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韋國清建議柳州當廣西省會，毛主席：那首都得遷到蘭州？

“主席敢吃蛇羹嗎？”1958年1月6日南寧明園飯店里，韋國清端着青瓷湯盅，眼神裡帶着兩廣人特有的狡黠。毛澤東用筷子撥開盅蓋，蒸騰的熱氣裹着異香撲面而來：“嶺南人敢吃的東西，我們有什麼不敢？”這段對話發生在南寧會議前夕，看似閑聊的試探背後，實則暗藏着一個改變廣西命運的重大提議——省會搬遷之爭。正是這場看似平常的宴請，讓韋國清將醞釀三年的“柳州省會論”擺上了決策檯面。

剛脫下將星領章的韋國清，此刻坐在省長的位置上如坐針氈。擺在他面前的是個燙手山芋：廣西全省工業總產值僅佔全國0.7%，輕工業產品自給率不足三成。這個壯族漢子在越南戰場能調兵遣將，面對積貧積弱的故土卻犯了難。轉機出現在1957年秋，當他在柳州鋼鐵廠視察時，工人們用壯語唱起《劉三姐》調子的勞動號子，讓他突然意識到——柳州這個鐵路樞紐，或許是撬動八桂大地的支點。

陳丕顯接到老戰友的求援信時，正在外灘的辦公室里處理上海工業轉移的難題。信箋上的字跡力透紙背：“柳州有湘桂黔鐵路交匯，邕江直通珠三角，若能在此布局工業……”這位華東局書記當即拍板，將上海三十七家輕紡企業整建制搬遷。從江南造船廠拆下的紡織機零件，沿着新開通的黔桂鐵路運抵柳州時，搬運工發現木箱上竟用粉筆寫着“支援韋司令”——這是上海工人對這位前第三野戰軍參謀長的特殊敬意。

南寧會議桌上的地圖鋪開時，毛澤東的煙灰在柳州位置燙出個焦痕。韋國清指着縱橫交錯的鐵路線：“柳州到貴陽只需十小時，到廣州朝發夕至。”彭德懷湊近細看，突然插話：“當年四野打白崇禧，柳州確實是個咽喉要地。”但毛澤東的目光始終停留在北回歸線以南：“若說地理中心，蘭州才是中國的肚臍眼嘛！”這句玩笑般的回應，讓在場眾人聽出了弦外之音——首都要兼顧戰略縱深，省會同樣需要政治考量。

有意思的是，這場爭論意外催生了廣西大學的復建。當韋國清提到“八桂子弟求學要跨省”時，周恩來正在筆記本上勾畫“兩彈一星”人才布局。他忽然抬頭：“馬君武先生若在世，定要罵我們耽誤了壯鄉子弟。”三個月後，重建的廣西大學在南寧西郊破土動工，韋國清親自帶着學生夯土築基。開學典禮上，他指着遠處未完工的教學樓說：“樓沒封頂不要緊，學問要封頂可不行！”

不得不提的是，這位省長對親眷近乎苛刻的約束。他的四弟複員時，帶着軍功章上門求職，韋國清卻塞給他一包稻種：“柳州化肥廠正缺試驗田，你比我會種地。”這種“捨近求遠”的作風，反而讓他在壯鄉獲得“勒俏波”（壯語：鐵面頭人）的稱號。某次基層考察，老農認出他後，硬塞過來兩個煮紅薯：“拿去！給你弟弟的，他種的水稻讓我們多收了三成！”

當柳州鋼鐵廠第一爐鋼水噴涌而出時，韋國清正坐在北上的列車上。車窗外的喀斯特峰林在暮色中宛如千軍列陣，他忽然想起毛澤東在南寧說的那句話：“柳州是塊好鋼，但南寧才是淬火的池子。”歷史證明這種布局的深意——既保住首府的政治功能，又讓柳州專註工業突圍。這種“雙核驅動”的模式，在六十年後的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中依然發揮着獨特作用。

如今的柳州街頭，還能在柳鋼退休工人活動中心聽到這樣的議論：“當年要是真遷了省會，咱們廠門口怕是早就堵滿小轎車了。”但更多明白人會笑着擺擺手：“真要搬了機關，哪來地方給咱們蓋廠房？”這種樸素的認知，恰與當年毛澤東“各安其位”的戰略眼光形成奇妙呼應。從上海遷來的紡織機仍在運轉，只是操作工換成了第三代壯家女，她們織出的壯錦圖案里，藏着半個世紀前那次命運轉折的經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