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步克｜《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札記》小序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札記》書影

我與同事合作，在北京大學開設一門公共課“中國傳統官僚政治制度”，把古代皇帝制度、法律制度、中央行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監察考課制度、軍事制度、選官制度、官學制度、俸祿制度、品位制度、王朝禮樂制度等，一樣一樣地講給學生聽。此外還有一門“中國古代官僚等級管理制度研究”，逐一講授歷代王朝的各種爵秩品階。多年來，兩門課程的內容一直在不斷打磨。師生交流時，若遇到了知識、方法和評價等問題，就會隨即對講稿作補充修訂。閱讀時發現了相關的資料，就隨時拷貝到講稿中來。某一論題上的資料積累，又引發繼續檢索的興趣，滾雪球似的不斷擴充。於是就想到，不妨把某些資料梳理編排，作為課下閱讀材料，提供給學生。

本書中的很多文章，最初就是這麼來的，所以其選題並不新穎，並非學術前沿；所提供的學術信息也僅限於視線所及，並沒有全面檢索、一網打盡；內容大多是陳述羅列，偶雜己見而已，視之為“課餘參考材料”比較好。雖然我行將告別教職，學習古代政治制度的學生卻綿綿不絕，這樣一份“課餘參考材料”，對學生也許有用。

在“政體類型”問題上，近年出現了若干彼此矛盾的看法。曾在一個討論會上，聽到一位學者評價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專制定義，說它有很多漏洞，隨即有聽眾提問，那為什麼孟氏的定義如此流行呢？我便順口插了一句：那是因為人類史上有那種政權，所以就需要一個概念來指稱它們。事後想來，自己的那句即興插話是可以繼續深化的——“中國專制主義”問題，不妨從“分類原理”的視角加以破解。隨即就利用既往積累，再做檢索，編寫了《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制主義”問題》一文。此文另闢蹊徑，從“分類便利”概念出發觀察“專制主義”，問題是這樣提出的：人類史上有一些政權，其國君可以獨攬大權，令萬民臣服，此種政權的分類命名將涉及哪些問題呢？怎麼樣才能實現“分類便利最大化”呢？

此文發表後，若干政治學者、思想史學者予以肯定。還聽到了一個讚揚，“閻老師邏輯好”。我寫作此文的動機之一，確實也是想在考證之餘再試試理論文章，打磨自己的邏輯能力。當然在各種回應中，也偶遇了方法論的隔閡。所以仍須說明，我所討論的不是“實然”（what it was），而是“應然”（ought to be），也可以說是“理想類型”（ideal type）。而且我覺得，辨識“專制政體”不能只看理論定義，更好的做法應是“兩路出擊”，一路是學人的理論定義，一路是現實中的“政體譜系”，也就是世界上哪些政權被時人視為“專制政體”。而清末朝野人士的腦海里，明明已有一套“政體譜系”了，如古希臘是民主制，古羅馬是共和制，後來變成了元首制，當今的美國、法國是民主共和制，英國、德國、日本是君主立憲制，奧斯曼、沙俄、大清三大帝國是君主專制，等等。所以在當時，清帝國在這個“譜系”中的位置，至為清晰，無人質疑。百年後忽而有人否認傳統政體之為“專制”了，這本身倒挺值得研究的。而晚清時人們還很單純， “專制”“共和”的區分是明快清晰的。

因篇幅關係，此文發表時有刪略。隨後我就刪略內容加以擴充增補，又編寫了一篇《“中國專制主義”問題續談》（發表時應命改為《中國傳統政體問題續談》，今恢復原題）。其大部分內容涉及孟德斯鳩。其所具體討論的，首先是我個人的一個心得，我認為，孟氏是從政治機構、政治勢力兩點來區分政體的。從政治機構上說，若實行三權分立，則國君難以專制；從政治勢力上說，若存在強大的“中間階層”，則國君難以專制。這個心得，也貫徹到拙著《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之中了，這部書就是圍繞政治制度、政治集團而展開敘述的。《續談》隨後討論了孟氏理論的兩點不足。一是因時代關係，孟氏無法預知“官僚制”的政體意義，因此他對此後官僚制的政體意義無所發明，而在當代政體研究中，“官僚統治”“官僚帝國”等概念已不可或缺。二是孟氏的“專制政體既無法律又無規章”這句話，雖然廣為人知，但不宜機械搬用，事實上專制政體是可以“既有法律又有規章”的，系統化的法律規章可以更有效地維護專制。自嬴秦始，中國皇帝一直都是“以法治國”的，也就是以系統化的法律規章為手段，來治理這片土地和這群臣民。

