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珠江畔,一群熱血青年在黃埔軍校的操場上高唱校歌,他們中有一人永遠定格在歷史長卷的特殊位置——他是黃埔一期唯一被除名的學生,是蔣介石三次暗殺未遂的“眼中釘”,更是用生命在西北大地播撒革命火種的播種者。當同窗們還在學習軍事操典時,他已在與校長的正面對峙中,揭開了一場貫穿二十年的生死較量。
黃埔決裂:民主原則與強權意志的初次交鋒
1924年9月的某個清晨,黃埔軍校校長室里傳出激烈的爭執。蔣介石將一紙報告重重拍在桌上:“你這是要動搖黨國根基!”站在對面的青年軍官昂首答道:“革命軍隊若不能民主推選組長,與舊軍閥何異?”
這個場景定格了宣俠父人生的重要轉折。這個從浙江諸暨走出來的書生,在入學考試中名列前茅,卻在開學僅月余時,因反對蔣介石直接任命黨小組長而遭囚禁。時任軍校總教官何應欽曾回憶:“蔣校長給過他三次台階,只要寫個悔過書就能復學。”但宣俠父在禁閉室里寫下的是:“革命者當為真理低頭,而非向強權屈膝。”
三日後,黃埔一期花名冊上永遠划去了宣俠父的名字。這個看似衝動的決定,實則埋藏着更深層的矛盾——當蔣介石試圖將軍校變為個人勢力培養皿時,宣俠父堅守的組織原則恰似一柄刺破虛妄的利劍。時任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後來評價:“他失去的是一張畢業證書,贏得的是一代革命者的風骨。”
西北星火:在軍閥縫隙中構築紅色堡壘
被除名後的宣俠父並未消沉,反而在李大釗指引下,以國民黨左派身份打入馮玉祥西北軍。1925年深秋,他牽着駱駝穿越河西走廊,在甘肅臨夏建立中共特別支部,這是中國共產黨在甘肅最早的黨組織。當地牧民至今傳頌着“宣特派員”的故事:他身着藏袍學說藏語,用酥油茶換來了土司對紅軍的支持。
在馮玉祥“五原誓師”整軍期間,宣俠父創造性地提出“兵運三原則”:不拿百姓一針一線,不佔群眾一間房,不吃民眾一頓飯。這些規定比後來紅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雛形還要早兩年。馮部將領吉鴻昌曾感慨:“聽俠父講一堂政治課,勝過讀十年兵書。”
抗日烽煙:長城腳下的血色戰旗
1933年5月,多倫城外炮火連天。宣俠父率領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騎兵師,在零下三十度的嚴寒中發起突襲。日軍戰報記載:“支-那軍中有個穿灰布衫的指揮官,騎馬沖在最前,其部眾皆高呼‘還我河山’。”此役收復康保、沽源、多倫三城,創下“九一八”以來中國軍隊首次收復失地的壯舉。
正當捷報頻傳之際,南京政府卻以“破壞國策”為由斷絕對同盟軍的補給。宣俠父在軍事會議上拍案而起:“今日割察哈爾,明日割熱河,試問中國還有幾省可割?”這段發言後來被整理成《告全國同胞書》,通過地下渠道傳遍華北,極大鼓舞了抗日民心。
最後博弈:西安城頭的生死暗戰
1937年深冬的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宣俠父與蔣鼎文的會面充滿戲劇性。這位國民黨西安行營主任既是他的諸暨同鄉,又是昔日黃埔教官。酒過三巡,蔣鼎文掏出手令:“只要簽個字,中將參議的位置就是你的。”宣俠父笑着推回委任狀:“蔣主任可知?你桌上擺着紹興黃酒,我心裡裝着四萬萬同胞。”
拒絕招安的代價是致命的。1938年7月31日黃昏,宣俠父在返家途中遭特務綁架,屍體被投入西安新城大樓的枯井。特務佟榮功在1951年的供詞中透露細節:“宣先生臨刑前說‘你們可以消滅我的肉體,但消滅不了真理’,這話讓行刑的手下都發抖。”
歷史迴響:永不熄滅的理想之光
在宣俠父犧牲12年後,第一野戰軍攻入蘭州。彭德懷特意尋訪當年中共甘肅特支舊址,在斑駁的土牆上看見用木炭書寫的標語殘跡——“為有犧牲多壯志”。這位鐵血元帥駐足良久,對隨行人員說:“西北解放的道路,是宣俠父這樣的先驅用生命鋪就的。”
1997年,諸暨宣俠父故居修繕開放,人們在他的書桌抽屜里發現泛黃的筆記本,首頁寫着1924年秋被黃埔除名當天的日記:“今日失去軍籍,卻獲得了真正的戰士身份。”這種超越個人得失的革命胸懷,或許正是他在歷史長河中始終熠熠生輝的根源。
【參考資料】
《宣俠父傳》(中共黨史出版社)
《西北遠征記》(宣俠父著,文史資料出版社)
《馮玉祥與中國共產黨》(中央文獻出版社)
《黃埔軍校史料彙編》(廣東人民出版社)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
《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著,江蘇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