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檔案
姓名：愛新覺羅·顒琰
年號：嘉慶
在位：1796~1820
享年：61歲
廟號：仁宗
謚號：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
陵寢：昌陵（清西陵）
子女：5子，9女
皇后：喜塔拉氏
繼位人：旻寧（道光）
青史語錄
“迨躬蒞萬幾，鋤奸登善。削平逋寇，捕治海盜，力握要樞，崇儉勤事，闢地移民，皆為治之大原也。”——《清史稿·高宗本紀》
嘉慶帝在當政的20多年中，除了着力於內政的整飭和全力撲滅農民起義而外，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東侵，他也不得不處理棘手的同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問題。嘉慶十六年十二月，嘉慶帝頒布了《御制守成論》，中稱：“後世子孫，當謹循法則，誠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為心，以祖宗之政為政，率由舊章。”嘉慶帝謹守他父親的閉關自守政策，雖然有利於封建專制主義的維護和鞏固，但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起着嚴重的阻礙作用，影響了中國學習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與發達的科學技術，致使中國“在世界前進的行列中逐漸落伍，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嘉慶二十一年，英國以阿美士德為首的使團來華，因為沒有向他三拜九跪就把人家攆走了，還寫信給英王說，不懂禮儀就不要再派使團來，他不稀罕奇巧禮物。嘉慶帝在位時期正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當時英國的工業革命已經進行幾十年了，但嘉慶帝對此一無所知，繼續嚴守先君之制，重本抑末，閉關自守，壓制各地工礦業，清朝只能沿着衰微的道路繼續走下去。
加強海防，提高防範i
嘉慶十年（1805），英國有4隻護貨兵船來到了廣州，同時還給大清皇帝帶來一封英王書信，信中表示英國願意出兵幫助大清剿除起義軍。嘉慶帝對英國的這個舉措表現了高度的警惕，對英王文書中的出兵意向，他明智地加以拒絕，表示：“海洋地面，番舶往來，原應內地官兵實力查緝，焉有藉助外藩消除奸匪之理？”同時，嘉慶還諭令粵督倭什布嚴密防範：“護貨兵船向來必有灣泊處所，總當循照舊規，勿令任意越進為要。”然後又對即將到任的粵督那彥成，“修明武備，整頓營伍……以外夷而靖海疆”。
嘉慶十三年九月，英國又借口幫助澳門葡人抵禦法國，將帶有炮械火藥的兵船4隻停泊在香山縣屬雞頸洋面。隨後這些兵船的300名英國士兵，公然在澳門登陸，佔領了澳門東西炮台。後來，英艦見廣州毫無準備，竟將兵船駛進澳門，停在黃埔，有一些士兵駕坐着三板船至省城外，總兵黃飛鵬一看有外國士兵乘船靠近，便向那幾條船開炮示紫，我鏡英兵1名，傷3名，英軍被迫陸續撤退。嘉慶帝接到澳門傳來的奏報十分重視。
為此，他嚴正聲明，葡人與法人互相爭殺，是他們之間的事，只要不妨礙我大清國，我們並不過問。但是，無論是中國與外藩都各自有一定疆界，我大清的兵船可從來沒遠涉外洋，到你們那屯兵駐紮。而你們英國兵船竟敢駛進澳門登岸居住，未免太冒昧了！他還一針見血地說：幫護葡人也好，效力“天朝”也好，統統不過是他們的借口，究其真實動機不過是找機會霸佔澳門。他嚴正警告英國侵略者：“即速撒兵開帆”，“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則不但目前停止開艙，一而即當封禁進澳水路”，“併當調集大兵前來圍捕”。
