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有多崇尚體育運動？拔河、摔跤、舉重，各種類目應有盡有

文|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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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但是，殷周奴隸主貴族把體育納入制禮作樂的範圍，為他們的等級特權服務，使許多體育項目長期停滯在蓓蕾狀態。

進入戰國，蓓蕾怒放如班固所言：“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誇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漢書·刑法志》)。

這段史料說明：戰國時期地主階級掌權，打破了奴隸制的禮治，使體育從禮樂的束縛下解放出來。

各國統治集團為適應“滅弱吞小”的戰爭需要，積極開展帶有軍事目的的體育運動，藉以練習武藝、選拔士卒、誇耀國威、增加娛樂活動，因而使這種“戲樂”在軍隊、宮廷、民間活躍起來。

一、拔河

拔河最早叫“牽鉤”，大約興起於春秋戰國之際，與楚、吳、越諸國訓練水軍有關。據《隋書·地理志》載：牽鉤之戲，“從講武所出，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流遷不改，習以相傳”。

為什麼叫“牽鉤”？據說巧匠魯班給楚國設計製造了一種水戰的兵器，叫做“鉤拒”,能在敵船退時鉤之不得退，進時拒之不得進。

又云：南方有一種叫“大翼”的大型戰船，可乘九十餘人，其中四人手執長鉤，在“兩船接舷時鉤推敵船”。

牽是拉的意思，鉤指鉤拒或長鉤，這項運動目的在訓練水軍使用“鉤拒”或“長鉤”的能力，以便在水戰時能把逃跑的敵船拉住，衝來的敵船擋住，故稱“牽鉤”。

當時用薄竹片做成篾纜代替長鉤，分成兩隊對拉，“鉤初發動，皆有鼓節，群噪歌謠，震驚遠近”(《隋書·地理志》)

起初是楚國水軍中的“教戰”項目，以後逐漸普及到民間，成為一項娛樂活動。

從戰國到南朝，在楚國故地湖北地區已形成一種習俗，每逢正月十五元宵節，民間就用“牽鉤之戲”來歡度佳節，喜慶豐收。

唐時已改牽鉤為拔河拔河的器材改為一條長四、五十丈的大麻繩，大繩中間立一面大旗為界。

比賽時由人數相等的兩隊各執繩的一端，雙方用力對拉，觀眾擂鼓助威，以把對方拉過旗界為勝，這與現代的拔河已差不多，唐朝統治集團常以拔河為樂。

唐中宗李顯有一年清明節去梨園球場看大臣們拔河，宰相二駙馬分在東隊，三宰相五將軍分在西隊，東隊貴人多，西隊拉勝了，東隊不認輸，要求再拉一次以決勝敗，再拉的結果西隊竟輸了

西隊有僕射韋巨源和少師唐休璟，因年老體弱，隨繩而倒，很久爬不起來，中宗看罷大笑。

唐玄宗李隆基也喜看拔河，他令守衛京師的北軍在“橫街”舉行拔河，參加比賽的達千人之多，玄宗登御樓觀看，大食、波斯等國商人旅客也來參觀，觀眾歡呼動地，可謂盛極一時。

二、踢足球

我國古代把踢足球叫“蹴(音促)鞠”，蹴是用腳踢，鞠是一種裝毛的皮球，劉向《別錄》說：“蹴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

可見原是軍隊中訓練武士選拔人才的一項活動。

戰國時代各國軍隊中常舉行“蹴鞠”運動，當時已有踢足球的著作流傳，漢人看到的叫《蹴鞠新書》,又名《蹴鞠家二十五篇》。

此書因與練兵有關，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把它列入兵技巧類，這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叢書。

民間也有“蹴鞠”活動，蘇秦說臨淄城中“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狗、六博、跪踟”,可見戰國中期齊都臨淄的居民對踢足球與其他遊戲一樣，相當喜愛。

《蹴鞠新書》失傳了，最早的足球踢法不得詳知，只能從漢魏有關材料中略窺一斑，最早的足球外殼用皮做，裡面塞着毛或其他軟東西，有彈性。

如揚雄的《法言》說：“橈革為鞠”,可見球是皮革經加工刮摩製成的。”顏師古注《漢書·枚乘傳》中也說：“鞠，以韋(皮)為之，中實以物”。

足球場的建設很講究，《蹴鞠新書》中有《說域篇》,域即“鞠域”,足球場的稱謂，從名目上可知此篇是專講足球場的規格的。

“鞠域”上有屋頂的稱“鞠室”,規模宏大者稱“鞠城”。漢代宮中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全晉文》卷九十八，陸機《鞠歌行序》)

