食堂、小食堂；生產車間有安瓶室、片劑室、中藥室、試驗室、大包裝室、化驗室等。東院生產醫療器械。
“一切為了戰爭，一切為了傷病員。”杜彥榮說。
上世紀50年代針劑車間一角。
當時藥廠生產的藥品，被源源不斷送到解放戰爭前線，為我軍不斷奪取勝利提供着重要的保證。當時的廠領導及相關部門負責人有：廠長鄭統，政委汪為，副廠長羅叔章，工務科長孫方琪，總務科長宋亞波，採購科長潘壽仁、謝伯英，安瓶室主任何英，化驗室主任白愛民、趙國，醫療器械科長穆景升。在此期間，時任世界工聯副主席、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朱學范來廠作報告，講述蔣介石政府的腐敗無能，鼓舞大家繼續鬥爭。
1948年瀋陽解放，當時的東北製藥廠廠長鄭統奉東北軍區總後勤部衛生部之命，來沈接收“東北製藥實驗總廠及所屬五個工廠”並進行整編。
“1949年1月，汪為政委帶領一部分職工從佳木斯遷往瀋陽。5月，我們最後一批100多人踏上了開往瀋陽的火車。製藥設備大部分隨遷。”杜彥榮說，“6月1日，東葯改由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領導，我們脫下軍裝全部轉業。我們每人胸前都佩戴着一個圓形的藍底銅字的廠徽，上邊寫着‘東北人民政府東北化學製藥廠’。”
生產麻藥，救治傷員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東北製藥奉命將麻藥及研究機構向後方黑龍江省白城縣遷移，建立東北製藥第五廠。於是，杜彥榮和幾十名東葯職工乘坐火車到達白城縣，並利用當地的糧庫進行改造，建立生產車間及生產線。
戰爭代表着流血、犧牲，麻藥必不可少。
杜彥榮回憶，由於我軍武器裝備相對落後，前線被美軍炮擊炸傷的傷員，數不勝數。傷員在手術治療和恢復期均需要使用大量的止痛藥，東北製藥五廠的職工們從鴉片中提取嗎啡，製成麻醉藥，供傷員使用。時間緊、任務重，當時杜彥榮和他的同事們僅用一個月的時間就在當地糧庫中建立起了嗎啡車間、可待因車間。
“我所在的是麻醉原料葯生產車間，鴉片的提取率只有50%，而且麻藥生產過程中的藥物毒性很大。但即便是這樣，沒有人因此而退縮。”杜彥榮記得，當時大家匆忙從瀋陽趕到白城縣，條件非常艱苦，白大褂、手套和口罩基本上屬於“捉襟見肘”狀態。“當時生產條件非常艱苦，大家要在口罩防護不足的情況下，滿負荷生產，全員生產，這在當時是非常難的一件事。”
杜彥榮說，有一次，自己在下班後因為吸入部分藥品，鼻子和眼睛特別疼。“鴉片是一種毒，經常有沒戴口罩的同事在下班後感覺嘴發苦，我們需要第一時間用水清洗，保證安全。”除了來自對鴉片的恐懼，還有大家擔心吸入了部分鴉片後會形成依賴，也就是當時坊間傳說的——成了“吸大煙”的。不過，所有的擔心也沒能攔住這群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義無反顧，夜以繼日地生產。大家都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幫前線多幹掉一個美國鬼子。
“那時候哪有每天八小時或者說十小時工作制的說法？我們就是來活就干，甚至是來了活，大家搶着干！”杜彥榮說，當時沒有固定的產能、產量，就是“上面需要什麼葯，我們就生產什麼葯”。
“生產嗎啡的車間，我們要求是最嚴格的，那時候的說法就是單人不許入廠，上班期間，進車間至少兩人同時進，下班後想要再進車間，需要找警衛同行走程序。”杜彥榮所在的生產班組，每天連軸轉生產嗎啡原料葯，他曾見證了他所在的車間日產三十多公斤的記錄。“想到我們的藥品能救治戰場上的志願軍，我們的鬥志就起來了！”杜彥榮所在的車間每天生產完的嗎啡產品，都被裝到一種原料桶里，然後貼上封條，幾經周折，被送往前線。
在工歇期間，大家曾前往當地的臨時醫院看望從朝鮮戰場中拉回來的傷員。
“那時候的臨時醫院就是當地的一些土房子，一間房裡面四周圍着小土炕，好多傷員打着繃帶，有的缺了胳膊，有的斷了腿，痛苦地躺在土炕上。這種因戰爭而帶來的傷痛，更激勵了我們這群熱血青年，我們要加緊生產，生產出更多藥品，幫他們減輕痛苦。”
傷員們睡在當地老百姓的土炕上，而杜彥榮和他的工友們則睡在一些土房子的地面上。“從我們到達白城縣的第一天起，我們就用茅草當褥子，每天幹完活躺在茅草上，一覺睡到天亮。”杜彥榮至今很懷念當年的茅草床鋪，“大家在一起加油乾的日子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刻！”唯一讓當時二十齣頭的杜彥榮感覺“不好受”的是，由於當時糧食有限，每天僅有的高粱米水飯配鹹菜，常常讓正值身體發育的他們餓着肚子睡覺。“特別盼着每個月改善伙食的時候，我記得有一次開飯時，發飯的人告訴我們今天高粱米裡面摻了小豆，大家高興得眼睛都瞪得溜圓，急忙幹完活等着吃小豆。”
