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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講談到丞相李斯提出了焚書的建議，秦始皇欣然批准，然後留下一個問題：假如秦始皇重用的都是儒家學者，會不會一派祥和，充分保護文化的多樣性呢？
一元化思維
大概率上並不會。人在天性上就是一元化的。大到價值觀，小到飲食習慣，熟悉的總是好的，是評價一切是非善惡的準繩，陌生的總是危險的，要麼必欲除之而後快，要麼避之唯恐不及。只有當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帶着各自的生活習慣和價值準繩，陰差陽錯地生活在同一個環境當中，彼此雖然看不慣，但既滅不掉對方，也躲不開對方，這才不得不接受了多元化。並且人在內心深處僅僅出於自保的目的，擔心自己會在哪一天的哪個問題上淪為少數，才對多元化發聲支持。
我們可以參照一下近代史上的德國：就在納粹剛剛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德國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焚書運動，焚燒了大量所謂“不符合德國精神”的著作，其中包括我們非常熟悉的雷馬克的反戰名著《西線無戰事》，這部本應該成為德國驕傲的偉大文學作品被抨擊為語言衝動，瓦解士氣民心。
耐人尋味的是，焚書事件的策劃和執行既不是政府行為，也不是政黨行為，而是大學生團體滿懷熱誠的自發舉動，而德國民眾報之以振奮、狂喜和激昂的回應。這實在是人類天性，所以我們不難想見的是，不但商鞅、韓非和李斯他們看待諸子百家如同毒蛇猛獸，就連孟子和荀子這樣的大儒也很渴望獨霸話語權，讓一切“有害的”學說再也沒有發言的機會。
儒學公案
儒家的這種思想苗頭很可能早在孔子時代就已經有了。《史記》有一段著名的記載，說孔子56歲那年，代理魯國總理事務，握有很大的權力，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殺掉了少正卯。被殺的這個少正卯，身份是魯國大夫，乾的壞事是擾亂政局。就這樣，孔子執政短短3個月的時間，魯國的政治面貌就大變樣了，哪哪都好。
大約到了宋朝，開始有人懷疑《史記》這一段記載。懷疑的聲音一出，引發了很多共鳴。道理並不難理解：一是孔子一向講仁愛，當權之後應該充分發揮道德感召力才對，怎麼一上來就殺人呢；二是少正卯既然有大夫身份，那麼按照周禮，“刑不上大夫”，連國君都不能對大夫下死手，何況孔子呢。
就這樣，“孔子誅少正卯”就變成了儒學史上的一大公案，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直到今天也沒有掰扯清楚。
凡是遇到這類問題，我首先會問的是：司馬遷的史料來源是什麼呢？
這已經無從考證了，只能說關於孔子誅少正卯的最早記載出自《荀子》。在《荀子》的記載里，只提到少正卯是魯國名人，並沒說他位列大夫。這麼一來，孔子似乎有權力定奪少正卯的生死了。但《荀子》版本有着另外的疑點，那就是整件事太像寓言故事，荀子似乎是想借這個故事來說明自己的一個政治理念，那就是有社會影響力的異見分子應該被政府嚴懲，殺了最好。
荀子關於治國方針，講過一系列的綱領性意見，其中有一句話是“才行反時者，死無赦”，意思是說，一個人的才幹、行為只要違背現行體制和主流價值觀，那就該殺。
荀子羅列了少正卯的罪名，一共5項，說只要犯了其中任何一項，都是死罪。當我們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5項罪名，會發現這位少正卯既沒有殺人放火，也沒有搶劫盜竊，既不觸犯刑法，也不違反民法，無非就是宣揚了一些被孔子認為是異端邪說的觀點，並且能把這些觀點說得頭頭是道而已。這都要殺的話，是不是有點過分了呢？