這些“鞠室”是專供皇帝及其后妃娛樂的，附在宮殿旁邊，為了安全和隔音，封閉得十分嚴實，門一關就完全與外界隔絕，所以呂后把戚夫人囚禁在“鞠室中”(《漢書·外威傳》),把它當“冷宮”用。

驃騎將軍霍去病在邊塞打仗時，不便在地面築“鞠室”,“尚穿域蹌鞠”(《漢書·衛將軍聯騎列傳》),“穿域”即挖地下球場。

東漢安帝大臣李尤寫的《鞠室銘》、是對踢足球較早且較具體的描寫。

銘曰：“圓鞠方牆，仿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建長立平，其例有常，不以親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猶然，況乎執機”

大意是：圓形的球，四方牆壁圍着的球場，仿照天象把球場分為兩面，一面為陰，一面為陽，圓月形的球門均衡對稱。

足球手分為兩隊，每隊有六人參加比賽，設有鞠室長和裁判，有比賽的規則，裁判時不分親疏，不徇私情，存心端正，用意公平，雙方都不怨裁判不公足球場的政治尚須如此，何況執掌朝廷大權!

魏明帝在位時，不僅在首都建有“洛陽宮鞠室”(《資治通鑒》卷七十二),而且東巡許昌時建的行宮——“許昌宮”及“景福殿”,亦有規模宏大的鞠室。

卞蘭寫的《許昌宮賦》云：“設御坐於鞠域，觀奇材之曜暉，二六對而講功，體便捷其若飛。”

這是說在足球場里給皇帝設有御坐，觀看足球健將的精彩表演，兩隊各六人進行比賽，一個個動作敏捷象飛一樣，何宴寫的《景福殿賦》云：

景福殿的西側“有左城右平,講肄之場，二六對陣，殿翼相當僻脫承便，蓋象戎兵”(《文選》卷十一，《景福殿賦》)。

這是說足球場的右面有乘車上的台階，左面有人上的台階，那裡是練武的地方，兩隊各有六人對賽，隊形象宮殿的兩翼一樣擺開，一個個動作敏捷，象打仗的士兵一樣。

到唐代，足球的製作有很大的改進，外皮內毛的球改為氣球。

如晚唐詩人皮日休自號閑氣布衣，當時有人作詩嘲笑他道：“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焊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古今圖書集成》第八百二卷)。

可見那時球殼用八片兩頭尖的皮製成，球內是一包氣，氣球的彈性大，便於足踢、拳打。

球場內的球門是一個，用長達數丈的竹竿搭成，竹竿上絡網，網是用來判斷球是否射進球門的，比賽時也是分成兩隊，以角勝負(《唐音癸簽》卷十四)。

這種比賽方式與近代的足球賽已很接近。

三、摔跤

唐以前把摔跤叫“角抵”,亦作“角紙”。據《漢武故事》解釋：“角抵者，使角力相抵觸者也”。角是比賽，抵是兩人以力相抵觸，即“兩兩相當”,以把對方摔倒為勝。

興起的時間據云“六國所造”(《漢武故事》輯本，見魯迅：《古小說鉤沉》)。

戰國時代，各國統治者為適應戰爭的需要，把過去“講武之禮”中一種“角力”的方式，發展成摔跤,屬於軍事性的娛樂活動。

六國似仍用“角力”舊稱，秦國才把摔跤定名為“角抵”(《漢書·刑法志》)。江陵鳳凰山秦墓出一篦，畫有兩人赤身束帶而摔跤。

秦統一後，宮廷中常舉行摔跤表演，如李斯一次求見秦二世，二世在甘泉宮“方作觳(同角)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史記·李斯傳》)。

秦二世對觀賞摔跤如此入迷，當然不是尚武，在他眼裡看摔跤同看樂舞(優俳)一樣，是一種單純的享樂，西漢初年，統治者為了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

凡秦二世的所好在漢宮中一律加以禁止，角抵也在被禁之列，漢武帝時又大力提倡角抵，在宮廷、廣場、御花園都設有高台，舉行摔跤比賽，有時也讓民眾參觀。

如武帝“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元封六年夏“京師民觀角抵於上林平樂館”(《漢書·武帝紀》)。

為了誇耀國威，每次招待西域使者，均有“大角抵，出奇戲”，因花樣屢變，使“外國使者”看過的還想再來(《漢書·張騫傳》)由於西漢時“角抵”每與“奇戲”相連。

馬端臨認為角抵是“雜技之總稱”,不專指摔跤(《文獻通考》樂考二十)，這說法是錯誤的。

《漢書·西域傳》贊：漢武帝“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巴俞舞，漢代西南少數民族的舞蹈)、都盧(古代緣竿的雜技)、海中、碭極(樂名)、漫衍、魚龍(古代的幻術)、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角抵既與雜技、舞蹈、幻術並列，可見不是雜技的總稱漢武帝喜看摔跤但嫌其單調，所以在看角抵時，“並四夷之樂，雜以奇幻”，這所雜的奇幻等才是“奇戲”。

