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冤案是如何製造的？主要有三大步驟，可謂用心險惡

1981年1月25日，最高法特別法庭公開對江青做出宣判，判決書全面列舉了她的諸多罪行，其中就包括“迫害國家主席劉少奇”、“誣告陷害罪”。

當初，無論是對劉少奇冤案複查還是“兩案”審理，都明確過一件事，那就是所謂的“劉少奇專案組”曾無所不用其極地炮製偽證，為此用盡粗鄙手段。

令人不齒的是，複查結果表明，江青、康生等人對劉少奇的誣告，完全是憑藉偽證拼湊而來的，所有指控都不成立。

說到這，一定會有人心生疑問，那些顛倒黑白的偽證又是如何炮製出來的？

只能說，在那段荒唐歲月中，一邊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肆意陷害，一邊是文革推行的極左路線，兩者共同作用下，想要炮製大量偽證並非難事。

具體說來，偽證的炮製分為直接和間接手段，直接手段很好理解，就是弄虛作假、逼供信等等，想要將偽證做得更加逼真，就少不了間接手段。

最重要的是，這些間接手段也深刻反映了江青等宵小之徒的狂悖至極。

首先，他們對劉少奇先進行定性，之後羅織罪名。

1966年末，在尚未對劉少奇進行任何審查的情況下，江青一伙人就認定他是被打倒對象，開始大肆鼓動造反派全面展開“倒劉”行動。

1967年之後，“劉少奇專案組”雖然成立了，還沒有進行調查取證，可在江青、康生等人的公開講話中，總會毫無根據地將“反革命”、“大叛徒”扣在劉少奇頭上。

其實，在很長時間裡，專案組費盡心機都沒能找到證明劉少奇“自首叛變”的證據，江青對此極為惱火，不惜在專案組會議上大放厥詞。

“劉少奇就是大叛徒、大特務，革命小將們整理的材料我非常滿意，雖說你們整理的有所進步，可好多東西還是趕不上紅衛兵的水平！”

要說“先定性、再定罪”的手段，實則是在為徹底打倒劉少奇造勢，也是為了掀起更大的運動浪潮做鋪墊。

其次，審查過程中對辦案人員進行威逼利誘。

面對抽調來的專案組工作人員，江青、康生等人別有用心地採取又打又拉的手法，對其施加壓力、嚴密控制。

“千萬不要小瞧你們的工作，前途十分偉大，你們都是受黨中央信任和依靠的幹部，這可比什麼級別都強！”

在他們的如此鼓吹之下，劉少奇、王光美這些審查對象都是不可饒恕的人民公敵，專案組成員必須要有堅定的階級立場，如此一來，但凡辦案人員稍有不慎或表達不同意見，輕者會被斥責為“右傾”，重者還會受到處分或挨批，甚至被捕入獄。

當時，只要調查材料是如實反映情況的，經手人員必定會遭到懲罰，如此一來，很多組員為了自保而製造了諸多誣陷材料。

在如此卑鄙的逼迫手段下，專案組給出的材料，恰恰讓世人因為相信權威而對這些偽證信以為真，此舉達到的效果可謂瞞天過海。

第三，大肆剝奪劉少奇、王光美的申辯、申訴權利。

想要徹底天衣無縫地坐實這些“來之不易”的偽證，江青等人自然不可能給劉少奇、王光美任何申辯、申訴的機會，更不可能讓專案組成員聽到他們的真實心聲。

專案組成立3年時間裡，即便工作人員多次提出面見劉少奇、王光美取證，江青一伙人全都拒絕了，這一點恰恰說明他們懼怕露出破綻，對於專案組成員絲毫不信任。

至於劉少奇、王光美等審查對象，只能認真交待罪行，不能申辯、上述，一旦有此傾向，就會被斥責為“不老實”、“想翻案”，甚至會遭到更加嚴酷的批鬥。

就在收集供詞環節，只要是審查對象的辯護供詞均不納入審訊記錄，也不可以形成書面材料，哪怕審查對象寫出來也會被扣押，根本不能上報和轉送。

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在不允許劉少奇、王光美申辯、申述的情況下，江青等人就可以達到任意栽贓的目的。

事實上，當年在炮製劉少奇冤案偽證的全過程，就是反革命集團翻雲覆雨、篡黨奪權的一個縮影。

最為可恨的是，江青等人不但因此將劉少奇推向萬劫不復的境地，還殘害了更多的老革命和高級幹部，對於黨和國家造成的傷害無法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