破除“百樂君”的險情
從1950年10月初起，杜彥榮所在的班組經常被通知要遷往各地。
“那時候的日子就是過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幹啥，計劃一直在變。”他回憶，當時戰爭形勢一直在變，車間每天上哪都不固定，大家常常被通知要走，趕忙拆了生產線。然後不久後又收到通知，原地不動繼續生產。於是乎，大家又再次對生產線進行恢復。
在抗美援朝的第二年，杜彥榮所在的藥廠承擔了生產抗瘧葯的任務，生產後保供前線需求。“當時正在試製一種叫‘百樂君’的藥劑，生產過程毒性特別大。那時，我的嘴唇、手指甲甚至皮膚都是紫色的。當時規定下班必須脫掉工作服，而且要洗澡。回想當時，我們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試製藥品，就是為了滿足抗美援朝的需要。”
1952年5月，杜彥榮隨車間，從白城縣第五廠遷回瀋陽的第六廠，繼續生產“百樂君”。不久就出問題了。那時，他所在的首步反應崗位，在蒸餾過程中易“沖鍋”，導致管路結晶而堵塞，而拆卸時又易致人中毒。這可是個大問題。車間陸陸續續來了各個級別的專家，甚至連蘇聯專家都來看了，也沒弄明白問題出在哪裡。
最後在全廠開展的愛國主義挖潛力、找竅門競賽中，杜彥榮想辦法解決了這個問題。“那時我住在廠里的獨身宿舍。一天到晚除了吃飯，我就盯在崗位。後來通過幾次小實驗，我改變了對反應物料的蒸餾方法，最終解決了藥品蒸餾‘沖鍋’這個長期存在的問題。不久，我所在的班組被授予‘生產先鋒隊’榮譽稱號，第六廠廠長趙磊然親自送來錦旗並掛到我的崗位上。當時的東葯黨委組織部部長孫慶文調研時了解我的事迹後，推薦向《瀋陽日報》投稿，被刊發了。在下一季度評比中，我獲得了30元獎金，心裡感到非常光榮。”
杜彥榮說，當時一切的動力只為了解決生產中的安全隱患，降低廠內事故的發生，確保能提高藥品產能，全力以赴保障前線用藥需求。
美麗的“車間愛情”
杜彥榮的老伴崔秀萍，今年已是90歲高齡。
瀋陽解放後，她在東北化學製藥廠第四廠做工。1950年，東葯成立職工業餘文化學校。該校為瀋陽解放後較早成立的職工業餘文化學校之一。學校在統一授課基礎上，倡導業餘“一幫一”結對子。當時工作在針劑車間、語文較好的崔秀萍，和佳木斯市來的“老東葯”、昔日的解放軍戰士、數學較好的杜彥榮，成為互幫對象。在其他同志的撮合下，兩人確立了戀愛關係。在學習中兩人成績逐漸提高，感情也日漸升溫。當時，杜彥榮提取藥劑製作藥劑，而崔秀萍在車間包裝成品。生產包裝過程要求非常嚴格，一天數萬支的針劑檢查都要在燈下完成，容不得一絲污染。
崔秀萍、杜彥榮展示獎章。
回憶起當初參與抗美援朝援助藥品的經歷，崔秀萍老人告訴記者，當時她和東葯其他同事都是白天在針劑車間忙生產，晚上為志願軍炒炒麵。“如果沒有炒麵，就解決不了志願軍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因此我們都是努力幹活，保障戰場上的他們有力量。”
1953年10月31日，20歲的崔秀萍和23歲的杜彥榮結婚了。
這是1951年國慶節崔秀萍、杜彥榮的訂婚照。
當初的清苦生活、特殊經歷磨鍊了他們的意志品質。70年風雨兼程，他們的情感如同藥劑提煉到成品包裝一樣，純凈真摯。婚後，杜彥榮、崔秀萍育有一子一女，家庭幸福。甚至，如今老人孫輩中還有一個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道路橋樑界的專家。
杜彥榮說：“我們是‘東葯之家’，夫妻二人，兒子兒媳都是在東葯退休。”
在與二老交談間，又到了二老的遛彎時間。在二老生活的園區小路上，記者看到他們的身影，彷彿又看見了“炒麵”的姑娘、生產麻藥的“老東葯”。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年邁，更看到了對生活的感恩、對未來的嚮往。
來源：瀋陽日報
編輯：朱琳
主編：張奇玥
監製：胡陽
出品：瀋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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