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對上議院不斷攻擊，並在軍事領域與海軍大臣產生分歧

在閱讀此文章之前，感謝您點個“關注”，既能有很好的體驗，還能有不一樣的參與感，謝謝您的關注！

前言

結婚後不久，有一次，丘吉爾說他晚餐想吃烤鴨，克萊門汀卻想搪塞他，告訴他烤鴨太貴了，因為已經過季了。但是他在報紙上讀到，動物園裡的短吻鱷正在以鴨子為食，他就說，如果它們能吃鴨子，他不知道為什麼他不能吃。

丘吉爾的演講之旅

克萊門汀在晚年曾向弗雷迪·伯肯黑德承認，他們的財務狀況“不可能真的很糟，因為他們有5個僕人，但是在那個年代，（有很多僕人）是理所當然的事”。結婚一個月後，比阿特麗斯·韋伯與他們共進了一次午餐，她記錄道：“他的新娘——一位迷人的女士，有教養、漂亮，還很真誠——並不富裕，他們很不相配，是溫斯頓配不上她。”

克萊門汀在1909年7月11日，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黛安娜。丘吉爾給她起了綽號“奶油金色小貓”，“小狗小貓”，還有“P.K.”（哈巴狗和克萊貓的首字母）。據說勞合·喬治曾經對馬斯特曼一家人說，他曾問過丘吉爾，戴安娜是不是個漂亮的孩子。

“是我見過的最漂亮的孩子。”溫斯頓燦爛地笑着說。“我想是像她母親吧？”“不，”溫斯頓嚴肅地說，“她長得完全隨我。”

“我們短暫的生命很快就會逝去。”他在10月對鄧迪的聽眾說：一代一代的後人將會毫不在意地踐踏我們的墳墓。如果我們不為崇高的事業而奮鬥，不去為那些我們死後即將生活在這裡的人，努力把這個混亂的世界變成一個更美好的地方，那麼生活還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又怎能配得上我們所獲得的無限且永恆的真理與慰藉呢？……人類不會被打倒，我們會繼續前進——沿着大路勇敢地前進——在遠山後面，太陽的光芒已經出現。他在二戰期間那慷慨激昂的演說風格，在30多年前就已經明顯地展現出來。

在1908年這一年中，丘吉爾發表了不少於96次演講，行程近5400英里，主要是乘火車前往英國各地的會場。1899年，他發表了14次演講（行程700多英里），1900年10次（行程1500英里），1901年21次（行程1600英里），1902年13次（行程800多英里）。

這些早期的數字和里程對於一名議員來說是正常的，他必須至少偶爾訪問一下他的選區。然而在1903年之後，他出行的里程數開始大幅上升，這不僅標誌着他對自己的演講越來越有雄心和信心，也標誌着他從全國各地收到的演講邀請越來越多，因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知道，他是一個有趣的，實際上可以說是令人振奮的公共演說家。

發表演講是與地方議員建立友好關係的一個好方法，可能有一天，他會需要這些議員在領導人競選中支持他。因此，1903年他發表了29次演講（行程2200多英里），1904年38次（行程5500英里），1905年44次（行程3700多英里），1906年59次（行程3800多英里），1907年42次（儘管這一年他曾出訪東非）。

這些演講稿通常都超過了5000字，每一篇都需要非常專註地寫出來——他很少重複自己的話——並且需要不斷練習。甚至在1908年的演講高峰之後，他仍然保持着這種水準極高的活動。1909年他發表了69次演講，1910年77次，1911年65次，演講總行程達到近1萬英里。

對上議院持續不斷的攻擊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丘吉爾已經發表了大約1700次演講，演講行程達到大約8.2萬英里——超過地球周長的3倍。這是一場非凡的精力展示，遠遠超過普通政客，甚至超過那些身居要職的政客。他已經成為一個經驗豐富、信心十足的演說家，能夠在瞬間判斷出聽眾的任何傾向。

他對聯盟黨的抨擊，尤其是對黨領袖的抨擊，並沒有隨着他在鄧迪補選中的勝利而結束。丘吉爾在談到《許可證法案》時說：“貝爾福在這個問題上使用了非常強硬的措辭。”丘吉爾希望該法案，能通過限制酒館的數量，遏制酗酒行為。

“現在，軟弱的人卻常常使用強硬的措辭，而且案子越弱，措辭越硬。”加入自由黨後，丘吉爾成了一個傑出的——儘管也是最難讓人想到的——禁酒倡導者，就像支持愛爾蘭自治和其他自由措施一樣，他在做托利黨人時對這些措施幾乎沒有興趣。

酒類產業幾十年來都與保守黨關係緊密，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丘吉爾所處的諷刺局面：他盡情地享受着烈酒（雖然幾乎從不過度飲用），同時也在抨擊它。現在，由於上議院威脅要否決該法案，他指責托利黨成為“私產的瘋狂捍衛者，私權的盲目擁護者”。

丘吉爾對上議院持續不斷的攻擊，至少在自由派的眼中，尤為令人欽佩，因為他的很多家人都在上議院，除了他的堂兄——馬爾伯勒公爵，和表兄——羅克斯伯勒公爵，其他親戚還包括他的姑父——特威茅斯和溫伯恩兩位勛爵，他的遠房堂兄——倫敦德里侯爵，他的姑父豪伯爵，克萊門汀的堂兄——艾爾利伯爵和傑克的岳父——阿賓頓伯爵。

