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隋朝建立，隋文帝楊堅不辭辛勞地為這個新興的國家忙碌着。開皇九年，隋滅南陳，統一全國。同年，琉球群島歸降，突厥可汗尊楊堅為聖人天可汗，表示願為藩屬，永世歸順，千萬世為朝聖典牛馬。為鞏固統一，楊堅立定了一套新的體制，也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政治體制，賦稅，土地制度，法律，錢幣，對外關係等方面，都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創新，並發展了諸多意義深遠的制度，開創了一代新局面。所以在楊堅的帶領下，逐步走向繁榮，開創了名副其實的盛世局面。開皇之治，就在百姓以為連年的戰亂已經徹底結束，即將迎來新的百年和平的時候，隋煬帝楊廣的橫空出世徹底打破了這一切。
公元604年，楊廣即位，改年號為大業。從年號上我們就能看出，楊廣絕不是一位安於本分的守成之君，而是志在建功立業，開疆拓土的有為之主。事實上，楊廣在掌權之後也確實做了許多大事，取得了一定的功績。但在給出一個確切的評價之前，還是要有一個較為客觀且理性的標準，那就是隋煬帝在位期間的所作所為給當代乃至後世帶來了怎樣的影響，以此來審視隋煬帝到底是個怎樣的君主，而不是簡單的功大於過或過大於功，甚至以昏君，聖主等詞一言以蔽之，這都是不合適的。
營建東都洛陽，關於營建東都的動機。最不靠譜的言論自然是為了遊玩賞月。作為一國之君，凡事要從全局考慮，要站在一定的高度，才能做出合理的決策。而煬帝的《營建東都詔》中已經給出了十分明確的理由。洛陽地形險要，控以三河，周以四塞，且位置適中，便於向山東及江左，淮海一帶安施兵力機動。隋開皇十年，平定不久的陳國故境，多處發生叛亂，攻陷州縣，殺處隋官。仁壽四年，隋文帝剛剛病故，漢王楊諒又在并州起兵造反。在平叛過程中，由於南服遐遠，東夏殷大，使煬帝深感關河懸遠，兵不赴急，加上楊諒謀反被誅後，并州移戶，復在河南，急需加強控制。因此，煬帝認為必須因機順動，建東都洛陽。此外，營建洛陽一開始就是和開鑿運河聯繫起來考慮的。大業元年三月，煬帝詔楊素等營建東京，當月即發河南，淮北諸郡男丁開通濟渠，相距僅四五天。
可見營建東都絕非煬帝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按照當時政治，經濟的實際需要，與開鑿運河這樣的有關國計民生的浩大工程一起統一規劃，配合情形的。也就是說，營建東都是一次純粹的政治行為，而非個人行為。然而營建東都給當時的百姓帶來的是什麼？大業元年，煬帝初造東都，每月役丁200餘萬人，役使迫促急，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這還只是大業年間大興土木帶來的惡果的冰山一角。除此之外，還有導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達河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征百萬餘人，男丁不充，以婦女兼役，而死者大半等等。
大運河的開鑿。大運河作為一條水上交通要道，在政治上有利於東都與南北的聯繫，加強對全國的掌控，經濟上將北方關中和南方長江兩大經濟區連接起來，促進了統一經濟的發展，軍事上，有助於調兵遣將，運輸糧草。從帝王的享樂來看，同樣利於隋煬帝的巡遊。因此，即便是隋煬帝是以自身的驕奢淫逸出發而修建了大運河，其影響同樣是為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且隋朝的大運河，是後來元朝所修京杭大運河的基礎，它連通了黃河，長江，淮河，海河和錢塘江五大水系，構成了南北交通的大動脈，史載：商旅往還，船乘不絕，昧旦永日。隋之大運河是典型的罪在當代，利在千秋。但大運河的開鑿代價同樣是巨大的。開通濟渠，徵發河南，淮北各郡百姓100餘萬，開頇溝，徵發淮南百姓十餘萬，開永濟渠，徵發河北居民100餘萬，死者無數。
