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回憶自己工作經歷時曾說：
“回想起新中國成立後在山西工作的這10多年的歷程，真是我一生中最幸運、最難忘的美好時光。”
陶魯笳1917年出生於江蘇常州，1936年在河北石家莊參加革命，1940年就調到了山西，先後擔任過昔陽、平定、和順三縣中共中心縣委書記、太行第二地委組織部部長、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委、太行第二地委組織部部長、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委。
至1953年6月，陶魯笳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兼山西省軍區政委。要知道當時的陶魯笳也不過才36歲，在全國範圍內，他是較為年輕的省委書記。
也就是說，從調山西工作再到1965年離開山西，陶魯笳在山西工作的時間長達二十多年，當然更讓陶魯笳難忘的是，他任山西省委書記期間，見過毛主席40多次。
在同毛主席交流期間，陶魯笳也慢慢的學習到了很多經驗，晚年時還寫了一本書《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以表達對毛主席的懷念之情。
一
陶魯笳晚年住院期間，曾接受記者採訪，儘管已經時隔多年，他仍然清楚的記得第一次見毛主席時的場景，以至於令在場的記者也忍不住感慨：
“病房裡，只要聽我們提起毛主席，陶老就不由自主豎起大拇指。他清楚記得1949年在香山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時，毛主席就教誨說“領導幹部要兼顧‘四面八方’”。”
領導幹部要兼顧“四面八方”，後來這個詞成為陶魯笳一生工作的準繩。
新中國成立後，陶魯笳出任山西省委書記，一個比較直觀的體會就是，山西是一個缺水的省份。
山西局限於地理環境，缺水是一個難題，更麻煩的是，有的年節乾旱，有的年節撈仔，老百姓苦不堪擾，陶魯笳很清楚，想要振興農業，就必須要興修水利。
毛主席在就建國初期，對農村工作看的很重，畢竟民以食為天，要是土地上生產不出糧食，全國人就會挨餓，這一點是他絕對不想看到的。
從1955年夏起，毛主席就開始強調加快農村合作化的步伐，並制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在制定綱要過程中，毛主席曾多次找陶魯笳談話，陶魯笳記得1955年7月26日，毛主席便提醒他：
“要接受蘇聯集體化的教訓，一定要增產，一定要增牛。”
1958年3月，中央在四川開工作會議，陶魯笳也出席了會議，並在會後接受了毛主席的問訊。
陶魯笳向毛主席直接陳述了山西缺水的困難，並提出了解決辦法：
“山西十年九旱，金木水火土，就是缺水，我們設想把黃河的水從內蒙古的清水河縣引到山西的桑乾河和汾河，解決缺水問題。”
毛主席聽了陶魯笳的彙報，也頗為贊同他的建議：
“我們不能只罵黃河百害，要利用它，改造它，黃河其實很有用，是一條天生的引水渠。”
兩人正談着話，毛主席突然問了一句：
“你們山西有個聞喜縣，你知道為什麼叫聞喜嗎？”
陶魯笳被毛主席問的一愣，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還是毛主席在一旁解釋：
“漢武帝乘船到了這裡，正好傳來漢朝軍隊在越南打了大勝仗的捷報，漢武帝一時高興，就給這個地方命名為聞喜。”
“喜者，捷報也！這個在《漢書》上也有明確記載，故事發生在漢武帝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
毛主席忍不住感慨：
“漢武帝那個時候就能乘坐樓船在汾河上行駛，可見當時汾河的水量非常之大，由此證明，山西歷史上並不缺水，而現在汾河水幹了，我們愧對晉民啊。”
毛主席引經據典，並不是掉書袋，而是從歷史的角度，深刻的指出山西缺水以及解決的問題。
一席談話，給陶魯笳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事實上，毛主席的所思所想無疑非常有遠見，過去華北缺水，毛主席曾考慮過引長江到黃河，改善華北缺水的現狀，這個設想後來成為我國的“南水北調”工程。
不說遠的，就單指陶魯笳提到的引黃濟汾的工程，時至今日依然惠及山西民眾。
當然，陶魯笳在貫徹同時，也不忘記毛主席“領導幹部要兼顧四面八方”的教導。
1959年6月，時任河南林縣縣委書記的楊貴決心解決林縣缺水的問題，向山西提出了引漳水入林縣，要知道這件事畢竟關係到兩個省，楊貴自己一個人說了也不算，於是把方案報到了河南省委，河南省委向山西省委提出了幫助，是時任一把手的陶魯笳表示了同意，而且還給予了很多便利。
