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介紹旅日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施存統。
施存統，又名施復亮，浙江金華人。中共早期活動家，最早的黨員之一，參與了上海、東京早期共產黨的組建。一生兼容多種思想：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與三民主義。思想的多樣性使其從無政府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亦使其脫離中共而成為倡導、實施中間路線的代表人物。反映了民主革命時期知識分子追求救國道路的曲折歷程。
1899年冬，施存統出生在浙江省金華市金東區葉村，一個由小康墜入貧困的家庭。他9歲時入私塾讀書，15歲轉入金華長山小學讀書，學習勤奮刻苦。施存統從小畏懼父親，在他不滿18歲的一個冬天下午，因為不小心打碎了泡菜罈子，不敢回家而離家出走，第二天跑到60里外的金華舅舅家，並要求留下。1917年在舅舅的資助下，施存統考取了位於杭州著名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在杭州讀書期間，施存統在新思潮的影響下，成長為思想激進的反孔鬥士。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風潮已經在西子湖畔激起迴響，一師成為浙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教師中就有陳望道、劉大白、李次九、夏丏尊等新派人物，時稱浙江新文化運動“四大金剛”。校長經亨頤辦學開明，主張思想自由。在一師，施存統受到各種新思想的蕩滌，開始閱讀進步書刊，特別是《新青年》雜誌。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施存統的母親因過度操勞又缺乏營養，患了眼疾，施存統借錢寄回家，讓母親看病，但父親捨不得花這錢，最後導致母親雙目失明。施存統在校接到母親病危通知，回家得知父親不給母親治病，理由是給快死的人看病是浪費，甚至還打了一頓在病床上的母親，致使母親含恨去世。施存統想，他愛他的母親，可是他父親虐待他的母親，他要對自己的母親盡孝，就要反對自己的父親，可是他對他的父親同樣要盡孝，所以又不能反對他的父親。於是施存統把自己思考的這些內容寫成了一篇題目為《非孝》的文章投給《浙江新潮》，在1919年11月發表。他在文章中猛烈抨擊封建倫理綱常，通篇洋溢着對封建舊傳統的反叛精神。施存統由此而蜚聲文壇，引起進步思想界的矚目。但文章被當局視為“洪水猛獸”，浙江督軍盧永祥稱《浙江新潮》“貽害秩序，破壞風俗”，要求政府查禁。此後事件發展至新舊兩派的對立，進而擴大為歷經兩個月的“浙江一師風潮”。到1920年，浙江當局下令解散一師，省公署於3月29日派出500餘名軍警包圍一師校園，企圖以武力解散學校，將學生押回原籍。杭州各校學生聞訊後，紛紛趕來聲援，雙方對峙到當晚10點，反動當局被迫撤退軍警，收回解散一師的成命。一師的鬥爭，得到全國各地各界和海外僑胞的聲援，梁啟超、蔡元培等也來電對浙江軍政當局迫害學生的行為予以譴責。最後省長齊耀珊只得辭職離開杭州，夏敬觀也離開省教育廳廳長職位。《浙江新潮》也被查封，一師校長被免職，陳望道、夏丏尊等新派教授被勒令離開學校，施存統和幾位參與辦刊的同學則被逐出杭州。
1920年4月，施存統和俞秀松到了上海，在上海停留時，找到浙江一師的老師沈玄廬，經沈玄廬介紹進了《星期評論》社工作。在這裡，施存統由俞秀松介紹，認識了戴季陶，又由戴季陶介紹認識了大名鼎鼎的陳獨秀，戴季陶和陳獨秀都很欣賞這個寫了《非孝》的勇敢的年輕人。1920年4月，維經斯基受俄共（布）遠東局的委派第一次來到中國。維經斯基抵達上海後，同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其成員有陳獨秀、施存統、俞秀松、楊明齋、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共8人，還由戴季陶負責起草了黨綱，施存統、俞秀松、沈玄廬參與了黨綱的討論和修改。1920年6月，陳獨秀、施存統、俞秀松、李漢俊、陳公培5人在上海老漁陽里2號陳獨秀寓所開會，決定成立共產黨，並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大家公推陳獨秀為負責人，共同起草了十幾條黨綱。那時，施存統和陳公培正準備出國留學，就各自抄了一份，準備帶到國外去。1920年6月30日，在戴季陶的資助下，施存統從上海乘船到日本學習。在日本東京，施存統經常與上海的陳獨秀、李達保持通信聯繫，商討建黨的有關問題。陳獨秀、李達還介紹施存統與在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讀書的周佛海聯繫，建立旅日中共早期組織，陳獨秀指定施存統為負責人。旅日中共早期組織剛剛成立時，發展緩慢，中共一大前，成員只有施存統與周佛海二人。當接到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李達、李漢俊寄來的信函，要求派代表參加中共一大時，他們兩人就互相推選對方擔任代表，因為當時正值暑期，周佛海準備回國，於是就決定由周佛海代表旅日中共早期組織出席中共一大。這一時期的施存統廣泛涉獵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日本共產主義研究者河上肇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特別是河上肇的一句話說：要想飛到天上去，只有發明了飛機才有可能，否則是空想。這讓施存統明白了要想達到理想社會，必須先有物質基礎，否則就是空想。施存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共產黨》月刊是當時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理論性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於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創刊，由李達擔任主編。