不出所料，其中有幾位並不欣賞他的反貴族立場，這甚至讓他與自己的堂兄桑尼·馬爾伯勒產生了嫌隙，他們既是好友也是布爾戰爭中的戰友。11月，上議院否決了《許可證法案》，馬斯特曼就此做了這樣的記錄：丘吉爾“用刀扎着麵包，幾乎說不出話來”，然後宣布說：“我們將在6月提交給他們一份預算，他們會害怕的。他們已經發動了階級之間的鬥爭，他們最好小心點兒。”他威脅着要攻擊的，正是他自己的階級，但他對此似乎無動於衷。

1909年1月30日，在諾丁漢的一次會議上，丘吉爾發表了一段，很多年以後都拴着他脖子的評論。他將托利黨描述為“一個富人反對窮人的政黨，一個各階級和他們的依賴者反對大眾的政黨，一個幸運的人、富有的人、幸福的人、強大的人，反對被拒之門外的、數以百萬計的弱者和窮人的政黨”。甚至到了1944年，還有左翼記者引用這些話來反對他。

1904年，英國與法國簽訂了《友好協議》（實際上是結盟），對德意志帝國日益增長的侵略傾向表示關切，尤其是在海軍建設規劃方面，其明顯動機就是要威脅英國皇家海軍。儘管如此，丘吉爾仍然堅持他那個不受歡迎的觀點，即國防開支應該儘可能保持在低水平。

2月9日，丘吉爾、勞合·喬治、愛德華·格雷爵士，以及和平主義者、印度國務卿約翰·莫利等向阿斯奎斯提出，如果海軍大臣——雷金納德·麥肯納的6艘新無畏戰艦真的造出來，他們就集體辭職。

勞合·喬治與丘吉爾的社會改革措施

第一海務大臣約翰·“傑基”·費舍爾堅持認為，有必要跟上德國海軍建設新計劃的步伐，這些鐵甲戰列艦的重型火炮，與蒸汽渦輪推進裝置相結合，令其他戰艦都成了過時之物。丘吉爾從他父親的經歷中學到，想要就國防預算問題提出辭職，就需要集體行動，而不是單獨行動。

他曾對曼徹斯特的聽眾說：“有些政客認為，通過鼓吹一項誇大其詞、聳人聽聞的軍備開支政策，來贏得廉價喝彩是值得的。更有一些人會崇拜這樣的政客，而我並不是其中一員。我一直反對這樣的政策，就像我父親在我之前所做的那樣。”

然而，其他內閣成員都反對這4位大臣的做法，白廳的人們紛紛開玩笑說，麥肯納想要建造6艘無畏戰艦，勞合·喬治和丘吉爾卻只想讓他建4艘，所以政府折中了一下，決定建8艘。丘吉爾一直在尋找軍事領域的技術突破，一方面是為了省錢，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那天生就不安分的性格。

早在1909年2月，在航空史的最早期，他就開始思考空中力量在軍事領域的應用，當時他告訴帝國防務委員會的航空導航委員會說：“飛機的使用問題是重中之重，我們應該與懷特先生本人溝通，要積極有效地運用他的知識。”

丘吉爾後來一直都是空中力量的有力倡導者，一旦獲得了相應的職位，他就建立了英國海軍航空兵，並主張為皇家飛行部隊，也就是後來的皇家空軍提供適當的資金。3月24日，丘吉爾提出《貿易委員會法案》。這是他提出的第一項重要法案，目的就是在以服裝行業為主的“血汗”行業內，建立最低工資標準和最低工作條件標準。

該法案特別具有托利式民主特色，政府需負責處罰虐待工人的僱主，同時工人的最低工資標準，也首次進入立法程序。通過大量努力，丘吉爾掌握了所有那些令人頭腦發脹的細節，學會了如何促使一項法案最終成為法律。

在之後那些年堅持不懈、埋頭苦幹的立法工作中，委員會及專責委員會，條例草案的一讀、二讀、三讀、修正案、辯論過程、議會斷頭台（關閉動議），以及議會制定法律的所有其他程序，幾乎都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和本能。

1908年—1911年，丘吉爾與當時已經成為財政大臣的勞合·喬治密切合作，確立了他們作為那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改革者之聲譽。自1907年至1908年的經濟衰退以來，失業率的上升促使丘吉爾引入了職業介紹所，給失業工人提供與潛在僱主接觸的機會。

他聘請威廉·貝弗里奇負責建設職業介紹所，到1910年3月，總共建成214個。他還為商店的店員爭取到了一周放假半天的機會。1908年的《老年人養老金法案》，首次頒布了給60萬老年人，每周發放5先令（約合今天的23英鎊）養老金的條款，這項開支每年共計400萬英鎊。

丘吉爾在談到這筆數額非常有限的養老金時說：“這筆錢並不多，但總比沒有要好得多。”1911年，勞合·喬治和丘吉爾一起推出了，第一個全國性強制失業保險計劃，到1913年10月，通過236個地方保險委員會和2.35萬個協會及分支機構，該計劃開始為1470萬人提供保險。

他們還一起創立了倫敦港務局，一起通過了1908年的《煤礦（八小時）法案》和1911年的《煤礦法案》，前者減少了礦工被迫工作的時間，後者改善了煤礦安全（順便也為礦井下工作的小馬，減少了生活的嚴酷）。他們還計劃給身為父母的人提供所得稅補貼，這項計劃很快就被戲稱為“頑童”。

《參考文獻》

索姆斯，《克萊門汀》，49；

吉爾伯特，《丘吉爾與轟炸政策》，5；

格拉胡斯，《你的議員》，26；