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眼皮底下的短暫繁榮：溫州港如何成為抗戰時的“物資生命線”

歷史上，溫州數次的大發展都與中原戰亂有關。或者因為政權割據，失去中原千里沃野的王朝被迫加強海上貿易，來增加實力，如東吳。或者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擠壓，失去中原腹地後，被迫南移，如南宋。

因此，每當中原腹地的農民在遭受戰亂時，溫州總會迎來他的快速發展。在抗戰期間，溫州也迎來了短暫的繁榮。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7月北平淪陷，11月上海失守，12月南京、杭州相繼陷落，浙江省政府被迫南遷至浙南山區。

隨着沿海港口城市相繼被日軍攻陷，日軍開始封鎖中國沿海，禁止中國籍船隻行駛。

抗戰的初期，日本並沒有對英美列強宣戰，因此，日軍封鎖中國沿海時，並沒有禁止懸掛外國國旗的輪船航行。

溫州這座港口城市，在1876年煙台條約簽訂之後，宜昌、蕪湖、溫州、北海被列為通商口岸，溫州從此迎來了懸掛外國國旗的外國輪船。因此，這些進進出出溫州港懸掛外國國旗的輪船在抗戰初期並沒有引起日軍的注意。

當溫州商人發現日軍通常不會盤查懸掛外國國旗的商船，於是敢於冒險溫州商人嘗試用外籍輪船運輸緊缺物資到溫州。漸漸地，溫州港的海運貿易開始活躍起來，到1939年，日軍轟炸溫州港之前，30多家外國輪船公司的70多艘外籍貨輪來往溫州港，開通了上海，寧波、泉州、廣州、香港等多條航線。

不僅如此，溫州的輪船公司也想盡辦法利用外國洋行進行偽裝，或者代為經營，或者改船名，僱傭外籍船長、懸掛外國國旗等方法改頭換面，躲避日軍盤查。

抗戰爆發以後，內陸各省的交通被切斷，尤其是廣九鐵路停駛之後，運往湖南、廣西、湖北的物資改由溫州、寧波等地運往浙贛線。交通部開闢了漢口至溫州的水路聯運專線，貨物經過火車、汽車、輪船多次輾轉才能運抵溫州。

航運的暢通不僅帶來了物資，更是引來了商貿的繁榮。溫州迅速成為大後方聯繫淪陷區的重要口岸，被稱為“小上海”。由於當時的淪陷區和國統區間物資價格差距較大，溫州商人冒險前往淪陷區開拓業務，當時的溫州人把與淪陷區的貿易往來稱為“搶火門”，表示這門生意雖然燙手，也很容易脫手。獲利豐厚的生意吸引大批溫州商人前赴後繼。

1938年7月，新四軍也在溫州市縣前頭成立駐溫州採購辦事處，不僅採購大量的軍需物資，還接受愛國華僑捐贈的藥品。

1939年後，溫州港的繁榮引起了日軍的注意，聲稱將封鎖甌江，外籍輪船紛紛撤離。抗戰期間，溫州經歷了三次淪陷。

抗戰結束前夕，盟軍認為“溫州乃華東沿海之軍事戰略要點”，在溫州文成玉壺設立的中美合作第八所，為盟軍登陸東南沿海做準備。

內戰爆發後，國民黨撤退台灣，依然盤踞溫州沿海各個島嶼，溫州人因此戲稱在50年代是台作戰的火線，60年代是對台作戰的前線。溫州港口的建設和發展也進入了停滯期。

雖然改革開放後，溫州成為第一批十四個對外開放的沿海城市，但是國家對溫州港口的建設強度遠低於寧波，孤懸海外的台灣島就像一道鎖鏈制約溫州港的發展。

在抗戰初期，溫州這段短暫的繁榮史，既是溫州商人冒險精神的見證，也折射出近代中國沿海港口在戰亂中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