施存統在《共產黨》《新青年》和《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等刊物上發表了《我們要怎麼樣干社會主義》《馬克思底共產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的應用》等文章，在這些文章中，施存統聯繫自己過去在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的實踐，發誓今後做一個從實際上下功夫的革命者。1921年1月和5月，他在《共產黨》月刊上發表了《我們為什麼主張共產主義？》《奪取政權》等文章，並在文章中認定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決心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甚至不惜犧牲生命。中共一大後旅日中共早期組織發展很快，成員發展到十多個人，小組成員多數是留學預備生，這其中包括彭湃。該小組的組長依然是施存統，小組開過兩三次會議。1921年8月，共產國際為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因為當時日本與蘇俄沒有邦交，所以就不能派蘇俄人去日本，共產國際派張太雷來到了東京，由施存統介紹與日本共產黨取得了聯繫。12月施存統因與日本共產黨交往被日本當局逮捕。1922年1月，施存統被日本驅逐出境，遣送回國。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1921年3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上海成立，施存統的同窗好友俞秀松任臨時書記。3月29日，俞秀松奉命赴蘇俄代表中國黨、團組織出席共產國際召開的有關會議，還負責接洽國內青年赴蘇俄留學，隨後青年團的工作陷於停頓。施存統回國後，受黨中央的委派，開始着手恢復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1922年5月5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當時北京、天津、太原、上海、湖北、湖南、廣東都有青年團的組織，並派代表出席了大會，大會上通過了團的綱領，選舉俞秀松、蔡和森、張太雷等為團中央委員，施存統當選為團中央書記。1922年底，團中央隨着黨中央由上海搬到北京，團中央住在北京東城南池子附近的小巷裡。此時全國已經有將近3000名團員，作為團中央書記的施存統長駐中央工作，還擔任團中央機關報《先驅》的主編，並親自為《先驅》撰寫評論文章。《先驅》從約稿、寫稿、編輯，到校對、跑印刷廠，也都由施存統一個人完成。當時青年團的經費很少，一開始施存統是不拿薪金的，只領取一部分稿費，最後每月只領30元生活費。當時，黨中央和團中央的關係非常密切，黨中央開會，施存統有時代表團中央出席；團中央開會時，陳獨秀也常來參加。1923年8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共30人左右，有湖北的林育南，北京的劉仁靜、鄧中夏，此外還有瞿秋白、惲代英等。因為施存統患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症，在會上他力辭團中央的一切職務，後經大會討論同意了施存統的請求，於是施存統離開了團中央。1923年秋，施存統來到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在上海大學，施存統擔任社會學系三門課程的教學工作。1924年10月，瞿秋白被反動當局通緝離校，社會學系主任一職就由施存統繼任。在上海大學，施存統的課講得十分成功，博得了大多數學生的青睞，也贏得了女學生鍾復光的芳心，兩人由相識到相戀，感情日益加深，施存統還專門雕刻了一枚“復光復亮”的圖章，為了表達對鍾復光的濃濃情意，施存統決定將自己的名字由施存統改為施復亮，為此還作打油詩一首：“復光復亮，宗旨一樣。攜手並肩，還怕哪樁？”1926年春天，鍾復光與施存統正式結為夫妻，育有一女二子，幼子就是人民音樂家施光南。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白色恐怖籠罩全國。施存統覺得前途無望，他既反對國民黨的屠殺政策，也不滿共產黨的暴動。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後，寫了《悲痛的自白》，刊登在1927年8月30日的《中央日報》副刊上，公開聲明脫離共產黨。施存統脫黨後潛心於三民主義思想的宣傳與研究，以造就“革命的國民黨”和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為宗旨，為求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目標。他曾幻想通過改造國民黨的做法，恢復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一度參加過國民黨的改組派，並與許德珩、陳公博相約：“不罵共產黨，只能幫共產黨”。但當時國民黨的日益腐敗和三民主義被任意曲解的混亂局面，不是他個人力量所能扭轉的，在極度失望之餘，他只好遠離政治，退居書齋，開始了將近十年的著述生涯。1929年至1936年，施存統編著了《資本論大綱》《蘇俄政治制度》等20餘種關於政治和經濟的理論著作。九一八的炮聲，讓已經回到書齋里的施存統再一次開始關心政治，他在北平公開演講，撰寫文章宣傳抗日救國，不少學生紛紛去他任教的民國大學，聽“左派教授施存統”演講。因為思想激進，施存統曾經是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欲逮捕的五大教授之一，因為學生提前報信，才得以逃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施存統被任命為勞動部副部長。1954年，施存統辭去勞動部的職務，擔任全國人大一、二、三屆常務委員，同時擔任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70年11月底，施存統逝世，享年7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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