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初，日本天皇差遣其弟秩父宮以特使身份來到東北，對溥儀“登極”表示祝賀，代表天皇向偽皇帝贈頒了大勛位菊花大綬章、向皇后贈頒勛一等寶冠章，並遞交了天皇的親筆信。溥儀受寵若驚，致電日本天皇“重表至高之謝意”。
為了進一拉攏溥儀，讓其對“日滿親善”進行躬親示範，為了把實行帝制後的偽滿政權，打扮得更像一個“獨立國家”，以蒙蔽國際輿論，1935年4月，關東軍安排溥儀以答謝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宮對溥儀即位的祝賀的名義，進行首次訪問日本。
溥儀這次訪問日本，日程事先都作了一定安排。時間是1935年4月6日至4月23日，所到地點有橫濱、東京、京都、奈良、大阪、神戶。隨行人員43員。為此，日本政府還組織了一個專門接待委員會，並且派遣軍艦前往大連港迎接。
1935年4月2日，溥儀一行從“新京”出發，經大連乘上日本天皇御用座艦比睿號，在白雲、從雲、薄雲3艘護衛艦的護航下，啟程前往日本。4月4日，經過日本九州西部海面時，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高橋三古統率70艘軍艦特來迎接”，實際是顯示一下日本海軍的實力。
整個艦隊向北齊駛，經歷了40分鐘，溥儀在甲板上觀看了日本海軍的“強大的陣容”對“所示威力深感驚異”。4月6日，溥儀乘艦駛入日本橫濱港秩父宮等專程到此迎接。在碼頭上檢閱了日本海軍陸戰隊後，秩父宮陪同溥儀乘專車前往東京。裕仁天皇親率王公貴族、內閣重臣到火車站迎接，場面相當隆重。
當天裕仁天皇還設宴招待溥儀一行。溥儀向天皇和皇后贈呈大勛位蘭花章頸飾和大勛位蘭花大綬章。第二天，溥儀拜訪了日本皇太后，並參拜了明治神宮和JG神社，親慰了那些在侵華戰爭斃命的日軍的亡靈。
4月9日，溥儀在裕仁天皇陪同下，檢閱了日本軍隊。他對陸軍大臣說:“日本軍隊訓練得宜，固無待論，而軍人精神之旺盛，尤足令人感服也。”同日，溥儀還在東京設宴招待了原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菱劉隆等侵略中國東北“有功”日本軍人。
4月13日，溥儀又到東京第一衛戍病院，慰問“那些侵略中國挨了打的傷兵傷官”，隨後再次拜訪了日本皇太后。在與皇太后一起在庭園散步時，每值上坡之際，溥儀都用手攙扶。並向皇太后獻媚說:“乞皇太后珍重玉體，是所禱望。”
24月15日，溥儀從東京出發，乘車去櫻花爛漫的京都。在京都遊覽了名勝古迹，出席了各界歡迎會、晚餐會，還特別召見了偽滿洲國前總務長官參議駒井德三。4月19日參觀古都奈良。4月21日經大阪，一路西進到達神戶。4月22日，遊覽了淡路島風光。4月23日，從神戶港再乘此睿號艦回“國”27日到達大連港，同日傍晚返回了“新京”。
溥儀首次訪問日本，認敵為友、賣國求榮、卑鄙無恥的表演，受到了全中國人民的唾罵。多少年後他自己也非常悔恨，說:“回想起來，我連一點中國人味也沒有了。”
溥儀訪問日本期間，日本政府按照對“友邦君主”的禮節接待了他，這都是為了實現關東軍策劃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即把偽政權打扮得更像一個“獨立國家”，籠絡溥儀宣揚“日滿親善”。因此，秩父宮代表日本天皇送別溥儀的歡送詞中強調:“務請皇帝陛下抱定日滿親善一定能做到的確實信念而回國。溥儀則表示:“我現在下決心一定要盡我的全力為日滿的永久親善而努力。”
關東軍對溥儀訪日的結果很滿意。如在關東軍司令部的一份機密報告書中曾這樣寫到：“滿洲國皇帝陛下此次訪問日本這隆重儀式，實屬東亞史上日滿關係中的一大盛典。特別是通過此次盛典促使滿洲國舉國上下急轉直下地增強親日的氣氛，真可認為是訪日之一大成果。”
為了進一步“增強親日的氣氛”，溥儀回到“新京”後，在關東軍的操縱下5月2日，發表了充滿諛詞的《回變訓民詔書》。溥儀在詔書中首先渲染了訪日受到的“禮遇”並表示“衷懷銘刻，殊不能忘”。接着便大肆誇耀日本的侵略“功績”，胡說:“深維我國建立，以達今茲，皆賴友邦之仗義儘力，以奠丕基。”最後宣稱:偽滿皇帝與日本天皇“精神如一體”，“氣同道合，依賴不渝”；偽滿“與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兩國永久之基礎，發揚東方道德之其義。則大局和平，人類福祉，必可致也”。
溥儀訪問日本與發表的詔書，中心是宣揚“日滿親善”“日滿一心一德”，其實質是愚弄東北人民，使之順從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統治。為了進一步愚弄和奴化東北人民，偽滿政權還把溥儀發表《迴鑾訓民詔書》的5月2日，定為“宣詔紀念日每年進行慶典活動，要求人們用中日文背頌詔書，偽政權還向偽滿各地發布“全國舉行國民慶祝大會”的行政命令，並動員偽滿各地的兒童、學生以及其他民眾舉行皇帝訪日紀念電影放映、講演會、持旗遊行等活動，“意在造成'日滿一德一心’的浩大聲勢”。溥儀也在偽官史集會上大講訪日感想，高唱“日滿親善”。
溥儀訪問日本受到的“隆重招待”不過是日本策劃的一場陰謀。溥儀卻昏昏然認為:“天皇與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滿洲國的地位，日本人對我，當如對其天皇者同。”其實主子就是主子，奴才就是奴才，溥儀根本無法改變其地位，關東軍安排溥儀訪問日本，就是讓他更加百依百順為其主子效力。
溥儀訪問日本後，覺察到關東軍對鄭孝胥不滿，故借重新組閣之機由自己提出了更換總理的建議。他提出“讓鄭退休”“總理之職可以由臧式毅繼任。”結果卻碰了釘子。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對溥儀說:“關東軍已考慮妥了合適的人選，皇帝不必操心，就是讓張景惠當總理大臣好了。”
以後，其他重要的人事安排，關東軍更是“先斬後奏”了。清末蒙古都統貴福之子，偽興安省省長凌升，曾在“九·一八”事變後為關東軍拼湊偽政權大肆活動，成為“建國元勛”之一。但在1936春的一次省長聯席會議上發牢騷，抱怨關東軍干預太多，不久便被關東軍以“勾結外國圖謀叛變”的罪名處以死刑。
凌升是溥儀的親家，凌升的兒子與溥儀的四妹訂了婚。溥儀想說情，關東軍司令官卻讓溥儀解除婚約，溥儀連忙照辦了。通過這幾件事，使溥儀逐漸明白了他仍然是關東軍的傀儡。此後，關東軍對他的嚴密控制，更使他“心驚肉跳”唯一的想法，就是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保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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