同時，他又以五百里特急諭令，命令粵督吳熊光：“邊疆重地，外夷竟敢心存覬覦，飾詞嘗試，不可稍示以弱。”“當密速調派得力將升，統領水陸官兵，整頓像備，一有不遵，竟當統兵則辦，不可畏蔥姑息，此事於邊務夷情，大有關係。”然而粵督吳熊光、粵撫孫玉庭只顧惦記着稅收一事，並沒把邊防重視起來。嘉慶非常生氣，傳諭申斥粵督吳熊光、粵撫孫玉庭“懦弱不知大體”。他認為，一個國家的邊防重地“任令外夷帶兵闌入，佔據炮台，視為無關緊要，不知有何事大於此事者？”嘉慶帝將嚴重失職的吳熊光革職，並於十四年三月將其遣戍伊犁，孫玉庭革職罷歸。英國侵略者面對戒備森嚴的廣東海防，只好“開帆遠去”。
十四年，貿易季節來臨時，嘉慶帝指示新任粵督百齡：英吉利“素性強橫詭詐”，“於本年該國貨船到時，先期留心偵探，如再敢多帶夷兵欲圖進口，即行調集官兵相機堵剿。”以上情況表明，嘉慶帝對來自西方的侵略者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實行了堅定明確的抵禦政策。這件事過後，英國護貨兵船並沒有把嘉慶的警告當回事，仍不遵定製，不僅不停泊外洋，有時甚至將兵船駛至虎門。
十九年二月，嘉慶帝令現任粵督蔣攸話：如果英船再違定製，就向他們開炮。同年，他批准了蔣廷話提出的防備方案，採取“堅壁清野”的措施，對中外貿易交往作了以下規定：嚴禁民人私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蓋夷式房屋；鋪戶不得用夷字店號；清查商欠不得濫保身家淺薄之人承充洋商；不準內地民人私往夷館。在加強廣東方面防備的同時，對居住京師的外國人也加強了管理。當時，在京師充當欽天監監正、監副，以及在內閣充當翻譯的外國人計11人。十六年，嘉慶帝傷令其中4人回國，對仍居留京師的7人，採取措施對他們的行動加以限制。這些措施都是在英國兵船屢犯廣東之後採取的，因而具有正當的防衛性質。
查禁鴉片 有心無力
對於外敵入侵，嘉慶帝一直態度鮮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對於從就隆朝以來已逐漸成為社會公害的西洋鴉片流，嘉慶帝更是主張嚴加禁止。他對將片流毒造成的危害有清醒的認識。嘉慶十五年(1810)，廣寧門巡役查獲身藏鴉片煙6盒人城的楊姓煙順，嘉慶帝嚴渝指出：“鴉片煙性最酷烈，食比者能驟長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戰賊軀命，大為風俗人心之害，本十例禁。該犯楊姓，膽敢攜帶進城，實屬徽法，著即交刑部嚴審辦理”，並要求各部門及粵海關嚴行稽查。他根據當時“嗜食者煩多，奸商牟利販賣接踵而來”的嚴重情況，採取一系列嚴厲措施加以禁止。
嘉慶十五年三月，為嚴斷鴉片流入京城，除令崇文門稅務機構於所屬口岸稽查外，他又令“步軍統領五城御史於各門禁嚴密訪查，一有緝獲，即當按律懲治，並將其煙物毀棄”。為杜弊清源，他命閩、粵督撫“關差查禁”，“得視為具文，任其偷漏”。十六年三月，因湖北巡撫錢楷上疏力陳煙害，嘉慶帝再次指出：“鴉片煙一項，流毒無窮，無賴匪類沉迷癖嗜，刻不可離，至不惜以衣食之資恣為邪癖，非特自甘鳩毒，伐性戕生，而類聚朋從，其蹤跡殆不可間，大為人心風俗之害。”並要求各海關嚴加禁遏，一旦案發，“失察賣放之監督及委員吏役人等一併懲辦不貸”。十八年七月，他“申禁私販鴉片煙，定官民服食者罪”。
