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或許是因為知道我曾在位於日本福岡的九州大學大學院留學的經歷，近日，一位身在福岡的日本朋友與我聯繫，說橫濱能樂堂將上演能劇《老松》，他負責購票，邀我去看看。
不能裝“高大上”，必須實事求是，儘管我旅日已經進入第36個年頭，也被一些網絡給戴上“評介日本第一人”的帽子，但我至今對日本獨有的舞台藝術——能劇啊、歌舞伎啊，可謂一竅不通。多少次裝模作樣想看看。不行，一看，它就成了日本版的“催眠曲”了。這個時候，我就會想起老一代旅日的“知日大家”廖承志先生等人，當著日本人說起能劇、歌舞伎都是一套一套的，讓日本人聽得目瞪口呆，難怪上個世紀70年代導師曾當著日本人介紹廖承志，說：“他到日本去，可以競選國會議員的。”
記得我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九州大學大學院留學的時候，福岡一位當年曾在中國東北“就業”過的、名叫山田亮的老人與我多有來往。有一天，他熱情地開車帶我去距離福岡很近的太宰府天滿宮。他一路上滔滔不絕。那個時候，我日語實在不好，再加上他有濃重的“九州方言”，我頂多能夠聽懂20%左右。但是，他說的“菅原道真”這個詞彙，我聽明白了。因為前往福岡之前，我居住在東京“下町”地域的龜戶，那附近有一座天神神社，就供奉着這位被稱為日本“學問之神”的菅原道真。當時，我還很奇怪，東京供奉的“學問之神”怎麼跑到福岡太宰府來了呢？
菅原道真說起來在日本被譽為“學問之神”，甚至被稱為日本版的“孔子”，但是，日本學者永富明郎在《天神的細道 菅原道真紀行》（東洋圖書；2011年2第一版）中說關於菅原道真少年時代的史料，沒有一條是可信的。說白了，就是因為他出身低微嘛，把他稱為“草根學者”，最為貼切。
其後，我還去過太宰府天滿宮多次，因為那裡與位於東京龜戶的天神神社一樣，還是一個賞梅的好地方；那裡，還曾經是大唐時期日本“遣唐使”的回歸之地；那裡，還有許多與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有關的遺迹。
話說回來，當年菅原道真大概“風華正茂”，出身雖低學問好，破例升任為“右大臣”。對呀，有“右大臣”，就會有“左大臣”，我現在終於悟出來了，這“右”與“左”不是為了對稱好看而安排的，實在是為了相互牽制而設置的。這邊，作為右大臣的菅原道真“書生意氣，揮斥方遒”，那邊的左大臣藤原時平卻在給他在天皇那裡進讒言，最後菅原道真是“禍從口出”，落得一個“太宰員外帥”的閑職，實際上就是被“流放”啦！
在我看來，菅原道真內心是脆弱的，情感是脆弱的，精神是脆弱的，能上不能下，被從京城“流放”到太宰府兩年後就撒手人寰了。那輛拉着他遺體緩緩而行的牛車，走到半途，無論如何都不肯前行了。送葬的人們以為這是菅原道真的心意，就把他埋葬在這裡，並且興建了一座“安樂寺”，與今天“安樂死”的發音非常接近。到了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府“廢佛毀釋”，“安樂寺”成為廢寺。而菅原道真落魄時一位老尼姑看着他食不果腹，送給他“插在年糕上梅枝”的“梅枝餅”反而流傳至今。吃起來，是甜的；想起來，是苦的……
多少年後，一位來自梅津、敬慕菅原道真的男人前往太宰府天滿宮，在宮內庭院里苦苦尋找曾與落魄、孤獨的菅原道真相伴的那松樹、那梅樹，從而讓後世演繹出能劇《老松》和《紅梅殿》……
對於我這樣年過花甲又加五的旅日中國人，說起松樹，熟悉的是現代革命京劇《沙家浜》中那“俺十八個傷病員就像那十八棵青松”；說起紅梅，熟悉的是歌劇《江姐》裡面的《紅梅頌》。於是，在異國他鄉，也不肯去看日本朋友推薦的能劇《老松》……（2024年2月9日，除夕，孤獨地寫於東京樂豐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