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明清都說要“以儒治國”，為什麼元朝的蒙古人要徹底拋棄它

前言

中國歷史上,儒家思想一直被視為治國之道的核心。

宋朝、金朝、明朝和清朝這些漢族政權無不高舉"以儒治國"的旗幟，然而,當蒙古人東征中原,建立了元朝的時候,他們卻徹底拋棄了儒學這一華夏文化的精髓。

作為一個游牧民族,蒙古人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呢？

君臣之間的約定

契約是封建性君臣關係確立的重要標誌。華夏的封建君臣關係是通過“策名委質”來實現的君臣之間以錫命、策命、盟誓等形式申述各自的權利義務。

如重耳與狐毛、狐偃存在甥舅關係作為君臣則是通過契約來確立政治效忠關係。草原上的君臣關係確立也需要契約化的禮儀形式《蒙古秘史》記錄了許多這樣的誓言。

由於游牧的高流動性，封建制的屬人主義較中原更甚，草原各部族也存在類似春秋各國的制度競爭局面。

成吉思汗崛起的根本原因是更好地履行了封建義務，這從對手札木合的評論中也可看出端倪:

“你有能幹的弟弟們，你的友伴皆為英豪，你有七十三個戰馬(般的豪傑)，因此我被安答你所打敗。”

成吉思汗之德，本質是“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的合眾能力。

草原上流傳着“鐵木真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的說法，成吉思汗依靠“智囊集團”“那可兒集團”不斷壯大而取勝，這與文王受命“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大有相通之處。

文王“封建親戚，以藩屏周”，成吉思汗的分封亦類乎此。晚清蒙古族儒者尹湛納希從封建制角度評價成吉思汗在華夏治道上的意義。

每個朝代的國家都遵循古代秦始皇號令天下的法典，只有大元朝太祖皇帝一人沒有這樣做。他把近親功臣封為四色五方，各封汗王，這豈不明明是效仿堯舜禹湯文武之舉嗎?

草原與華夏共同的封建政治文化是蒙古民族(也包括一般意義上的北方民族)能夠接受儒學的重要基礎。

天命觀念

天命思想是儒家最重要的觀念範疇之一，也是華夏政治秩序的根基。在蒙古族傳統哲學觀念中，“天”或“長生天”(了MengkeTengeri)同樣是最高的統攝力量。南宋使者彭大雅記錄蒙古族風俗時寫道:

其常談必曰:托着長生天底氣力,皇帝底福蔭。彼所欲為之事,則曰:天教恁地。人所已為之事.則曰:天識者。無一事不歸之天，自秘主至其民無不然。

漢文古代典籍中，“騰格里”一詞最早出於匈奴，寫為“撐犁”,《漢書·匈奴傳》載“匈奴謂天為撐犁”。“薩滿式的文明是中國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個特徵”，作為華夏主流政治文化的儒家起點也正是基於薩滿教。而蒙古語中，薩滿被稱為“博額”(。薩滿教背景下巫權與治權緊

密相關。“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一點在中原和草原幾乎相同。在華夏，王權是通過“絕地天通”割斷了巫權與天意的溝通，“絕地天通”遂成為華夏政治秩序變革的標誌性事件，其本質是提升治理的理性程度和公共屬性。

“絕地天通”之後，忠信倫理凝成的文明共同體才有可能被維繫。有時王權與祭司合為一體，所謂“作之君、作之師”:有時二者又由不同的人物承擔，所謂政統與道統之相分。

成吉思汗在憂患中長大，很早就顯示出與騰格里感通的能力。被三姓蔑兒乞人突襲並搶走新婚妻子，是青年鐵木真最大的挫敗。

《秘史》103節詳細記載鐵木真反覆呢喃“合勒敦·不兒罕山，庇護了我蝶蟻之命”，並且面對太陽，手托帽子，腰帶掛於頸上，九次跪拜、灑奠而祝禱。

他毫不掩飾自己“驚懼惶恐已極”的情緒，立下“每天早晨要條祀，每天都要祝禱”的誓言。成吉思汗認為得到不兒罕山的“庇佑”而首次明確了天道信仰。

在與札木合、王罕聯合擊敗了蔑兒乞人後，成吉思汗明白表示復仇的成功是“靠天地給增添力量，被有威勢的蒼天所眷顧，被母親大地所顧及”。

處決通天巫闊闊出，是草原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其意義近似於中原的“絕地天通”。闊闊出是被成吉思汗呼為“蒙力克父親”的第四子，蒙古人把他稱做帖卜一騰格里。

他慣於揭示玄機，預言未來的事情，並且常說:“神在和我談話，我在天上巡遊!”他經常來對成吉思汗說:“神命你為普世的君主!”他還將“成吉思汗”的稱號授予他，[並且]說道:“神降旨說:你的名字必須如此!”