二十年春天，兩廣總督蔣攸話和廣東巡撫董教增聯合建議制定《查禁鴉片煙條規》：西洋商船到港待檢查確無鴉片後，始准卸貨；減免官員以往失察的處分，以免瞻顧；該管官查獲鄰境興販首犯及鴉片煙應按量議敘，200斤紀錄一次，1000斤加一級，5000斤以上准送部引見，軍民人等查獲100斤以上賞銀10兩，以次遞加，賞銀由失察地方官賠交；有徇情故縱者立即拿問，兵差誣拿者以誣良治罪。嘉慶批准了這一章程，並降諭旨指出：“鴉片煙流毒甚熾，當向該夷人等明白曉諭，斷不準銷售。嗣後夷船到澳，均須逐船查驗，如一船帶有鴉片，即將此一船貨物全行駁回，不準貿易；若各船皆帶有雞片，亦必將各船貨物全行駁回，俱不準其貿易，原船即逐回本國。”此後在禁煙杜源方面有較大的進展，粵省陸續查獲一些煙案。
嘉慶帝對鴉片的嚴厲禁止，在當時對抑制鴉片的泛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對道光朝的禁煙運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惜的是，大批朝臣官員們在吸食鴉片中欺上瞞下，一邊禁毒一邊吸毒，禁煙運動就成為“賊喊捉賊”的官場遊戲。
除禁煙外，嘉慶對外商偷運白銀出洋問題亦高度重視。十九年，蘇勒額奏稱：洋商每年將內地足色銀兩私運出洋，復將低潮洋錢運進中國，任意欺矇商賈，以致內地銀兩漸形短絀，請嚴加禁止白銀出洋。嘉慶帝認識到，若將內地銀兩每年偷運出洋百數十萬，歲積月累，於國計民生均有關係，命令粵督立即查明每年洋商偷運白銀出洋的實數，訂立章程，嚴密禁止。
意在守成 嚴行礦禁
中國自古東臨太平洋，北接荒蕪人煙的西伯利亞，西北是塔克拉瑪於大沙漠，西南為喜馬拉雅山，在這樣一個封閉的環境之內生存，養成了國人含蓄內斂、保守中庸、消極忍耐的農耕性格。故歷朝封建政府皆重農抑商，重倫理文采，輕科技實用，拒絕蓬勃的商業發展。
嘉慶自然也不例外。他對待開礦，一開始就擺出了極其嚴峻的態勢，因為他害怕“滋生事端”。嘉慶親政後第一次接觸有關礦業問題是在嘉慶四年(1199)三月，兩廣總督吉慶針對民間私采生銅一事上奏疏稱：“廣東採挖黎地石碌銅斤，試辦一年，額已短缺，且該處濱海臨洋，多人前采，恐致滋生事端，似應亟行停止。其省局鼓鑄，仍請運用滇銅。”他立即批複說：“所辦甚妥，所見極是。
仍用滇銅，不必開採。”嘉慶批複的文字雖然不多，但觀點鮮明，態度也很堅決。廣東省在乾隆初年獲得開發礦業的權利，原本來之不易，因為這是當時兩廣總督鄂彌達會同巡撫楊水斌，帶頭向頑固守舊的禁礦派發起了猛烈衝擊的結果，這在我國礦業史上有“鄂氏三疏”之稱，從而使廣東成為繼雲南之後經廷議獲准全面開發礦業的省份。可是嘉慶剛親政，便將這一可喜的勢頭壓下去了。自此以後，嘉慶便在礦業政策上不斷倒退，變得愈來愈頑固和僵化。
嘉慶十四年八月，直求提督薛大烈等查獲民人路成章私運大批生銅，據稱系購自八溝那個地方，本來打算運到京城裡去賣掉的。此事居然也驚動了日理萬機的嘉慶，竟將此列為要案，親自進行處理。他立即指示薛大烈即日趕進八溝，儘快查明該地是否確有銅礦，是有人違禁私挖，抑或是販自別地。
薛大烈倒也聰明，他很快聯想到嘉慶六年平泉州四道溝曾呈請開礦而未獲准之事，隨即查實這批私運生銅確實是從四道溝私挖之礦所得。薛大烈馬上又跑到四道溝，將私采銅砂的徐振等人拿獲歸案。嘉慶聽說薛大烈查明白了，竟像打了勝仗一樣高興，一面讚揚薛大烈“能於多年舊案記憶明確，辦理不致費手，尚屬能事”，命交部議敘，參與查緝有功的李學用等人，亦命優先升補：另一方面對緝獲各犯”，命解赴熱河，交軍機大臣會同行在刑部審擬具奏，對在逃各犯，着熱河道等嚴加審辦。此案從發現至審結，嘉慶一抓到底，突出地體現了一個“嚴”字。
