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提巴·普勒：挑戰種姓壓迫的社會改革先驅，如何改變印度的未來

喬提巴·普勒以反對種姓壓迫以及長期致力於為低種姓、不可接觸者和婦女服務的開創性工作而聞名，他是十九世紀印度社會改革運動中的重要人物。

喬提巴·普勒的個人經歷

喬提巴·普勒1827年出生在馬哈拉施特拉邦的浦那地區，是馬里（Mali）種姓，馬里種姓屬於昆比亞種姓（kunbisubcaste）。

馬里種姓在西印度以種植和售賣水果、鮮花和蔬菜為生。馬里在種姓制度中被認為是首陀羅，但這個種姓充當了當時印度西部農村地區和不斷增長的城市中心之間的交往媒介。

當時喬提巴·普勒的父親開了一家雜貨店來出售農產品，所以他有經濟條件被送進學校學習。1834年到1838年期間，他就讀於浦那郊外的一所馬拉地鄉村學校，但喬提巴·普勒的父親受其婆羅門員工的勸導，迫使他離開學校。

他在家幫助他的父親打理業務，並且聽從父親的安排結了婚。但喬提巴·普勒從沒有放棄對書籍的熱愛，他們的鄰居說服了他的父親讓他繼續讀書。

1841年，喬提巴·普勒被浦那的蘇格蘭教會學校錄取，並於1847年畢業。他的入學反映了蘇格蘭教會學校的社會異質性，學校接受不同種姓和宗教的學生入學，自然會引起不同學生之間關於種姓、宗教等的辯論，這些爭論對喬提巴·普勒具有啟發意義。

在這所學校，喬提巴·普勒首次接觸到了社會改革和宗教激進主義的新思想，這是他社會改革思想的重要來源。

在學校里，喬提巴·普勒閱讀了有關希瓦吉、華盛頓的事迹，受到他們的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和遠大抱負的激勵。

他還廣泛閱讀了印度教經典，如吠陀經，摩奴法典、往世書等。此外，還有巴克提教派的中世紀聖徒以及佛陀、巴薩瓦納（Basweshwer，印度教）、提爾塔哈拉（Tirthakars，耆那教）等宗教改革家的著作，接觸到了印度早期的平等思想，喬提巴·普勒同時也受到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影響。

他尤其深入研究了托馬斯·潘恩（ThomasPaine）的激進民族主義和自然神論等思想，從中獲得了對自由、人權、平等的感悟，人權思想成為喬提巴·普勒社會改革思想及活動的根本遵循。

在佩什瓦統治期間，尤其是在最後一個佩什瓦巴吉勞二世時期，種姓制度變得更加僵化，“純潔”與“污染”規則受到嚴格執行，所有特權和慈善救濟都是屬於婆羅門。

婆羅門出身的罪犯不受法律的極端懲罰，婆羅門的土地對比其他階級的土地只徵收一半或更低的稅，甚至在饑荒期間，巴吉勞二世只救濟婆羅門。

所以當巴吉勞二世失敗後，普通人不僅沒有不滿而且還很樂見，甚至到十九世紀後期，馬哈拉施特拉邦的普通民眾還對巴吉勞二世的黑暗統治印象深刻，這是喬提巴·普勒的反婆羅門思想和非婆羅門主義形成的社會基礎。

十九世紀，受西方教育影響的年輕一代婆羅門雖然否認印度傳統價值觀，但由於種姓和階級的局限性，他們並不想跟傳統完全割裂，而且他們一般也接觸不到下層群眾，更不可能體會到他們的痛苦。

所以他們的社會改革範圍和程度很狹窄，主要是革除印度教的一些令人詬病和不人道的習俗，同時他們在女性教育、寡婦再婚等方面也做出了貢獻，但這主要針對的是高種姓出身的女性。

低種姓和不可接觸者受壓迫的問題卻很少受到關注，尤其是受壓迫最嚴重的不可接觸者幾乎完全沒有被提及，他們倡導的印度教改革運動只是有利於高種姓和中產階級。

在當地的社會中，馬里種姓的社會地位大致相當於馬哈拉施特拉邦的農民，但他們也同樣受到正統婆羅門的歧視。

喬提巴·普勒曾被邀請參加一場婆羅門朋友的婚禮，但他被正統婆羅門認為是首陀羅種姓，根據當時的習俗，低種姓是不允許參加婆羅門的婚禮和其它社會活動，婆羅門嚴厲譴責他參加結婚儀式。