彷彿在隋煬帝眼中，百姓的生命如同草芥一般，可以被任意地碾碎，丟棄，再加上其本人生活方面又極盡奢華之能事，濫用民力之嚴重，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東西遊幸，從行宮掖，常十萬人，每到一處，四海珍饈殊味，水陸必備。遐方珍膳，必登庖廚。他盛修儀仗，所役達十萬餘人，耗金銀錢物巨億萬計。他羨慕胡中寶物，峽以厚利，勸令人朝。所經州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起。凡此種種，皆是竭力搜刮民脂民膏所致，最終致使民怨沸騰，百姓苦不堪言。
無謂的軍事冒險：三征高句麗。隋煬帝對於出征高句麗，其實蓄謀已久。早在大業三年八月，煬帝在突厥啟民可汗帳中對高麗使者說，歸於爾主，當早來朝見，不然者，吾與啟民，巡彼士矣。四年，煬帝發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滴運作戰物資到涿郡。
七年二月，煬帝自江都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四月，到達涿郡，巡視地方工作，並檢查和布置戰前的物資準備。五月，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渾郡。八年正月，大軍齊於涿郡，遂下詔討伐高麗。可即便如此，為什麼還是要說三征高句麗是無謂的軍事冒險呢？從發動戰爭的動機來看，隋煬帝出征的理由是因為對方襲擾邊境，與突厥勾結，為非作歹等等。簡單來說就是隋煬帝視高句麗為國家安全的隱患。而對此較為理性的做法應當是以撫為主，以打為輔。因為高句麗本就是一個建國已久的成熟穩定的政權，與一般的游牧民族有着根本的區別，並且即使是後來強大的唐朝，也耗費了20多年才徹底消滅了高溝里，因此想要一戰而定下千古基業的可能性其實是微乎其微的。
可隋煬帝是怎麼做的呢？他在戰前進行了全國動員，從嶺南到涿郡都有任務，集中了100多萬軍隊，製造無數軍資器械，徵發數百萬民夫，保障後勤，直接間接參戰人員超過了500萬，可謂傾巢出動。在戰場上，為了獨攬功名，要求任何行動都要向他請示彙報。高句麗軍隊利用城池固守，不斷消磨着隋軍的士氣，誘敵深入，伺機反殺，結果一征高句麗慘敗而歸。這是一次空前的決戰失敗，不但前方兵力有巨大損失，後方負責後勤工作的數百萬民夫也死亡無數，損失的資財也十分驚人。史料記載，大業八年，大軍征高離，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饋運者倍之，復太半不歸。可以說，遠程高句離成為了一個迅速將隋朝埋葬的無底洞，一次征討損失就已如此之大，可怕的是，隋煬帝還在未來進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出征，瘋狂地消耗着自己的國力，最終將隋朝推向了崩潰的邊緣。
無論是三征高句離，營建東郡，還是兩修長城，造船巡遊，全都是建立在壓榨百姓的基礎之上。可悲的是，某些學界觀點均認為隋煬帝志向非凡，試圖追秦皇漢武，成不世之功。像隋煬帝這樣雄心勃勃想干大事業的皇帝，在中國歷史上實在不多，別人想干不敢幹，甚至連想也不敢想。隋煬帝狠狠心，一下子全都付諸史實。能持此類觀點之人，要麼是身處實力階層，不曾也不會體會到民間疾苦。馬克思曾說過，只有毫無歷史知識的人，才不知道，君主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並且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
因此，楊廣當政期間的絕大多數為政舉措，之所以帶來嚴重惡果的原因，就是在於錯判了國內的經濟形勢和百姓的承受能力，只顧實現自己的鴻鵠之志，而致萬千梨樹於不顧。因此，即使是正確的決策，也需要時間的先後，規模的大小，擾民的輕重，次序的緩急等方面要通盤考慮，合理規劃，穩步推行。而他所謂的躊躇滿志，宏圖大略，最終換來的也只能是民怨沸騰，叛逆迭起，四面楚歌的悲慘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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