另外，嘉慶不僅對金、銀、銅、鉛等金屬礦禁得很嚴，就連日常生活及鼓鑄冶煉所必需的煤礦，也屢諭禁采，即使是小規模的開採，亦不予允准。嘉慶十一年(1806)十一月，科布多參贊大臣恆伯奏稱：洪果爾托洛海山產煤甚旺，民人內有情願前往挖取者，請旨限以30人前往開採。嘉慶則立即批駁說：“所奏非是。口外蒙古地方，向無開挖煤密之例。洪果爾托洛海山在扎哈沁牧界以北，伊等平日雖不在彼住牧，如准民人挖煤，相沿日久，民人積眾，難免不滋生事端。所奏不準行，並著申飭。”對於旗人申請採煤，嘉慶從寬裕旗人生計出發，雖曾網開一面，有所寬容，但仍有諸多限制。嘉慶推行這種消極倒退的禁礦政策，在廷臣中並非無人反對，只不過是人數較少，又不敢與他正面衝突罷了。
禁止流民出關
嘉慶的關外墾荒政策，與他的禁礦政策一樣消極和僵化。雖然他很重視農業，但他只許百姓在關內耕地，而禁止流民到關外墾荒。嘉慶十三年(1848)九月、為了進一步嚴格控制內地民人出關排墾，由盛京將軍富俊負資制定了新的章程，規定關內民人出山海關至奉天所屬各地，除得有原籍發給的關照一張，填注姓名及所往處所，到關驗明放行外，還應有隨身護票一張備查。若出山海關至威遠堡法庫邊門外，則應有原籍關照兩張，一照山海關存留，一照邊門存留。經戶部議復，准予施行。
至於章程規定，從嘉慶十四年(1809)正月開始，將各該處民人戶口、地畝，讀成通判、巡檢、地保等分別立限詳報，以防續有流民前往籍戶詭添情弊。戶部則認為是項規定尚不嚴密，應敕令該將軍按每一季度派員清查一次，將有無增添之處，具結報部備查。嘉慶立即批准了戶都議復的章程，同時指出：“盛京地方設立邊門，原所以稽查出入，用昭候重，若聽任流民紛紛出口，並不力為攔阻，殊非嚴密關禁之道。嗣後著照該部奏定章程，交該將軍嚴傷守口員升，實力巡查，並出示曉諭各處無業貧民，毋得偷越出口私墾，致干例禁。”這在嘉慶一朝禁止流民出關諸章程中，屬內容最為詳盡、措施最為嚴密的一個。
限制對外通商
如果禁止開礦、禁止關外墾荒等政策只是嘉慶重農抑商或防止流民作亂的手段，那麼限制貨物出口和進口則是閉關自守政策的繼續，它保護了封建經濟，隔絕了人民與外界的往來和交流。但這種保守、消極的對外貿易政策，既不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不利於國力的增強。當然，這並非嘉慶的首創，而是乾隆以來所實行的“閉關政策”的延續，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就是這種保守政策的牢固基礎。
嘉慶嗣位後，嚴守乾隆所定下的一口通商的僵硬政策，絲毫沒有鬆動的餘地。即使在廣州港，也並非實行完全的自由貿易，除了由公行實行壟斷外，還有諸多的清規戒律，一般是規定外國商船於每年五六月間抵粵，泊黃埔換貨，限於當年九十月間回航返國，即使賬目未清，亦須在澳門住冬結算。所以當時的廣州港，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季節性的貿易市場而已。並且廣州港的貿易對象，雖無明文規定，但實際上主要是對歐美商人開放，至於像北方的俄國等，則顯然是被排除在外的。
