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字旗與川軍塑像同框 川軍後人講述“父親送兒上戰場”背後的家國大義

封面新聞記者 楊博

一面白色旗幟正中，寫着斗大而蒼勁有力的“死”字，在“死”字的一旁，還有“國家興亡，匹夫有分”“傷時拭血，死後裹身”等激昂文字。

這面體現了川軍抗戰精神的死字旗，是抗戰時期，四川安縣（今安州區）的王者成親手寫給出川抗戰的兒子王建堂的。這面旗幟，是父親對兒子的囑託，也是川人對抗戰視死如歸的態度。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死”字旗傳承人，65歲的王烈勛將這面旗幟，帶到了川軍陣亡將士紀念碑前，這是川軍曾經出川誓師的地方，“既是祭奠川軍陣亡將士，也是希望更多人了解這背後的抗戰事迹”。

奔赴前線 父親送兒一面“死”字旗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在四川安縣曲山場（今北川羌族自治縣曲山鎮），25歲的愛國青年王建堂放棄了原本私塾先生的職業，聯繫同鄉、同學等熱血愛國青年，自發組織了一支100多人的抗日隊伍，取名“川西北青年請纓殺敵隊”，並向安縣政府申請出川抗日。

1937年冬，安縣社會各界人士在縣城的“大安遊藝場”（今安昌公園）召開出征大會，為“川西北青年請纓殺敵隊”送行。

在隊伍即將出發之際，王建堂的父親王者成送來了一個包裹。打開，是一面長約5尺、寬約4尺，且寫有一個大大“死”字的白旗。

王烈勛帶着“死”字旗來到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

死字的右邊寫有：“我不願你在我近前盡孝；只願你在民族分上盡忠。”左邊寫有：“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王烈勛回憶，當時50多歲的爺爺知道大伯要上線前後，他感到非常自豪，非常支持，但想到上了戰場後可能會犧牲，再也不會回來了，生離死別之際，便親手寫了這面旗幟作為出征禮物。

“看到這面旗幟後，現場的人們情緒非常激動，有感動的哭聲，有壯行的呼聲，也有人大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王烈勛說，他聽當年在現場的長輩們說，所有人咬緊牙關，將緊握的拳頭高舉過雙肩，用腳狠狠跺着大地，無法用語言來表達激憤之情，“整個場面十分悲壯”。

參加抗戰 帶着旗幟歷經多次作戰

出征後，王建堂一行步行至重慶，經過三個月訓練後，編入第二十九集團軍野戰補充二團，於1938年初春東出四川，奔赴抗日前線。

王建堂從軍後，在第二十九集團軍四十四軍中，先後擔任排長、副官、連長、司令部參謀、副營長等職，並多次擔任敢死隊長。他隨部隊轉戰在湖北、湖南一帶。先後參加了武漢會戰、隨棗會戰、大洪山保衛戰、常德會戰、長沙會戰、鄂西會戰等大小戰役數十次，負傷四次，多次立功受勛。

王烈勛介紹，這面“死”字旗王建堂一直隨身攜帶，他自己或者戰友負傷後，就撕下一塊包紮止血，最後用完了，“1949年底，伯父回到了家鄉”。

傳承抗戰精神 捐贈多面手寫“死”字旗

“20世紀80年代初期，全國各地興起修地方志，我爺爺和伯父的故事被縣誌辦作為重點寫進去。”王烈勛介紹，1987年，王建堂在北川文化館的一面辦公桌上，親手書寫，複製“死”字旗。“我當時是館裡的職工，伯父寫的時候我就在現場，他當時一氣呵成，沒有任何塗改，就寫好了，這面旗幟也就陳列在館裡。”

遺憾的是，這面旗幟在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被埋了。

“這面旗幟是我們家的根，是川軍的魂，也是屬於國家、民族的，作為後人，我有責任去承擔傳承的責任。”王烈勛介紹，此前很多地方複製的“死”字旗跟原件有一定差距，布料、大小都不一樣。

2018年，王烈勛找到了和爺爺書寫“死”字旗一樣的布料，“我是學美術的，有一定書法基礎，而且我的字體和伯父的很像，我就照着當年伯父寫的臨摹了10多面，無償捐獻給多家紀念館、博物館。”

他說，“傳承歷史、銘記先烈，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未來會一代接一代地講述‘死’字旗的故事，將抗戰精神一直傳承下去。”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