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歷史上有技術而無科學？

為何歷史上有技術而無科學？

文：李慎之

按：1979年李慎之陪同鄧訪美。在飛機上有一段重要對話：

李慎之問鄧：“我們為什麼要這麼重視同美國的關係？”

鄧回答：“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起來了。”

如今中美關係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國更挾其“核心科技”之威，大打“卡脖子”之戰。

當下，如何突破“核心科技”成為全民熱議話題。作為承前啟後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對於“路徑依賴”問題有着極為深刻的洞察力，至今讀來依然令人警醒：

頃閱馮世則關於英國阿克頓勛爵說“權力腐蝕人”的文章，其中說到：

偉大的五四運動熱烈歡迎德賽二先生，於今七十餘年矣。認真想想，科學我以為我們一直是有的，包括傳統時期在內，雖然不如西方發達（若不，李約瑟的那部巨著從何寫起？）……民主在中國的技術文化中卻無蹤影……　

看後我不禁大吃一驚，為什麼“五四”先賢接着前人幾十年的探索才發現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缺陷，經他“認真想想”就輕易地推翻了一個。馮世則同志是我的朋友，因此我立即打電話給他，告訴他錯了。他不但從善如流，而且要我寫一篇文章來糾正他的誤斷。　　

為什麼說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科學？

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臘文化從文明發軔的所謂“軸心時代”開始就有科學與民主，其他如印度文化、中國文化，以及更古老的埃及文化，最古老的蘇美爾文化一概沒有。這已是世界史的常識。

▲古希臘數學家 畢達哥拉斯

李約瑟盛讚中國歷史上的技術發明（記得那篇文章特別提到了中國人發明了馬鐙，使人與馬聯為一體，對文明有偉大的意義），但是他的總結論是中國歷史上“有技術而無科學”。

為什麼說中國沒有科學？理由十分簡單：

第一，中國沒有按嚴格的邏輯推理髮展出一套科學理論繩繩相繼，日新又新；

第二，中國沒有發展出以數學作為各門科學的共同語言。　　

這話是使人一讀就能信服的。

在歐幾里得發明推理嚴密的幾何學之時，中國還只有占卜之書的《易經》，然而現在它卻被推為科學之祖的“元典”了。

▲歐幾里得與《幾何原本》

數學在中國當然也是自古就有的，舉一個例子來說罷，每一個木匠，要做一張圓桌，都懂得“徑一周三”。祖沖之推算出來的圓周率的精確度據說比歐洲人早了幾百年。

但是中國從來沒有幾何學。“算學”在中國曆來被認為是“絕學”，也就是沒法傳承的學問，往往是出了一位“天才”再過若干年又出一位“天才”，得其“不傳之秘”，或更進而發揚光大一下，然後又成“絕學”。

如此反反覆復，並無可以形諸文字的傳承體系。而這些我們今天承認之為“天才”的人，在歷朝歷代的聖君賢相、文人學士的眼中是根本沒有地位的，不過是“方技”或“術數”而已。　

中國歷史上有四大發明，近世以來方為世人，尤其中國人所艷稱。李約瑟更孜孜兀兀為我們中國人發現了許許多多領先於世界其他各國的發明，大長中國人的志氣。然而，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分不清，中國人的發明原來大多是技術，而很少是科學。　　

▲明代學者宋應星《天工開物》所記載的都是技術，而很少是科學

但是清末的先賢如梁啟超、嚴復是懂得這一點的，“五四”的先賢如陳獨秀、胡適是懂得這一點的。後者所以要大聲疾呼擁護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就是因為中國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化里並沒有這兩樣寶貝。　

他們舌蔽唇焦都想把這兩個判然有別的概念引進中國，開導中國人民，沒有知道中國人並不領情，“學術”一詞，此前幾千年始終分不清，此後八十年也還是分不清。

不但如此，中國還發明了“科技”一詞，到處流行，如“高科技”、“高新科技”等等，不一而足。合“科學”與“技術”而一之，實際上則是混同“科學”與“技術”而不分。　　

這樣的混同，害處是極大的，至少是真正的科學觀念輸入不了，真正的科學也就上不去。　

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吳大猷在《近數百年我國科學落後於西方的原因》一文中說：　　

●很不幸的，我們在現代創用了“科技”這個名詞。我們目前所注重的問題，二者的分別是重要的點。我們的探索如動機是求知，“求真理”，往往在無邊的領域，由一些構想出發，按邏輯，繼續不斷地推行，這是“科學”探索的要義。如有具體的問題，作有具體目標的探索，我們稱之為“技術性的研究”。每階段的研究，所需智力，無基本上的不同，但在探索的目標和探索的方法，則不同。　

●雖則科學發展結果，可能很大地改進我們的物質生活，但科學的探研者的主要原動力，多不是以物質的收穫為目標的。科學研究與技術研索的主要分別，乃前者是不為先定的目標所局限，而是無止境地為“求知”前進。

吳先生把中國人發明“科技”這個名詞認為是“很不幸的”，他的感慨是很深的。

▲吳大猷先生

我請教了可稱“日本通”的朋友，問他們在同屬於漢字文化圈的日本，有沒有“科技”這個詞，答覆是“沒有”，只有“科學”與“技術”兩個詞。

吳大猷先生也讀過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但他讀完後的感想卻與我們大多數人讀過以後“愛國主義油然而生”不同，而是“微感不安”。“蓋這些比較，或使一些國人有自傲自喜的依據，以為我民族的科技上長期超先於西方，只是近數百年落後於西方而已。”　　

吳先生接着再講科學與技術之不同。他所沒有說的是：中國學術從發軔之始起講的就是“求善之學”，一切都從“應然”出發，又歸結於“應然”，“實然”是不大考慮的；西方學術是“求真之學”一切都從“實然”出發，又驗證於“實然”。西方學術的原動力是所謂“求知的好奇心（intellectual curiosity）”。而中國學術的最高境界，從孔子所謂“堯舜其猶病諸的修己安人之道”，到宋儒所謂“胸次一片天理流行，更無一毫人慾之私”，都根本與“求知”不相干的。　　

本世紀初就已經有思想界的領袖人物分清什麼是科學，什麼是技術了。稍後於他們的國學大師、“古董先生”如王國維、陳寅恪就一直慨嘆於“中國人太講實用而無理論”。

不料“五四”以後不到八十年，也輸入了不少科學技術，人們就漸漸習以為常反而失去了當初曾有的正確的觀察、深刻的體會了。尤其是近二三十年，兩彈都上了天，高樓大廈拔地而起，電腦與大哥大隨處可見，中國儼然是“科技大國”了，卻很少人知道“科技大國”絕非“科學大國”。

我的印象是，在本世紀初，國人好不容易才分清楚了的科學與技術，到本世紀末反而又模糊起來了。

撫今追昔，我們所愧對“五四”先賢的是，我們在民主和科學兩方面都沒有達到他們對我們的期望。但是，我們也不必因此而有自卑的心理。因為雖然希臘文化在古代有其不可企及的輝煌，但繼承和發揚之者原來都是在文化上本來無甚根底的野蠻人，即構成今日所謂西洋人的主體的日爾曼人。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中國人要趕超西方並沒有什麼不可克服的困難，何況我們今天已有了一些科學的積累，所需要的只是徹底的覺悟與全民的共識。“知恥近乎勇”，最怕的是因無知而來的“自傲自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