這一事件對喬提巴·普勒產生極大震撼。他不明白，他受過良好的教育，並有較高的素養，都是印度教教徒，為什麼婆羅門會認為自己不如他們呢？是什麼讓他們這麼做的？

他意識到是印度社會落後的社會制度，它嚴重阻礙了印度個人和社會的發展。因此他將關注點轉向社會改革，決心將下層種姓從種姓奴役中解放出來。

十九世紀，西方的思想文化和宗教觀對印度社會產生了衝擊，但印度教和種姓制度在當時仍有巨大影響力。英國政府統治下印度社會的種種變革和相對寬鬆的社會環境使喬提巴·普勒有機會接觸到新思想並有可能站出來表達自己的想法。

馬哈拉施特拉邦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傳教士的活動、公眾關於印度社會和宗教問題的辯論以及印度教改革運動都是促成喬提巴·普勒參與社會改革並發揮作用的重要因素。

他的不同種姓和宗教的朋友以及馬哈拉施特拉邦的人民起義也給予他一定的啟發，另外他從傳教士的工作中也獲得了靈感，他認為傳教士為大眾服務和傳播教育的行為值得效仿。

印度社會中存在的不平等和種姓壓迫使他決心要建立一個基於理性、自由和平等的新社會。

普及初等義務教育

喬提巴·普勒相信提高人民道德和才智的最好辦法就是使人民接受教育。教育既是社會改革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促進改革的手段，現代教育的實施會帶來人們思想和認識上的改變，從而帶來“文化變革”和技術進步，他認為普及教育是社會改革成功的關鍵。

“全民教育”思想

喬提巴·普勒認為教育和知識是人們提高認知能力的關鍵，他強調教育的普及化，即“全民教育”，他不認為一小部分人的經濟或教育進步會帶來整體進步，因此他倡導大眾教育。

他希望通過教育，讓人們可以理性地明辨是非，促進權利意識的覺醒。他特彆強調不可接觸者、低種姓和婦女的教育，他認為只有促進低種姓和不可接觸者進步，印度社會才能真正進步，社會拯救只能在婦女和下層種姓的教育中找到。

喬提巴·普勒倡導義務教育、普遍教育和創造性教育。他認為，教育不應該只被視為培養有能力的公務員和忠誠軍人的工具，而應該從更廣泛的人類活動角度來看待。

喬提巴·普勒是主張普及初等義務教育的先驅，他認為普及初等義務教育是實現大眾教育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

他呼籲政府應該為12歲以下的兒童提供初等義務教育，強制要求在一定年齡之前必須上學，為增加出勤率，學校應該為學生免費提供書籍、石板、食物和衣服。

在初等教育還未普及的階段，政府應該收回對高等教育的資助。教育委員會應該制定規則，規定小學要根據人口比例招收不同種姓的學生，如果不實行，那麼學校就應該被關閉。

喬提巴·普勒認為小學教師在教育過程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小學教師應該專業化。政府應該支付教師足夠的工資，同時實行績效工資，高效的小學教師應該比普通教師得到更多工資。

1848年8月，喬提巴·普勒在浦那開辦第一所現代女子學校，在接下來的四年里又相繼開辦幾所學校，他還為低種姓學生開設了第一家本地圖書館。

為保證課堂出勤率，喬提巴·普勒向學生提供免費的水和食物，甚至是衣服。1852年他成立低種姓教育促進協會（SocietyforPromotingEducationforMahar,Mangs），以促進下層種姓教育的發展。

1855年，他在家裡開了一所夜校，他和妻子每天在家為農民和他們的妻子提供免費教育。他還寫了許多文章，宣傳教育的重要性。

喬提巴·普勒主張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強調要優先考慮對低種姓、不可接觸者和婦女的教育。他認為教育既是激發被壓迫者進行“社會價值觀轉型”的一種有效手段，同時也是與印度教鬥爭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