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法的勝利：荊軻刺秦與程序正義的思考

荊軻刺秦王的故事，歷來為人津津樂道。那場生死瞬間，荊軻拔劍刺向秦王，而秦王倉皇逃跑，侍衛卻未能立即上前救援。歷史上的這一幕令人費解，尤其是當初上學時讀到這一段，我曾認為秦國的侍衛迂腐不堪，甚至覺得秦法過於僵化。為何侍衛眼睜睜看着荊軻追殺秦王，卻因“非有詔不得上”而無動於衷？他們是為了遵守一條死板的法律，而甘願看着自己的君王陷入險境嗎？

當時，我的理解停留在結果層面，認為只要能救下秦王，任何行為都應當被寬恕和嘉獎。然而，參加工作之後，我開始學習和熟悉法律，再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細節時，才意識到其中的複雜性。這不足百字的情節，表面之下蘊藏着比想象中更深的法治理念。原來，這並不是單純的侍衛無能或秦法僵化的問題，而是程序正義與結果正義之間的張力。

秦法為何如此嚴格，連拯救君王的行為都可能被判死罪？答案可以追溯到商鞅變法確立的兩大核心原則：“壹法原則”和“明刑原則”。前者強調舉國一法，任何人無論地位多高，都不得享有法外之恩；後者則強調功過不相抵，即便救了君王，若違反了法定程序，依然不能免除懲罰。這一原則從商鞅時代起便根植於秦國法律體系中，確保執法嚴格公正、不徇私情。

試想，如果當時侍衛不顧秦法的限制，持兵器衝上大殿刺殺荊軻，儘管他們救了秦王，但按照秦法，他們的命運依然難逃死刑。秦國的法律不允許在沒有詔令的情況下執兵上殿，哪怕動機再正當、結果再完美，都不能免除程序違法的事實。

有人可能會問，既然侍衛救了秦王，秦王是否會因感恩而赦免他們？事實上，這是不太可能的。在商鞅的《畫策》中，他明確指出：“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家的混亂源於有法不依，法律若不能被嚴格執行，國家便會滑向衰敗。商鞅變法的初衷就是確保法律的剛性和權威，防止君主或任何人以私情破壞法律的公正性。正因為如此，秦王自己也不敢隨意破壞秦法的原則，否則將動搖整個帝國的法治根基。

更重要的是，秦法不僅要求對違反法律的人嚴格懲罰，還對執法不力的官員進行更嚴厲的處置。在商鞅的法律體系中，執法官員若不行使王法，罪加一等，甚至可能連坐三族。這種對法律執行力的高要求，使得秦國的執法體系異常嚴密。侍衛們非常清楚，即使他們上前解救秦王，等待他們的也不會是獎賞，而是法律的無情懲罰。在這樣的法律氛圍下，他們寧願選擇旁觀，也不願冒着生命危險去違反秦法。

這種對法律的絕對敬畏，正是秦國成為一個強大帝國的基石。商鞅變法以來，秦國一直秉持“法外無恩”的原則，幾乎沒有任何例外。因此，秦法的威懾力不僅體現在士兵和官員的行為約束上，也體現在整個社會對法律的尊重和恐懼上。即使在秦王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法律的力量依然主導了整個局面。

回顧這一場驚心動魄的歷史時刻，我意識到，真正讓我震撼的不是荊軻的勇猛或秦王的狼狽，而是侍衛們內心的掙扎。他們急切地想要解救君王，卻被秦法束縛得不敢上前。在那一瞬間，展現的不是秦法的僵化，而是法律的勝利。即便身處生死存亡的時刻，法律仍然主導着所有人的行為，彰顯出古代秦國法治的嚴肅性和力量。

現代社會中，我們經常討論法治與人治的關係，但當我們回望秦國的歷史時，可以發現秦法的嚴格和無情正是其強盛的源泉。虎狼之師不過是秦法的產物，真正令人生畏的，是那套使每個人都敬畏的法律體系。這種無情的法治精神，在當時的燕國、齊國，甚至後來的漢唐都難以見到。

如果我們回到兩千多年前的那個場景，焦點不該是秦王倉皇逃竄的狼狽身影，也不應是荊軻捨命刺殺的英勇姿態。更值得關注的是侍衛們面對秦法時的內心掙扎與恐懼。在那一瞬間，呈現出來的不是秦法的僵硬，而是法律的權威和力量。曾經被認為殘暴的秦國，依靠這套冷酷無情的法律體系，不僅維持了國家的秩序，還展現了其對法治的高度重視，令兩千多年後的我們深感敬畏與唏噓。

當我們回顧這一段歷史，或許可以從中思考出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在程序正義和結果正義的博弈中，真正勝利的究竟是什麼？在秦國，答案顯然是程序正義。這種對法律的絕對遵從，正是秦國成為強大帝國的秘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