後來楊貴也被譽為是紅旗渠之“父”，他在談到陶魯笳時曾深情表示：
“陶書記人在山西，卻心系河南，真的是兼顧‘四面八方’了。”
二
時至今日，陶魯笳最出名的事兒莫過於他向毛主席介紹了大寨經驗。
那是在1964年3月。
那年，毛主席乘坐專列赴全國各地視察，抵達河北邯鄲後，電召時任河北省委書記、山西省委書記的林鐵、陶魯笳來專列上他談話。
當時，毛主席談及農村社會教育運動的情況，出於擔心農村幹部脫離農村生產的情況，陶魯笳心中一動，於是向毛主席談道：
“前不久我在昔陽縣大寨大隊蹲點，了解到這個大隊的生產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突出，支部書記陳永貴是個生產能手，也是個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對管理工作抓的很嚴，公私分的很清，省委1960年就發出通知，要求全省的農村黨支部書記向陳永貴學習。”
陶魯笳還跟毛主席介紹：
“陳永貴提了一個口號，叫做參加生產，領導生產。”
一聽陶魯笳的介紹，毛主席頓時眼前一亮。
“很好嘛，你不參加打仗，怎麼指揮打仗？”
陶魯笳對陳永貴的了解一開始並不多，只是知道他是個勞模，大寨的經驗一開始也僅僅只是局限在晉中一地或者說在山西，還沒有到影響全國的地步。
毛主席對農民問題很關注，特別是農村社會教育運動的情況，在1963年5月、9月，中央下發了兩個文件《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草案）》（俗稱前十條、後十條）。
當時，山西積極響應中央號召，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宣講前十條、後十條，陶魯笳正在山西農村積極的推動，並不知道陳永貴的情況。
一直到1963年下半年，著名作家（山藥蛋派）趙樹理來到陶魯笳的辦公室，向他說起了陳永貴的情況。
“陶書記，今天我發現了一個人才？”
陶魯笳也感覺詫異，忙問了一句：“是誰？”
“陳永貴。”
趙樹理興奮的告訴陶魯笳：
“他沒有一處講到毛澤東，卻處處都是毛澤東思想，沒有一處提到哲學，卻處處都是辯證法，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人才啊！陳永貴了不起！”
儘管趙樹理把陳永貴誇成了一朵花，但陶魯笳並沒有盲目輕信，而是主動下去走訪調研。
大寨過去一直就是個窮村子，儘管距離縣城只有幾里地，但土地貧瘠、人煙稀少，四周圍都是荒山，乾旱缺水，當地農民干一年，還不夠自己吃。
1956年，大寨響應國家號召，辦起了農村合作社，生產情況逐漸得到改善，也湧現出了陳永貴這樣一個勞模。
有意思的是，大寨辦農業合作社，許多勞動組都爭着搶着要陳永貴，可陳永貴卻偏偏選了一個老少組，然而更有意思的是，一年下來後，老少組的生產量竟然拿蓋過了許多壯勞力組。
大寨黨支部調查後才發現，壯勞力組一開始參加勞動，大家還都出力，可時間一長，每個人心裡都開始打小九九，給自家地幹活時賣力，給別人家時就偷懶，名義上是一個互助組，可實際上還是各干各的。反觀老少組，在陳永貴的帶領下，積極性被動員起來，莊稼自然也得到了豐收。
後來在老支書的建議下，陳永貴出任了大寨黨支部書記，雖然當了官，但陳永貴還是堅持每天下地，在他帶頭下，大寨的勞動熱情被激發起來，每年的生產量節節攀升。
陳永貴的工作被總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統，在山西推廣起來。
值得一提的事1963年，大寨遭遇百年不遇的澇災，糧食全面減產，然而到了年底，大寨不僅沒向國家要公糧，反而還給國家交了12萬斤糧食。
陶魯笳在大寨蹲點後，也注意到了這一事例，於是報告給了毛主席，才有了後來“農業學大寨”的口號。
結束語
陶魯笳在山西工作了20多年，擔任省委書記就有十多年，他十分關心山西的農業生產，為山西的建設做了許多成就。
不過到了晚年，陶魯笳談起自己一生的工作，最感謝地還是毛主席，他也知道毛主席關心農業工作，因此他幾乎將自己畢生精力都放在了操持農業工作上。
直至七十年代以後，陶魯笳已經卸任山西省委書記，但聽聞“引黃濟汾”的工程開工後，他還專門到工地視察。
1993年，在毛主席百年誕辰之際，陶魯笳撰寫懷念文章，並在其中寫道：
“作為一名老黨員，我在擔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的12年間，曾同毛澤東同志有過較多的接觸和交往，他那特有的過人的智慧和洞察力、非凡的理論概括力和說服力、運用自如的淵博的歷史知識、深入淺出生動風趣的談吐、高瞻遠矚的雄才大略，至今記憶猶新，令我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