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第五縱隊’代言人，戈爾巴喬夫親手埋葬了蘇聯！”
2010年，俄羅斯社科局研究員奧希波夫將戈爾巴喬夫視作蘇聯解體的“真兇”。
這一隱秘的言論不脛而走，許多俄羅斯人紛紛附和道：
“戈爾巴喬夫執政的七年，是蘇聯共產黨走向衰亡、蘇聯走向解體的最後時期。”
“這一時期，蘇共困境重重、危機不斷，黨內政治生活開展得也十分混亂，戈爾巴喬夫難辭其咎！”
或許是樂得落井下石，美國安委會在2011年公布了蘇聯解體時的絕密檔案，而其中的內容給了許多想要復興蘇聯的人當頭一棒！
原來，這份半公開的文件記載着美國總統老布什和戈爾巴喬夫的秘密通話，兩人稱呼親昵但地位分明——言辭之中，戈爾巴喬夫盡顯卑微。
那麼，老布什和戈爾巴喬夫究竟說了什麼？在戈爾巴喬夫的任內，蘇聯的崩潰是否是一個早已寫好的“劇本”呢？
（戈爾巴喬夫）
一、針鋒相對的美蘇，竟有秘密通話？
1991年5月的一個深夜，一通改變着蘇聯命運的跨洋電話在克里姆林宮里“叮鈴”作響，美國公布的解密檔案沒有記載老布什和戈爾巴喬夫當時的表情，但從兩人曖昧的稱呼中，可見兩人的心情大好。
“親愛的喬治”——這是兩人的第一句話，也是戈爾巴喬夫對老布什的稱呼；
隨後，兩人甚至沒有寒暄，戈爾巴喬夫就迅速地想要老布什能夠知曉自己在蘇聯所作的“努力”，活像一個卑微求存的“小員工”。
老布什似乎早已習慣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扭捏作態，在聽其絮叨結束之後，暢快地說道：
“我明白，米哈伊爾！你和九個加盟國簽署了新條約，我對你不吝表揚！”
這一事件實際上發生於當年的4月23日。
（戈爾巴喬夫）
當日，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同9個加盟國簽訂了《９+１聯合聲明》。
《９+１聯合聲明》規定，蘇聯總統和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可以自行決定國家大事。
更為重要的是，《９＋１聯合聲明》承認新的聯盟是主權共和國的聯盟，強調聯盟共和國條約的生效必須經過所有締約國的同意。
這表明憲法的權威已被推翻——蘇維埃兩院決定蘇聯大事的規定被取消，蘇聯與各聯盟共和國的關係從聯邦轉變為邦聯，蘇共中央的權利被進一步削弱，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聯的社會主義性質。
之後，“8·19事件”爆發，打破了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末形成的三大勢力相互制約的局面。
而這只是戈爾巴喬夫的一份小小的“業績”。
細細翻閱公布的解密檔案似乎不難窺探，自戈爾巴喬夫入主克林姆林宮之日起，“員工”戈爾巴喬夫就一直在貫徹執行“老闆”美國總統的命令。
（戈爾巴喬夫）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被選舉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就此開始了為期6年的“越改越爛”的改革。
戈爾巴喬夫很快就向美國人表明了忠心——在當年4月召開的全會中，戈爾巴喬夫不屑地表示：
“原有的社會發展模式已經不能適應蘇聯現在的發展，需要實行根本性變革！”
與此同時，“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進行自由化改革”、“和平發展”等被塵封於土的理念見諸報端。
但是，戈爾巴喬夫覺得這還不夠，他又將目光投向了作為國家支柱之一的黨內行政機構。
戈爾巴喬夫無疑是找了一個很好的幌子：
在他上任之前，赫魯曉夫就痛批道：
“在斯大林模式下，黨內行政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官僚主義盛行。”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赫魯曉夫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進行改革，但是黨內領導幹部總是通過增設新的機構解決現存的問題。
（戈爾巴喬夫）
因此，行政機構的數量仍然在不斷增長。