戰國以來，一方面百家爭鳴越吵越凶，相罵無好口，學術權威難免也會對異見分子動了真火，一方面現實世界裡的集權趨勢愈演愈烈，中央集權這種管理模式要想維持穩定和高效，就要確保思想上的高度統一，而就算可以退回封建制下的熟人社會模式，社群與社群之間可以三觀不同，但每個社群內部同樣不能容忍異見分子。所以我們甚至會在儒家經典裡邊看到，何止是散播異端言論要被處死，就連奇裝異服、奇技淫巧、奇談怪論、裝神弄鬼、鑽法律的空子等等都是死罪。
以上這些死罪內容，出自《禮記·王制》。這位作者既然痛恨有人鑽法律的空子，說明他生活的時代應該在戰國以後，成文法已經得到普遍應用。法律一旦形成文字，就一定有空子可鑽，也一定有聰明人去鑽這種空子。
於是我們看到，《荀子》也好，《禮記》也好，雖然並不主張焚書，但和焚書的底層邏輯高度一致，都認為在一個健全的社會裡，所有人都應當共享唯一的一套價值觀，任何一種在思想上有可能掀起波瀾的行為都應當被堅決剷除。
水到渠成
所以，當秦國吞併六國，秦朝在天下範圍里建立起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之後，無論是統一思想也好，鉗制思想也罷，就算沒有李斯的提議也會水到渠成，就算沒有焚書這個舉動也會有搗毀私學，處死異見分子之類的做法。
秦始皇和李斯雖然焚了書，但竟然並沒有因此殺人，如果拿後世的各種文字獄來做對比的話，這一對始作俑者簡直稱得上大慈大悲了。他們之所以因為焚書背上了千載罵名，在相當程度上要怪他們沒有足夠的歷史經驗可以參照，把事情做得太笨。
今天我們就會知道，焚書這種事純屬費力不討好，反而刺激了文化人格外用心地藏匿私家藏書。既有效又討喜的辦法是科舉制，一旦極少量的官定教科書直接成為晉身之階的話，那麼其他書籍根本不需要燒，自然而然就會失傳，即便沒有失傳，但社會影響力自然而然就會趨近於零。
民間反應
那麼，焚書令一下，民間學者會有怎樣的反應呢？
《資治通鑒》找出了一個樣本，是魏人陳餘和孔鮒的一段對話。
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背景。陳餘是大梁人，《史記》有一篇《張耳陳餘列傳》說的就是他和忘年交張耳的傳奇人生，其中談到陳餘喜愛儒學。至於孔鮒，《史記·孔子世家》簡單提過一句，說他是孔子的後人，孔斌的兒子。
孔斌，字子順，就是那個在魏安釐王時代做過魏國總理，後來賦閑在家，就國際局勢講過“死病無良醫”這句名言，還給信陵君之子就信陵君的葬禮問題出過主意的那位名人。
孔鮒作為孔斌之子，很好地繼承了孔門學術，但沒有出去做官，很可能因為父親的緣故，繼續住在大梁。
當焚書令頒布，陳餘擔心孔鮒的安危，趕緊過來探望。《資治通鑒》這段內容是從《孔叢子》採錄來的，在《孔叢子》的版本里，孔鮒也叫孔甲，字子魚，所以我們在《資治通鑒》里看到陳餘問的人名叫孔鮒，回答的人卻叫子魚。孔鮒的回答是：“不必為我擔心，我沒事。我搞的是無用之學，所以了解我的人只有少數好友。秦政府不是我的好友，不會知道我這裡有禁書的。我準備把書藏起來，等待後人訪求。等到訪求古書的人出現了，就意味着禍患已經消除了。”
交代幾句後話：孔鮒在有生之年真的等到了時代的轉機，那時候陳勝、吳廣揭竿而起，陳餘穿針引線，使孔鮒接受了陳勝的禮聘，在新政府做了博士官，但也陪着新政府一起死掉了。《史記·孔子世家》對孔鮒結局的記載是：“為陳涉博士，死於陳下。”
焚書事件就講到這裡了，新興的秦帝國還有很多大工程要做，我們下一講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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