嘉慶十年(1085)十月，俄羅斯兩艘商船，經海道南航，先後駛抵廣州港。這些不速之客的到來，給粵海關及當地官員出了一道難題。當時即將卸任的粵海關監督延豐，雖然知道“該國向在恰克圖地方通市”，但鑒於船貨已到，而且俄國商人的意圖只在“省費圖利”。恰好當時即將卸任的兩廣總督那彥成，遠在潮惠一帶巡視，不在省城，而新任粵海關監督阿克當阿又已到任，即將進行交接，延豐為避“意存推諉”之嫌，遂在徵得廣東巡撫孫玉庭的同意後，特意給予通融，在委派員棄的彈壓稽查下，准令俄商在黃埔卸貨。延豐覺得自己這樣處理是盡職盡責的，又是合情合理的，只是對於以後如何處理類似事件，心中還沒有多大的把握，於是上摺奏聞，懇請嘉慶給予訓示。
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嘉慶看到奏摺後，大發雷霆，斥責延豐“專擅乖謬”，“所辦粗率之至”，下令對此事嚴加追究。他認為“外夷通商，自有一定地界，不準逾越”，“此等交涉外夷之事，應當慎重辦理”。甚至連俄國商船所載究系何項皮張，共帶若干銀兩，欲轉販何項貨物，該船經由幾國，其導引者又系何國，該商貨物是自辦牟利、抑系該國王遭令貿易等等，嘉慶也諭令新任粵督吳熊光逐一查明，以遞速四百里奏聞。沒過幾天，嘉慶又急諭吳熊光：“該商船如尚未卸貨，即令停止納稅”，並曉該商，現率有大皇帝諭旨，通市貿易，本有一定地界，不可輕易舊章，着即將船隻貨物駛回本國，不許在廣逗留，亦不許轉往別處港口通市。可是吳作光和阿克當阿剛一出手，便同樣犯了類似延豐的“錯誤”。
因其時俄國商船已卸貨完畢，稱該國“地處極比，若遇風汛，遂致阻滯一年，叩請早給牌放關開行”。吳熊光等見他們“情詞極為懇切”，又念及“該商等遠赴重洋貿易，海洋風爪靡常，若侯奉到諭旨方准放行，設至船隻阻隔經年，既非體恤遠夷之道，並恐該國心生疑畏，亦多來便”，便會同孫玉庭、阿克當阿“再四籌商”，一致認為“撫恤外夷，自應示之以信，既經准其卸貨，似又未便久阻歸期，致失懷柔遠人之意”。於是在查明該船“所販貨物系茶葉、瓷器，並無違禁物件”後，准其開船離港返國。這自然免不了受到嘉慶的嚴厲申斥，此事最後處理的結果：延豐受到革職，吳熊光、孫玉庭、阿克當阿以“辦理未協，不能無咎”，均交部議處。嘉慶還再次申傷嗣後遇有該國商船來廣貿易者，惟當嚴行駁回，毋得擅准起卸貨物，以昭定製。
這一事件若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延豐等人沒有遵守制度的問題，但其實質卻是反映了清政府對通商口岸規定過窄，限制太死，缺乏必要的靈活性。嘉慶所背的“處處防夷”的思想包袱極重，以至於疑神疑鬼，把一些在普通商業貿易中所出現的問題，也作為對外的政治問題去處理，致使君臣之間的處理意見嚴重脫節。因此，過錯並不在於粵省地方官員，而在於嘉慶的指導思想過於保守。類似這樣的事，在嘉慶一朝屢見不鮮。這足以說明嘉慶在死守“定製”方面，思想已趨於僵化了。
嘉慶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慶帝在西部邊陲不斷傳來的張格爾叛亂的報警聲中，病近於避暑山莊，享年61歲。嘉慶帝在位時期正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當時英國的工業革命已經進行幾十年了，但嘉慶帝對此一無所知，繼續嚴守先君之制，重本抑末，閉關自守，壓制各地工礦業，清朝只能沿着衰微的道路繼續走下去。
【作者簡介】
惜何昔，90後自由撰稿人，偏愛歷史，希望可以在歷史的往事中汲取精神食糧，借古鑒今交到更多知音朋友。歷史告訴我們無論有多困難，都要堅強地抬頭挺胸，告訴所有人，你並非他們想象的那樣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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