闊闊出是薩滿們的領袖，對成吉思汗受命有極重大的擁戴之功。但他很驕橫，竟然代天宣稱成吉思汗和其弟哈薩爾“輪流坐莊”，挑唆成吉思汗對哈薩爾下手。

在正妻李兒帖的苦諫之下成吉思汗才蟠然悔悟，令幼弟帖木格將闊闊出處死。這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政治鬥爭，它標誌着草原上的秩序由“巫汗共主”轉換到了汗權獨大、大汗可以獨立解釋天意的階段。

自此之後，固然再無人敢於挑戰至高無上的汗權，薩滿代天言事的神秘性也轉而為富有道德理性的札撒、必力克處決闊闊出亦意味着對血親倫理的維護。

除“絕地天通”外，華夏的天命觀還經歷了從“命定論”到“命正論”的轉換。

認知的轉換與不同

周人以小邦而兼大國,產生了一種“憂患意識”,體現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等一系列具有道德理性的觀念室韋、蒙古部落原先作為草原上的一個小部族,其崛起亦是以小邦而兼大國:鐵木真幼時飽經風霜,自然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他非常強調意志力在命運中的巨大作用。

其著名的教子訓誠有言:“不要因路遠而躊躇，只要走就必達到:不要因擔重而畏縮，只要扛就必舉起。體力堅強只能戰勝獨夫意志堅強才能戰勝萬眾。”

在大量的必力克中，成吉思汗反覆強調意志品質的重要性，這些訓示令人想到《中庸》“力行近乎仁”、孔子陳蔡絕糧而“弦歌不衰”、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等關於意志品質的論述。

而在目睹草原上部族紛爭、百姓流離失所的苦難後，成吉思汗產生了追求良政善治的願望:“苛政若是臨到頭上，那將要比猛犬還壞。”窩闊台即位後反覆申說:“朕的父親成吉思汗辛苦建立了國家,因此不能讓百姓受苦,要讓他們安安頓頓地享受幸福。”

在華夏方面,經過殷周鼎革,周人講的“德”也主要體現為仁民愛物之治道指向。草原上這種由“命定論”到“命正論”的轉換，“以誠配天”思想的出現，也是在成吉思汗手中完成的。

華夏天命觀引出了具有強烈政治和治理指向的“道”的概念。

董子言“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宋儒趙普謂“道理最大”。《秘史》中“約孫”一詞出現了38次，可蒙古族僅次於“騰格里”地位的重要政治哲學概念。

《秘史》中成吉思汗用“大道理”一詞凡兩見，一次是讚揚納牙阿不背棄正主，另次是讚揚失吉忽突忽拒絕私相授受而“識大體”，皆關乎治道之根本。

對比發現，蒙漢天命觀有廣泛的共通之處。它們都起於薩滿教萬物有靈的文化背景，經過“絕地天通”的理性化進程，經歷由“命定論”到“命正論”的轉換，開出一種以政治和道德理性主義為主、追求良治善政的尚道精神。

此下一系列倫理道德觀念皆由相近的天命觀念引出。此外這時的蒙古族已開始接觸基督教和伊斯蘭數文明，成吉思汗對於不同宗教是經過一番選擇的，在對摩西、耶穌和穆罕默德的教義進行長期對比之後，最終仍然選擇了長生天的信仰。

在多元文化的激蕩下還能保持東方式的文化自覺是很不容易的。

總的來說，蒙古族在接觸漢文化之前，特別是通過成吉思汗這一“聖王”的提撕，已經相對獨立地發展出“准儒家”的觀念品格，這是蒙古族儒學接受最重要的思想基礎。

草原與中原天命觀念有無不同?華夏文明中的天是“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不因為任何特殊原因親昵於某個特定族群或個人，人必須“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幸懷多福”。

天的意志有十分精微、難於把握的一面，一旦失去小心謹慎的態度就很容易失去天的眷顧。天甚至不惜懲罰降災，打擊不遵守天命的統治者。

在草原方面，雖然成吉思汗也曾飽經憂患，但長生天對他的護佑顯然更加寬仁。因此，成吉思汗對長生天是感恩多於敬畏，悅服多於懼服。

他在感謝上天的必力克中宣稱:“你使大地之上，除了我自己的社稷別無其他國家,在我之上不叫再有其他權力。”成吉思汗很少提到“天罰”的一面。直到和儒道文化接觸以後,中原人士大力向成吉思汗宜導“天罰”觀點，但天罰的觀念在有元一朝始終不甚彰顯。

儒家提倡的敬天理念，是要求統治者以戒懼的態度對待上天，保守祖宗成法，不要妄為折騰而殘虐人民。

但因襲日久，無力抵禦游牧民族襲擾也成為農耕文明擺脫不掉的印記。

在法家權力理性高度成熟之後,以戒懼的態度對待上天是否一定轉而以寬仁對待部屬與人民,也成問題。

相反，草原統治者相對積極的天命觀也可能轉而成為一種對待人民時的自信態度，因而並不限制公共輿論的批評嘲諷，不對人民自由生產經營加以過多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