《家長主義與儒家的家國一體論》的寫作動機，是早先某個時候檢閱康德（immanuel kant）時觸發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云：“一個政權可以建立在對人民仁愛的原則上，像是父親對自己的孩子那樣，這就是父權政治”，“這樣一種政權乃是可能想象的最大的專制主義”。大家都知道，“愛民如子”、實行“仁政”，系中國文化推崇的最高政治境界，而在康德眼中，這卻是最大的專制主義。中西觀念之異，於是格外凸顯了。我以為以此深化學生的東西比較，效果想必不錯，就在課上把康德這段話提供給了學生，後來又花時間編成此文。此文從真實的家長制述起，進及作為政治理想的父權政治，隨後集中闡述了中國儒家的“家國忠孝一體論”，輔以中西對比。其中有兩節也許稍有新意：“家國一體論：父、母之間”一節，認為“為民父母”的重心在“母”不在“父”；“近代挑戰：‘子民’還是‘公民’”一節，論及“民主vs專制”理念上事涉“成人vs兒童”。

畢業留校後，我承擔了本系魏晉南北朝史的教學。這個歷史時期的民族衝突特別尖銳，胡化與漢化交織，最終南統於北，由北朝進入隋唐。在授課時，我是從南北兩方的政治集團、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幾個維度，綜合觀察南北朝政治走向的。而《北方部族武力如何影響華夏制度史：“南北朝”現象的一個政治學思考》一文，嘗試借用政治學方法，把次要因素盡量剔除，努力在繁多因果關係中，發現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核心機制。為此，此文揭舉“部族武力的體制化”概念，以期擊破九連環的關鍵一環，為中國史上異族政權強化專制官僚制的現象，增加一條解釋。

在這篇文章中，我的歷史觀也有所調整。回想當年，畢業任教後匆匆備課，講稿中的很多評述未經深思熟慮，承襲了很多流行認知。有一種久已有之的看法：搞歷史就是要研究“治亂興衰”。進一步便可能衍生出一種史觀：能強國的就好，否則就不好。拙著《波峰與波谷》系由任教之初的講稿改編而來，“治亂興衰”套路仍是比較濃厚的。回頭反省其對南北朝的敘述，容有抑南揚北之失（當然，這類敘述也很受了“新生的希望在北朝”“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之類論述的影響）。倒不是說“治亂興衰”的套路不好，那也算是一種可選擇的史觀吧。問題是我已另有所取了，簡單說來，就是越到晚年，越覺得應把文化、文明的評價尺度，置於“治亂興衰”之上。業師田餘慶也有“主流在北不在南”一語，不過那只是一個客觀陳述，田師的主觀評價尺度並不是“治亂興衰”——“真正有價值的歷史遺產，是江南廣闊的土地開發和精緻的文化創造，是北方普遍的民族進步和宏偉的民族融合”（《東晉門閥政治·後論》）。在《北方部族武力》這篇文章中，我多少開始調整史觀了，參照業師，嘗試中性化，把“馬上天下”，視為一種通過軍事活動、軍事組織、軍事集團來振作專制官僚制的特定機制，而把“部族武力的體制化”視為“馬上天下”的一種特殊形式，那體制有如一隻巨大的“利維坦”，它是以“暴力”為養料，而強壯起來的。