借用俄羅斯社科院某研究員的話而言：
“對於戈爾巴喬夫來說，借整頓‘黨內行政機構’之名暗中使壞，無疑是掩人耳目最好的辦法。”
戈爾巴喬夫一邊表示“自己拋棄了蘇聯過去用人唯親的做法，批判了自斯大林時期以來蘇聯行政體制內存在的不合理的幹部任職與晉陞制度”，一邊“否認了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具有革命性的完整的理論體系，只抽出了一些他認為有用的內容。”
攻擊馬克思主義，這顯然是在動搖蘇聯的立國之本！
之後，戈爾巴喬夫變本加厲：
他一方面攻擊馬克思、列寧的社會主義理論已經不符合蘇聯社會的發展，一方面打着“吸收一切先進思想”的口號，宣稱基督教教義中關於人的價值主張是正確的。
（赫魯曉夫）
這就不難怪俄羅斯社科院將其稱為“西方世界的代言人”了！
除此之外，在赫魯曉夫之後，戈爾巴喬夫繼續積極地鼓吹“全民國家”理論。
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蘇聯不僅將社會主義探索過程中出現的失誤擴大化，而且把無產階級專政看作是造成人民群眾與政治分離的根源。
普京曾遺憾地表示：
“這種錯誤的思想逐漸在蘇共黨內佔據了統治地位，使得黨內思想混亂，大批黨員失去信念，紛紛退黨。”
自此之後，蘇聯陷入了嚴重的政治信任危機，進而導致蘇聯社會不穩定性、不和諧因素明顯增多。
二、親手為蘇聯掘墓：戈爾巴喬夫治下傾頹的蘇聯
在戈爾巴喬夫抨擊馬克思主義之後，蘇聯民眾對改革的徹底失望由個體行為演變為集體行為，社會集體抗議行為彼此起伏，不僅民族衝突不斷、工人屢次罷工、同時整個社會情緒激情化。
首先，民族問題成為了蘇聯崩潰的導火索。
（戈爾巴喬夫）
在蘇聯，民族矛盾問題一直都有存在。然而，戈爾巴喬夫在執政之時並沒有意識到民族問題的嚴重性。
蘇聯史學家甚至認為他是“刻意忽略民族問題，故意向西方靠攏”。
這是因為戈爾巴喬夫曾深明大義地說道：
“民族問題，我們已經解決了。蘇聯各族人民的友誼是十月革命的最偉大的成果之一”。
然而現實並非如此，戈爾巴喬夫推行的錯誤改革政策，使蘇聯民族問題、民族矛盾越來越尖銳。
直至1990年，民族矛盾愈演愈烈，從波羅的海三國、南高加索三國到烏克蘭和俄羅斯聯邦。
這些民族化的典型事件就是1986年12月爆發的“阿拉木圖事件”：
“在哈薩克人看來，他們和莫斯科的關係，已經不是蘇共地方支部和蘇共中央的關係，而是哈薩克共產黨人和俄羅斯共產黨人的關係，是哈薩克人和俄羅斯人的關係。”
然而，在戈爾巴喬夫的授意下，《真理報》關於阿拉木圖事件評論中也只是認為：
這是“民族閉關自守以及民族自高自大”的表現，並沒有對民族矛盾問題、政治信任危機問題做出深層次的剖析。
（戈爾巴喬夫）
與此同時，伴隨着各加盟國獨立呼聲的日益高漲，不僅俄羅斯民族主義不斷增強，“民族平等”的理念也深入人心。
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銳，與戈爾巴喬夫的不作為息息相關，葉利欽甚至說：“戈爾巴喬夫就是（民族問題）的直接責任人！”
但戈爾巴喬夫的“懶惰”遠不止於此，他似乎忘記了初心，忘記了人民。
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組織，本應代表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
然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並沒有贏得工人階級的信任，最終被以葉利欽為首的激進派所取代，葉利欽等人被冠以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言人的“美譽”。
自1989年開始，激進改革派不斷煽動煤礦工人罷工鬧事，抑或組織工人集體遊行示威。
同年的第一次煤礦工人罷工主要有庫茲巴斯煤礦工人罷工、頓巴斯煤礦工人罷工、沃爾庫塔煤礦工人罷工等，這次罷工是蘇聯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罷工事件，總共有50多萬名礦工參加。
（葉利欽）
大規模的煤礦工人罷工“標誌着過去那種由共產黨領導的蘇共-政府-社會團體-勞動集體一套組織體系發生動搖”。