河南登封縣漢代畫像石刻中有畫角抵的石刻，畫中有兩人窄袖束帶，頭戴角形帽，作摔跤狀(《大公報》1957年3月11日，《我國古代的雜技》),這證明漢代的角抵確是兩人摔跤。

唐時常在戲演完畢安排摔跤，《唐音癸簽》云：“角力戲，凡陳諸戲畢，左右兩軍擂大鼓，引壯士裸祖相搏較力，以分勝負。”

”唐僖宗光啟年間，藩鎮王卞招待賓客，也是“樂戲既畢，乃命角艇。”

一個從鄰州來的大力士，竟先後摔倒王卞軍中十數個摔跤手，摔跤仍然是軍隊中練武的項目之一。

周緘《角艇賦》云：“前沖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攫右翠，儘是用拳之輩。”

前沖後敵，左攫右拿(通拿)都是摔跤的動作，摔跤可以鍛煉拳腳，增強體力五代後唐庄宗李存勖“好角舾”,與人摔跤多次獲勝，很有些沾沾自喜他的大臣李存賢亦“善角骶”。

一天庄宗對存賢說：“爾能勝我，與爾一鎮。”結果庄宗輸了，庄宗就授李存賢以盧龍軍節度使。李存勖、李存賢都是少時在晚唐軍隊中學的摔跤

唐代對摔跤的稱謂既沿用“角抵”、“角力”等舊稱，又開始用“相撲”的新稱，如有臣子向唐文宗“進相撲人”,唐文宗不願看，讓他們“向外相撲”。

有人認為宋代始稱相撲，失之過遲，到宋代已普遍稱摔跤為相撲或爭交，對角抵之稱反而陌生了，所以吳自牧在《夢梁錄》中需要釋名：“角抵者，相撲之異名也，又謂之爭交。”

宋代官辦的相撲有兩種：一是每逢朝廷聖節、御宴或大朝會時，由“左右軍相撲”。

摔跤手是從軍隊中選有膂力的人充當，稱虎賁郎將，又名內等子，常額一百二十名，按體質分上中下三等，分等配對比賽。

據目擊者言：在旗幟招展鼓聲冬冬的配合下，一對對彪形大漢登場比賽，相撲時如嘯風吟雨，如怒龍彪虎一樣，再一是在東京“護國寺南露台爭交”,從各地選拔膂力高強者來比賽。

獲勝者發給獎品，頭賞的獎品有旗帳、銀盆、彩緞、錦襖、官會、馬匹等(《夢梁錄》卷二十)。

至於民間的相撲，不見於史書，《水滸》七十四回，燕青與擎天柱任原在東嶽廟獻台上相撲的情形，大體可以反映宋明間民間摔跤的實況。

四、舉重

我國古代的舉重一般以鼎為器材，故稱舉鼎，鼎為古食器，多用青銅鑄成，圓形、三足兩耳；也有長方四足的。

貴族祭祀時往往由士舉鼎陳放祭品，西周春秋時期舉行公食大夫禮時“士舉鼎”,“陳鼎於碑南面西上”(《儀禮·公食大夫禮》)。

舉鼎可以鍛煉體力，因而貴族中有以力聞名的，如孔子之父孔紇就是一個大力士。

公元前563年晉人率諸侯兵進攻逼陽國的都城(今山東棗莊南),逼陽人開城門誘敵，諸侯軍剛進城，所懸城門突然下降，孔紇急忙用手舉起懸門，放出諸侯軍隊，使其免遭圍殲，可見他在舉重方面的功夫。

如果說春秋時的舉鼎僅是祭祀中的儀式之一，沒有比賽，還不能算體育運動；那麼戰國時的舉重就成為有比賽的體育運動了，當時大力士們大出風頭，名噪一時。

任鄙，在秦國以力與智囊樗里疾齊名，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夏育，衛國的大力士，傳說力能拔牛尾，勇能“叱呼駭三軍”，以舉鼎聞名，隋煬帝在東都洛陽觀看舉重比賽時，還以“夏育扛鼎”作為舉重的代稱(《文獻通考》樂考二十)。

秦武王為了兼并六國，優待武人，壯士紛紛前往“叩闕自鬻”，“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周王室有九個大鼎，作為立國重寶和王權的象徵，秦武王企圖取代周天子的地位，因而常模擬周鼎進行舉鼎比賽，他有一身力氣，往往也親自參加比賽。