今年，也就是2023年春夏，偶見互聯網上圍繞“牽連制度”發生了爭論，質疑“牽連制度”的學者被一些網民指責“論證過程純西化”。為此我寫了一篇《周秦漢連坐制與東西文化衝突》，指出“無罪不罰”“罪責自負”思想並非西方所獨有，早在中華文明初曙之時，周族已萌生了“罪人不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的主張，而連坐制興盛於西方的秦國。連坐制上的周秦之異，在春秋以降就成了東西之別——“東西”分指關東社會與關西的秦政權——及儒法之爭。至清末法律改革，“近代西方文明的‘刑法止及一身’與中華古文明的‘罪人不孥’，並肩挽手、會師合流了”。此文約七千字。隨後改題《周秦漢的反連坐主張與東西文化衝突》，繼續對周秦漢之“反連坐”予以詳考，擴充到三萬字，首發於本書。

文章有意超出“治亂興亡”史觀，轉取“民本主義”“文化主義”立場，申述面對連坐制時，“秦人與東方士民的看法有異，統治者與讀書人的看法有別，法家與儒墨道迥然不同，國家主義者與民本主義者的態度，註定形同水火，至今猶然”。作此申述時，我視野中羅列着幾種不同價值觀：在啟蒙思想家看來，能最大限度保障每個人權利的制度就是最好的；法家是國家主義者，認定最能強國強軍、最便於管控編戶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孔子崇禮樂，這意味着最有利於繁榮文化、發展文明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孟子講民本，這意味着最尊重民意、最保障民生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各人會傾向哪一判斷尺度呢？為什麼傾向這個而不是那個呢？事關環境、職業、階級、利益等，甚至事關與生俱來的個人天性，比如說，權威人格與自由人格就會有不同抉擇，你喜歡什麼制度，很可能就是你人格的投射。

之所以站在“反連坐”一方，說到底，就是覺得這樣的主張更溫暖，更親近，更合於自己的性情。真是這樣的，不必拿“家國天下”的大道理來聒噪我。再度反思對南北朝的評價，捫心自問，假設身處那個時代，是選擇生活在南朝呢，還是選擇生活在北朝呢？這時候我發現，自己將選擇南朝，那裡有精緻優雅的文化氛圍，武人尚武鬥狠的“叢林”不是我的精神家園。既天性如此，且與生俱來、物性難奪，就應該讓一己的歷史評價適合一己心靈。作為讀書人，能夠自由思考、自由表達就最開心。統治者可以選擇最有利於他占有權力的制度，微渺如我，也有權利嚮往最讓我個人開心的制度，而且我確信每個人都有嚮往與選擇的權利。與田餘慶師把經濟開發、文化創造與民族融合看成歷史進步相似，一個意識越發明確了：我心中的人類歷史進步，最終是文化的進步、文明的進步。最終是文學、藝術、哲學、思想、科學、技術等文化成果，以及由此而來的自由、平等、友愛、和平、理性，讓人類遠離了弱肉強食的動物界，從而證明了自己是萬物之靈。在南北朝評價上，南朝比北朝更有文化；在連坐問題上，華夏古族的“罪人不孥”與近代西人的“罪責自負”，比搞株連的秦制更文明。

隨後的《揭示古代政治制度的“技術原理”：以“組織二重性”為例》《一般與個別：略談中外歷史的會通》兩篇，都是會議論文，也就是應景之作。以往在方法打磨、理論建構上略有心得，就拿那些心得去應付會議了。再後的《結構功能化的制度史研究的一個嘗試》，則是一篇應邀之作。受邀為《國學季刊》寫一篇“學術自述”，盛情難卻，只好應命。

自己早年有理工經歷，服兵役時學習過雷達技術，觀察思考歷史時便容易帶上“技術”眼光，不由自主地想發現結構、功能、機制什麼的。這三篇都涉及了個人的學術風格、思維方式，主要是對“技術原理”的偏好。我一向的寫作都帶有這個特點，儘力提煉歸納。比如把察舉制變遷，歸結為“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等因子的此起彼伏。敘述“士大夫政治”，把“士大夫”視作“學者＋官僚”二元角色，把“禮治”模式視為“君道”“父道”“師道”的三位一體。解析傳統服飾等級，擬制了“自然分類”“職事分類”“級別分等”“場合分等”等概念，以凸顯其歷代變遷。從章數、旒數、玉數的不同組合樣式，探討“六冕”禮制的興衰變異。近年考察酒爵與封爵的關係時，也是如此，從“稱謂原理”層面，揭示爵、觚、觶、角、散等“五爵”其實是一種“容量化器名”，分別系一二三四五升的容量之稱，一套史上絕無僅有的“容量化”酒器等級禮制，由此得見天日。