這次罷工事件的政治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礦工自己建立了獨立的工會，蘇共面臨政治信任危機，激進派的影響力提升；二是揭開了1991年礦工政治罷工的序幕。
1989年礦工罷工的目的大都只是為了改善自身經濟狀況，只是一場經濟罷工，不是政治罷工。
然而，蘇聯政府的大部分承諾並沒有兌現，結果導致在1991年的罷工事件中，礦工的關注點轉移到了政治體制，認為只有變革現行政治體制才能改善自己經濟狀況。
與此同時，激進派藉此壯大自身力量，利用礦工對蘇共的不信任，通過大眾傳媒的鼓動性宣傳和積極與礦工接觸，進而獲得了礦工及其他工人的信任和支持。
（蘇聯）
而蘇共、官方工會組織和企業管理者在1991年的罷工事件中失去了對礦工的控制，戈爾巴喬夫迅速失去了民眾的信任。
“政府的威信已降到新的低點……對戈爾巴喬夫的部長會議表示信任的人數不到8%。”
總之，工人對現實極度不滿，極度不信任黨和政府，說明黨和國家面臨嚴重的政治信任危機。
這樣一來，民族問題和工人問題兩面夾擊，不僅重創蘇聯的經濟，更是徹底地擊垮了人民的信仰。
在戈爾巴喬夫時期，人民原有政治信仰發生徹底崩潰，進而導致人民在思想上產生了對現有社會制度變革的要求，整個社會政治情緒激進化特徵明顯：
一是人民要求不僅效仿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如“1990年社會學調查資料顯示，32%的人主張模仿美國模式，32%的人主張模仿日本模式，17%的人主張模仿德國模式，11%的人主張模仿瑞典模式，只有4%的人主張中國方式”；
（蘇聯國徽）
二是人民對於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支持率也發生了徹底的變化，據1988年至1990年三次“風雲人物”的調查顯示，戈爾巴喬夫的支持率由55%下跌到19%，而葉利欽的支持率由4%上升到32%。
三是由社會情緒化引起的激情化行為不斷，自1990年開始，一系列象徵共產主義的政治符號和政治標記被破壞，如一系列列寧和其他社會政治活動家塑像、紀念碑在一夜間被推倒或被砸碎，十月革命紀念建築物、衛國戰爭紀念碑等與蘇聯歷史相關聯的其他紀念碑、戰士墓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蘇聯國旗、國會和國歌都遭受嘲弄和凌辱；
一系列象徵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成就的歷史事件和以歷史人物命名的街道、城市出現更名高潮，如卡馬河畔切爾內恢復其舊稱。
總之，戈爾巴喬夫時期民眾情緒不斷激化，蘇聯加速崩潰——這正中美國人和戈爾巴喬夫的下懷。
（老布什）
與此同時，這位“美國代言人”不僅致力於“安內”，還一直向西方世界示好，似乎蘇聯解體是其與美國人共同設計的劇本一般。
三、戈爾巴喬夫的示好：美國的代言人？
二戰結束後，美蘇兩國長期處於對峙狀態，為了爭奪世界霸主地位，蘇聯大力支持軍事建設。長期的軍備競賽不僅拖垮了蘇聯經濟，而且給世界和平發展帶來了很多不穩定因素。
至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他認為，“蘇聯國內改革要繼續推進，就必須要創造一個更為緩和的國際環境”。
在爭取國際無核會議中，戈爾巴喬夫指出：
“當今形勢下，蘇聯的國內改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依賴於外交政策，正因為如此，蘇聯需要調整與美國的關係，為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這是蘇聯“巨人”第一次向美國低頭。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再次強調，人類面臨的威脅是前所未有的，各國應該立即停止軍備競賽，尤其是核競賽；各國應該在和平的基礎上達成協議，不強求對方接受自己的意見。
翌年，戈爾巴喬夫認為，當今時代仍然處於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過渡的階段，這一過渡時代也是“核時代”。
