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農耕區與畜牧經濟區的分界

農耕區與畜牧區區界的移動

司馬遷曾經以“龍門、碣石”一線，划出當時農業經濟區與牧業經濟區的分界。

“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其經濟形式顯然以牧業為主，司馬遷數次親歷這一地區，有親身實地生活的經歷，他對於當地經濟特徵的總結，應是真實可信的。

這一地區一部分是畜牧區，一部分是半農半牧區，以畜產作為關中農耕經濟的重要後備和補充，其經濟作用不可忽視。

這一地區的畜收業當時是受到社會重視的產業。

《漢書·地理志下》自武威（郡治在今甘肅武威）以西，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因此“涼州之畜為天下饒”。

漢武帝策劃所謂“馬邑之謀”時，匈奴入塞，“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或說“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則說明塞內也有廣袤的以畜牧業為主體經濟形式的地區。

西漢政府為組織對奴的戰爭而大力發展馬政，史稱“天子為伐胡，盛養馬”。而官營畜牧業的主要基地均處於龍門、碣石以北地區。

《續漢書·百官志二》記載，太僕屬下有牧師菀，“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

可見，漢代中央政府在龍門、碣石以北地區組織規模較大的畜牧業生產，有相當長的歷史。

“龍門、碣石北”經濟區，由於絲綢之路的開通和機動性極強的游牧民族的作用，其經濟文化往往表現出較強的活力。

西漢王朝連年組織大規模的軍隊屯成、移民實邊，都為中原先進農耕技術向北傳播提供了條件。

而東漢時期草原游牧部族南下入塞內附，又曾在這一地區導致畜牧經濟對農耕經濟的衝擊。

泰及西漢時期，北邊新經濟區建設受到特殊重視，農耕經濟區與畜牧經濟區的分界曾經向北推移。

秦始皇時代已開始向北邊移民。

西漢仍多次組織移民充實北邊。

甘肅武磨咀子48號漢墓出土的西漢木牛犁模型，可以看到牛耕已在北邊地區得到推廣。

遼陽三道壕西漢村落遺址出土的巨型犁鏵，據推測可能是用數牛牽引的開溝犁，可以體現當時北邊地區對於水利灌溉事業的重視。

《史記·匈奴列傳》記載，自西漢軍隊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匈奴遠遁，大漠以南無王庭。漢人北渡黃河，自朔方（郡治在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南）以西至令居（今甘肅永登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以水利建設為基礎的農耕經濟，逐漸蠶食畜牧區地域，使農業區與牧業區之分界逐漸向北推移。

居延漢簡所見“田卒”、“治渠卒”諸稱謂，可能就是表現北邊農耕經濟開發的文字遺存。

《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記載：東漢以來，漢光武帝劉秀以主要力量用於平定內地，未能顧及沙塞之外，於是“徙幽、並之民，增邊屯之卒”，只作消極防守。

天下大定之後，猛夫勇將，多躍躍欲試，爭言衛青、霍去病事迹，然而劉秀未曾准許對匈奴用兵。

後來匈奴內部相互爭權，有部族前來投靠，漢帝“和而納焉”，將其安置在水草肥美之地。

無論是東漢王朝保守政策所助長的匈奴驕曙益橫，頻繁南侵，還是因匈奴部族內亂自爭所導致的匈奴奉藩稱臣，殷勤內附，都使得北邊“肥美之地”可能重新成為牧場

所謂“徙幽、並之民”，即公元37年，建武十三年，匈奴進擾河東（郡治在今山西夏縣西北），州郡不能抵禦，於是逐步徙幽、並兩州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以東，匈奴左部也轉居於塞內。

此後，匈奴“入寇尤深”，北邊沒有一年能夠安寧。

後來，南單于內附，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郡治在今內蒙古准格爾旗西北）。

此後，北地（郡治在今甘肅慶陽西北）、朔方（郡治在今內蒙古磴口北）、五原（郡治在今內蒙古包頭西）、雲中（郡治在今內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定襄（郡治在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西北）、雁門（郡治在今山西左雲）、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縣東北）等北邊諸郡幾乎均有匈奴屯居。

後來，北匈奴亦“款五原塞降”，至雲中、五原、朔方、北地諸郡內降者，遂分處於北邊諸郡。

此外，又有“竄逃入塞者駱驛不絕”。

東漢王朝將西河的郡治內徙至離石（郡治在今山西離石），上郡的郡治內徙至夏陽（郡治在今陝西韓城西南），朔方的郡治內徙至五原（郡治在今內蒙古包頭西）。

原有農業經濟遭受嚴重破壞，農耕區與畜牧區的分界又進一步南移。

東西羌勢力會合之後，又破壞了隴西（郡治在今甘肅臨洮）、北地（郡治在今寧夏青銅峽南）、武威等地的農耕生活秩序。

東漢王朝於是又將安定的郡治徙至扶風（今陝西興平），北地的郡治徙至馮翊（今陝西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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