有一次在洛陽，武王與烏獲比賽舉鼎，烏獲用力過度，兩目竟至出血(見《孟子·告子篇》疏引《帝王世紀》)。

公元前307年，武王和孟說比賽舉鼎，這次用鼎重量很大，孟說舉起來了，武王舉時力不能勝，失手墮鼎，膝蓋骨被砸斷，當年八月死去，孟說因此獲罪，遭到滅族。

但秦國重視大力士的政策沒有改變，秦昭王十三年還任用任鄙做漢中郡守，在任七年老死。

秦漢時期，舉鼎還相當盛行，如項羽“力能扛鼎”(《史記·項羽本紀》)，扛與舉同意，索隱引《說文》云：扛為“橫關對舉”,即把鼎橫過膝關節然後兩手舉起。

西漢初的趙國有“鼎士”,即“舉鼎之士”，常在邯鄲叢台舉鼎練武(《漢書·鄒陽傳》)，漢武帝時朝廷設有“鼎官”,專管“殿前舉鼎”比賽(《漢書·東方朔傳》)。

五、賽馬

賽馬古代叫“馳逐”,是我國邊疆草原地區兄弟民族傳統的體育運動，在中原大約興起於戰國。

在內地，商周時期馬多用於駕車，不用於單騎，春秋戰國之際，出於防禦游牧部族騷擾的需要才有了騎兵。

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開始組建正規的騎兵部隊，國力隨之大強，各國爭相效仿，騎兵逐漸成為戰國的重要兵種。

無論作戰的騎兵或傳遞公文的驛馬，不但要有善於騎馬的人，而且需要選擇和馴養捷足而有耐力的良馬，於是產生了相馬法。

出了伯樂(王良)那樣擅長相馬的專家，賽馬也成為一項重要的軍事體育運動

“馳逐”起初和訓練騎兵有關，吳起就很重視對戰士騎馬的訓練，《吳子·治國篇》強調，必須“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

趙國自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以後，經常通過“習馳射”(《戰國策·趙策》)訓練騎兵，賽馬屬於訓練騎兵的方式之一。

其後馬服君趙奢及廉頗、李牧，都因善於訓練和指揮騎兵而成為名將。

齊國的君臣常以賽馬取樂。齊將田忌曾多次與齊威王及諸公子賽馬，比賽時押有賭注，按馬的體質分上、中、下三等，分等賽跑，三比二勝。

孫臏新到田忌府中，他參觀過賽馬後對田忌說：你下次跟他們比賽，可以把賭注加大，我有辦法使你獲勝田忌相信孫臏的話，便主動要求與齊威王及諸公子賽馬，賭注是千金。

到臨場比賽時孫臏告訴田忌：請用你的下等馬對他的上等馬，用你的上等馬對他的中等馬，用你的中等馬對他的下等馬，田忌依計而行。

比賽結果田忌輸一場而贏兩場，贏得齊威王千金。

秦漢時期的賽馬日益脫離軍事體育的軌道，一是日益賭博化，馳逐與搏戲、鬥雞、走狗等賭博一樣，比賽時雙方“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史記·貨殖列傳》)

二是日益成為統治階級一種奢侈活動，如漢武帝看賽馬不要武將陪同，卻要體臣董偃陪同，與董偃常“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常在宮中“教馳逐，飾文采”。

東方朔認為這是“淫侈”的表現，建議他“卻走馬，示不復用”(《漢書·東方朔傳》)

六、結語

拔河、踢足球、摔跤、舉重、擊劍、賽馬等體育項目，遠在戰國時代就已興起，這是我國古代人民的創造。

這些項目對世界體育運動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

如拔河、踢足球等，漢唐時期就經西域使者或波斯商人傳入西方，中國式的摔跤大約唐宋時期傳入日本，相撲至今仍為日本人民所喜愛。

我國封建社會，由於農民的極端貧困，除布衣粗食別無可求，手工業者勞作繁重，商人販運貿易生活不穩定，亦無暇參加體育比賽。

故以上項目很難普及到民間成為群眾性的健身運動，倒被統治階級所專利。

在戰國社會大變革中，由於新興地主階級的提倡和舊束縛的解除，許多體育項目蓬勃興起；封建社會鼎盛的漢唐，統治階級在錦衣玉食之外，狂熱地追求精神刺激，使許多體育項目在宮廷中得到畸形發展。

明清以至近代，中國社會落後了，傳統的體育項目也停滯不前，因而上述項目的比賽方法及規則都不是祖傳的而是從西方學來的

解放以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許多傳統的體育項目才又迅速放出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