在這一時代，美蘇雙方都擁有核武器，一旦兩國發生衝突，世界爆發核戰爭，人類就會毀滅，在全球性的核衝突中從來沒有勝利者，因此，各國不應該發動核戰爭來達到任何政治、經濟目的；在核時代，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絕對安全，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需要各國人民的共同努力。
基於這一現實，戈爾巴喬夫要求蘇聯不僅要重新制定對外政策方針，而且要加強同各國的聯繫。
在蘇共二十七大中，戈爾巴喬夫強調了過渡時期的長期性和採用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衝突的必要性。
1986年，在雷克雅未克會議中，美蘇雙方就消除中程導彈、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問題交換了意見。
（蘇聯解體）
戈爾巴喬夫發表了著名的言論：“蘇聯的發展需要美國的支持，美國的發展也需要蘇聯的支持”——蘇聯徹底地承認了自己遠非絕對的霸主。
自此之後，戈爾巴喬夫堅定信念改善美蘇關係，以便最終建立友好的外交關係。
翌年12月，戈爾巴喬夫做了關於訪問美國的報告，報告指出，美蘇兩國領導人的會晤交流很重要，美國領導人也是為自己的國家與人民謀福利。
因此，在長期的交流中尋找雙方共同的利益來減少摩擦是有可能的。
這正是這一份報告，拉開了其與老布什私密通話的序章。
這樣看來，這國際上，蘇美關係愈發向好。但這掩飾的是蘇聯國內的動蕩——前文所述的民族問題、工人問題、社會矛盾問題從未得到解決，並愈演愈烈。
這種危局一直持續到1991年。
（蘇聯海報）
當年4月24日的早晨，戈爾巴喬夫與智囊團商討蘇聯共產黨的存亡問題，大多數參會人員提議解散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張戈爾巴喬夫辭去總書記的職務。
戈爾巴喬夫最初極力反對這一意見，但迫於形勢，其還是發表了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的公開聲明。
但是，戈爾巴喬夫竟在最後關頭反戈一擊！
他在聲明中指出，蘇共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不作為是蘇聯社會主義改革失敗的根本原因。
因此，戈爾巴喬夫宣布蘇共將停止在一切國家機構的活動。
除此之外，他解散了中央委員會，允許各加盟共和國自行決定發展道路。
戈爾巴喬夫的一系列改革表明蘇聯共產黨徹底喪失了執政地位，由此也引起了東歐各國社會制度的變化，在政治上，各加盟國實行議會制，鼓勵多黨制；在經濟上，否認了公有制，推行私有化改革。
而各加盟國不顧本國國情，盲目進行改革的做法導致社會生產力大幅度下降，社會失業率與就業率相差較大，大規模的經濟改革導致社會出現通貨膨脹。
（戈爾巴喬夫）
在財政赤字和國際收支逆差日益加大的國際國內雙重壓力下，戈爾巴喬夫最終在1991年12月25日宣布終止蘇聯總統權利的行使，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徹底解體。
這對於戈爾巴喬夫和美國而言，似乎是一個“雙贏”的結果。
結語：
很多史學家認為，戈爾巴喬夫與美國私通已久！
在以往，研究學者認為，是其性格上的軟弱使其無法在蘇共黨內政治生活極度混亂的情況下力挽狂瀾。
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就曾評價道：
“戈爾巴喬夫性格軟弱、優柔寡斷、遇到事情無法作出迅速和有力的決斷，總是猶猶豫豫、左思右想、躑躅不前。”
“他三天打魚兩天晒網，左右搖擺不定。無法對地方黨組織實行起有力的引導，無法在黨內樹立起真正的絕對權威。”
然而，如今的學界卻又不一樣的觀點，“西方代言人”成了戈爾巴喬夫的最新標籤：
“戈爾巴喬夫故意在黨內獨斷專行，大搞權力鬥爭促使了蘇共黨內政治生活的惡化。”
“戈爾巴喬夫裝作性格軟弱、自以為是，絲毫聽不進去他人的意見和建議，故意錯過幾次改善黨內政治生活狀況的適當時機。”
隨着美國檔案的解密，這一說法無疑得到了佐證。
如今，戈爾巴喬夫溘然長逝，但可以預見的是，關於其的爭論仍將難休，“蓋棺定論”仍遙遙無期。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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