為《國學季刊》提供的那篇“學術自述”，主要敘述自己的爵秩品階研究。在這個課題上，我曾投入了很多時間。我利用“品位分等—職位分等”原理進行推演，對周以來三千年的品位結構變遷提出了一套新解，還嘗試超出歷史學，在“原理”層面進行建構，為解析人類社會中的品位現象提供一套概念工具。這些理論嘗試，匯聚在《中國古代官階制度引論》一書之中了。如果誰問我，你最滿意自己的哪一本書呢？我會說就是這一本。很多人都這麼想過吧：“寫這樣一本書，除了我，別人寫不出來。”這想法很誘人。我的很多考證，沒有我，總會有人走到那一點，而《中國古代官階制度引論》呢，沒有我就沒有這本書。我就是這麼認為的。在我之前的歷史學者，好像只有胡如雷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是以體系建構為目的的，他聲明“與一般單純的歷史著作有所不同，它是按照政治經濟學體系的要求建立起來的”。當然也知道，歷史學者對純粹的概念推演不會有太多興趣，社會科學工作者對爵秩品階那麼冷僻的知識，通常又所知無多，所以這書不會有多少讀者。不過沒關係，回味當年寫作時的興奮，回味“每一天的太陽都是新的”那種感覺，已足夠滿足了。

隨後的《古爵漫談：從爵本位到官本位》一篇，是為本系馬克垚先生賀壽之作。當時決定從手頭的講義中選擇一講，作為素材，完成此文。所選中的，是“中國古代官僚等級管理制度研究”這門課程中的“歷代封爵”一講。前面提到，我每門課的講稿都在不斷增添充實。雖然這一講只用於兩三小時的課程，但講稿已積累到五六萬字了。在這一講中：我期望對歷代爵制建立一套通貫性的認識。為此我構建了一個框架，從八九個視點觀察爵制的歷代變遷，再加以綜合。這篇賀壽之文，就是其部分內容的選摘。

最後一篇附錄《通識教育與歷史教學答問錄》，其部分內容涉及了我與合作的同事們在歷史教學上的努力，也許可以給新入職的歷史老師提供參考。我們的教學視頻已經上網，人們都看得到，播放量不算低。很多年前也曾聽到一個消息：北京某大學的高校青年教師培訓班，把某女教師的課歸結為“誇張型”，把我的課歸結為“呆板型”。我想我講課確實不夠抑揚頓挫，缺乏動作表情，語氣和姿態過於平淡單調了，算是弱點吧。我與同事的主要致力處，是以“思辨”的力量吸引聽眾，把體系、線索、評述、知識點用最富啟迪性的方式組織起來，呈現給聽眾。不久前，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古麗巍老師，對我們當年的課程有一番追憶：“似這樣體系完整、推進規律的本科課程是很少見到的。”蒙古麗巍老師之允，我把她的這段追憶附在本書之後，以追念當年為改進教學付出的努力。

《答問錄》的另一部分內容，是給歷史系新生的一些預備性知識。大致是就我所理解，闡述歷史學的意義、方法與特點，以及學歷史應先行具備的若干理念與意識。這些理念與意識，包括清晰區分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清晰區分評價、理論與實證，理解認知的多元性、理論的層次性、模式的工具性，等等。希望對初學者多少有些幫助。

以上十篇文章，一篇是新作，九篇是舊作。在整理舊作時，對當年的寫法時時生髮不滿，忍不住增刪修訂。拖了很久未能交稿，然而到年底了，雖仍不愜意，還是“今年事今年畢”為好，只能草草收兵。所以各篇舊作，有的改動較大，連標題也調整了，有些不及修訂，仍是原貌。

最大的問題，當然是新意有限了。環顧世界，因各族群、各地區、各文化系統的此起彼伏，在幾百年的近代化歷程之後，歷史似已開啟了一個新輪迴，這個世界需要新的思考了。而微渺如我，此時霧裡看花，且無可如何。

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